鲁迅在《忽然想到（九）》中说：“阿Q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他又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鲁迅认为《阿Q正传》故事的时间下限是民国元年，即公元1912年。按理说，作者的话最有权威。但是，我们经过复核小说的内容以后发现，1912年说并不准确。 《阿Q正传》故事的时间跨度有好几年，但重点是写宣统三年，即1911年。从第三章的后半开始，事情均发生在一年之内。第三章的后半、第四章，故事发生在春天；第五章，天气“很温和”，“颇有些夏意了”，季节大概是春末或夏初；第六章，中秋之后；第七章，写明时间是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公元1911年11月4日）以及以后的一两天；第八章，时间为“暮秋”，赵家被抢时“这一夜没有月”。在九月十四日以后没有月亮的日子，只可能是月尾，或者因为天阴。但最迟不迟于阴历九月三十日，即公元1911年11月20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日子往后推算：赵家抢案发生“四天之后”，阿Q于半夜被抓进县城，被审了三次，关了两夜；他于赵家被抢后的第七天被杀害，具体的时间，不会在1911年11月27日之后，只会在这之前。可见，《阿Q正传》的故事并没有延续到1912年。 当然，小说的时间不会像历史、人物传记那么实实在在，不应钻牛角尖。但在小说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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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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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弟兄》中的张沛君，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其复杂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有分歧。第一，他是真人真事为主的呢，还是综合性的人物？在《弟兄》中，确乎融入了鲁迅、周作人的某些事迹。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说“沛君的生活就是鲁迅自己生活的一面”；周作人也讲当中的“主要的事情是实有的”。此外，小说还出现了“信”（羽太信子，周作人之妻）和“索士”（鲁迅译《地底旅行》时用的笔名）这样的名字。因此，许、周的说法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当中的“自己的三个孩子”，等等，显然和实际情况对不上号，更不用说人物的思想感情了。作家创作，以自己的某方面的生活为依据，再进行虚构或综合；从某些生活经历生发开去，写出崭新的人物，这是常有的事。因此，张沛君应该是一个综合的典型，不宜夸大他近似鲁迅这一面。第二，张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还是也有坏的一面呢？许寿裳从张沛君和鲁迅的生活有相同的一面出发，得出“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这一结论，自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也不能说张沛君没有坏的一面，没有被人看不起的地方。有同志认为，张沛君只从梦境中表现出潜意识，并没有行动，不应以这梦为根据而苛责沛君。诚然，从表面上看，他对兄弟的关切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他自己也是以这点而自豪的，也许并没有怀疑自己的诚实。可是，鲁迅是解剖人类灵魂的能手，他通过对梦境的描写，把也许是连张沛君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思想给翻了出来。我们说张沛君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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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的娜拉。挪威作家易卜生在剧本《玩偶之家》所写的娜拉，不安于做丈夫的玩偶，后来离家出走。可是，冲出去问题就解决了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 鲁迅在1923年所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说：娜拉“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这几句话是我们理解子君的一把钥匙。 子君的道路是回来，回到父亲的身边，在窒息人的气氛中死去。曹禺的《日出》中的陈白露，她的道路是堕落，在上层社会中鬼混，“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一直陷于泥潭中不能自拔，最后只好服安眠药自杀。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可见，社会上的“娜拉”，确乎在走着这么两条路。 鲁迅是同情娜拉，同情子君的。当有人说所见的易卜生的剧本，“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时，鲁迅曾加以批评。这反映出鲁迅对妇女解放的坚决支持，对让娜拉回家的论调表示义愤。但是，事情却相当复杂。由于《玩偶之家》的结尾捅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马蜂窝，于是，“代表‘上流社会’的舆论和报纸对于这出戏的结尾提出了严重抗议。剧院不敢上演，要求作者把第三幕改为‘大团圆’的结局”（《易卜生戏剧四种?译者序》）。结果怎样呢？“易卜生在剧本上演时就不得不给它换上一个圆满的结局，用伤感的收场代替了原来的那个富于戏剧性的结尾。”（《易卜生论》，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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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36年9月所写的《死》这篇文章里，曾说他被欧洲的肺病专家誉之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这个专家甚至说，患了鲁迅这么严重的病，“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些话，使鲁迅的朋友们，如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等落了泪，可是，鲁迅却说“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指肺病专家）的宣告”，心里念念不忘的是虽死也决不宽恕一个敌人。这里，表现出一种极为可贵的对疾病、对生死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和对敌人决不妥协的革命精神。 关于鲁迅的病，好些鲁迅年谱都有所记述，为的是学习鲁迅的这种态度和精神。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可以进一步斟酌。如有的年谱说：在1913年，“鲁迅在袁世凯黑暗统治下，心情郁闷，健康情况时有不佳。一、二、三、五、八、十、十一、十二月均曾染恙，牙病、胃病、咳嗽时有发作”。又如说：在1918年，“由于工作与生活十分紧张，在七月、九月、十一月发病数次”，这些地方就给人一种琐碎的感觉，而且，在1918年内，所列的患病月份也有遗漏。查《鲁迅日记》，该年除7、9、11这3月曾发病外，1、5、8、10这4个月，也有发病服药的记载，如1月30日，“胃大痛”；10月7日至11日，因病请假。我的意见不是说要把患病的月、日都一一列出，而是说，这样写，不容易全面或者要花很多时间，同时，也没有很大的必要。因为鲁迅在随便哪一年，大约总会生一些病，至少在1912年以后（1922年除外），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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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1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我所看到的谈及这个问题的论文等均以此为根据，认为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删去美育，这使鲁迅感到极大的愤慨。如钱稻孙就说：“关于临时教育会议。我……没有参加……在会议上也曾议论过美育；可谁也不懂美育究竟该怎么办，所以就删除了。当时我和鲁迅都很惋惜。”（见《鲁迅研究资料（4）》，第212页）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临时教育会议是辛亥革命以后的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于7月10日开会，8月10日闭会；鲁迅以部员资格出席部分会议。关于“删美育”，他只说是“闻”，是听到有人这么说。根据《临时教育会议日记》等文献，7月12日以前的会议，均无关于“删美育”的记载，而以后讨论通过的各项提案，也没有删去美育的事实。例如“部令第十二号小学校令”，规定初小和高小均设图画、唱歌等课。又如7月18日，会议讨论教育宗旨案，该案即强调“道德教育，以实利及武勇两主义济之；又以世界观及美育养成高尚之风，以完成国民之道德”。19日通过该案时，还强调：“美育一层，加入中、小学校、师范学校教则内，俾知注意。”（《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303页）会议上自然有争论，例如审查“小学校令案”时，“有谓‘道德教育’四字须改为‘德育、美育’者，有谓‘并其生活’之‘其’字应改为‘公民’或‘国民’者，颇费讨论”。又，在“小学校令”中，规定初等和高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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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求乞者》三次写到“夹衣”；两次写“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一次是写“我”沦于求乞的处境，“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有的同志对散文诗写“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很不以为然，说：“为什么乞丐不可以穿夹衣，何况还没有说这夹衣的新旧？”言外之意似乎是责怪作者对乞丐缺乏同情。——其实，讨乞的孩子“也穿着夹衣”这一事实，是“我”用以证明乞丐并不是悲戚，证明他的“哀呼”“装着手势”是假的根据。可是，这根据并不充分。试看，当“我”也将求乞时，夹衣抵不住微风（才仅仅是微风呀）送来的秋寒，作者用了“穿透”两字，说明寒气迫人。“我”当然不等于鲁迅。从上述对比来看，作者并不同意“我”认为讨乞的孩子“不见得悲戚”的判断。这种冷漠的感情正是作者要批判的“国民劣根性”的表现之一。（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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