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山 二十八年前，我成为蒙树宏先生鲁迅研究的弟子。蒙先生斯文而淡然，见到学生，圆圆的脸永远微笑。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蓝布帽，还有黑布鞋，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第一堂课，他和我面对面坐在旧木头书桌边，一辈子不会忘记。他安排第一个学年的功课，就是每天到学校图书馆翻阅清末民初至一九四九年以前所有的文学杂志刊物。《新青年》更是重点，每一本每一期都不能漏。有疑惑或有价值的资料尽量摘录。每星期总有半天向蒙老师汇报学习心得，困惑的东西也往往得到解释。 蒙先生说，第一手资料最重要，一定要不厌其烦认真消化。对于某些新史料或新问题发现，反复考证、质疑，要敢于否定自己。若有所得，更要如履薄冰，要有旁证、佐证，才能说服别人，说服自己。 有一次，我偶谈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问题，对鲁迅日记中语焉不详处讨教蒙先生。蒙先生罕有地表扬我读得认真，钻得深。他认为，只有当事人清楚的事，旁人和后人不能随意妄加评论。蒙先生说，东北师大的蒋锡金老先生比较有发言权。但无论如何，鲁迅先生与周作人的人品人格，以及他们各自走完的人生道路，鲁学界都有共识。围续这个问题，蒙老师认为鲁迅研究者要注重史识，更应该有史德。做学问的人，要有实事求是之心，而无哗众取宠之意。 蒙先生是广西人，解放前后考取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大学中文系当研究生。李广田、王瑶老先生都曾给他授课。一九五三年调进云南大学中文系教书，一直至退休，他扎根昆明近六十年。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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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周作人，在家乡、在南京、在日本、在北京，一起相处的时间近30年。仅据鲁迅日记所记，他给周作人的信就多达495封，关系极为密切。因此，研究他们的关系很有必要。鲁迅和周作人是同胞兄弟，有相同的家庭背景，年龄相近，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一样。在青少年时期，不但文艺活动、文艺思想相一致，连政治态度、思想、感情也相似或相同。由于后来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因此人们往往忽视他们相同的一面而只强调相异之点。这是不完全合适的。譬如说，鲁迅和周作人在一段时间里，对科举考试、对维新思想的态度，以及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相似或相同的。鲁迅只考过一次秀才（未考完），周作人则考三次均落了榜，但仍相当入迷，甚至做了恍惚迷离的科举梦。1900年2月21日，他于“黎明梦一家匾上题‘花甲登科’四字，左题‘光绪甲申年’，右则漫漶不可辨。未知何祥也，故笔之”。（《鲁迅研究资料（9）》，第138页）鲁迅呢，周作人认为他对科举“是‘跛者不忘履’，内心还是不免有迷恋的”（《知堂回想录》，第53页）。这虽然不是定论，但我觉得有符合实际的一面。如果说在鲁迅和周作人合写的《祭书神文》中，写到“他年芹茂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等只可以作为旁证，那么，鲁迅于1898年12月18日参加会稽县试，就应视为直接的证明。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没有“跛者不忘履”的内因，别人就无法把他硬拉进试场。当然，鲁迅在县试未放榜前就去南京了，并没有参加府、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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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5日（旧历八月初三），诞生于浙江省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周家，名樟寿，号豫山，后改为豫庭，再改作豫才。1898年到南京读书时改名为树人。“鲁迅”则是1918年写《狂人日记》时才开始用的笔名。 本年，曾祖父以埏（字苓年）已卒，曾祖母戴氏（约1814—1893）还健在。 祖父名致福（1838—1904），后改福清，字介孚，1867年中举人，1871年中进士，1874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县知县。1878年因案被革掉了知县职务，改充教官；1879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10、11月间到内阁任职（据《东华续录》，光绪卷115浙江巡抚嵩骏奏本）。祖母孙氏已卒，继祖母蒋氏（1842—1910）还健在。 父亲凤仪（1861—1896），又名文郁、仪炳、用吉，字伯宜，闲居在家。母亲鲁瑞（1858—1943），是举人鲁希曾（做过户部主事）的三女，“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7〉，第82页），思想比较开通（放脚、剪发，喜看报纸和关心时事）；当鲁迅往南京读书时，“时人尚迷恋科举，多以改途为非，相率阻止，先母弗听焉”（周作人：《先母事略》。收在《文坛史料》一书中）。鲁迅曾佩服地说：“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年，也许要成为女英雄呢。”（《欣慰的纪念》，第146页） 本年，距1840年的鸦片战争41年，距1850年的太平天国起义31年。 2月，中俄签订《伊犁条约》，沙俄把我国伊犁西部的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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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长庆寺和尚龙正贤（法名“龙祖”）为师。鲁迅在1936年回忆说：由于迷信，“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6〉，第575页）。 按：龙正贤所赠的银八卦（据绍兴鲁迅纪念馆的《鲁迅先生的故乡及先生青少年时代有关资料》中的照片）上面有“三宝弟子法名长根”八字。因此，法名应为“长根”而不是“长庚”；或者因为音近，“长根”即是“长庚”的另一写法。 本年，许寿裳生（1948年卒）。 4月19日，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卒，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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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尼采的学说正在日本风行。这股“尼采热”感染了鲁迅。他之所以赞同和提倡“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解放主张，主要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这种主张作为战斗武器，作为自己理解的革命道路，但很明显，这当中包含着鲁迅受尼采等人影响的因素在内。 尼采（1844—1900）在世时比较潦倒，默默无闻，但死后不久，声誉却与日俱增，并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萧伯纳、夏目漱石、森鸥外等，都受过尼采的影响。日本作家想以尼采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作为振兴日本民族的思想武器。在我国，章太炎、郭沫若、茅盾以及高长虹、丘东平等，都曾深受尼采学说的影响。郭沫若在《匪徒颂》中，向尼采、达尔文、哥白尼这些“学说革命的匪徒们”大喊“万岁！万岁！万岁！”茅盾也说：“我那时所以对尼采有兴趣，是因为尼采用猛烈的笔触攻击传统思想。”《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33页。此外，高长虹喜欢写尼采式的诗歌，丘东平在1935年还说：“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者，马克思的辩证……”转引自《沫若文集（8）》，第394页。 鲁迅到日本后，对尼采发生兴趣，这是事实。当时他“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尼采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一册多年保存在他书橱里”《鲁迅的故家》，第390页。。早在1907年，他在《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就以赞同的态度引用过尼采的一些话。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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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惟达 上月春节期间，因乔中之托，到医院看望蒙树宏先生。走进病房，蒙先生在床安睡，护工见有人进来，轻轻地将他唤醒。看起来，蒙先生气色还很红润，我凑进前询问，但先生口中嗫嚅，说今天天气好，已经认不出人来了。回想起就在半年多前，蒙先生穿着惯常的蓝色中山装，戴一顶红色旅游帽，提着一个旧文件包，行走在校园中的身影。也就在那时，蒙先生还专门问我，现在出版的书中，有没有适合老人年看的大字本？更早些的三年前，蒙先生每天到书院他的工作室去编辑他的文集，从早至晚，与孤灯相伴。那时他八十八岁。 蒙树宏先生是云大中文系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从未懈怠，其坚守精神与累累成果，为后辈学人所感佩。蒙先生待人谦和平易，不管对方身份是什么，称呼常用“同志”，哪怕是自己教过的学生也不例外。蒙先生说话，带有浓厚的南方口音，因为怕人听不懂，总是慢声细语，温文尔雅。对中国现代文学及云南文学界那些过往的历史，蒙先生清清楚楚，烂熟于心，遇到有谁向他请教，热情而坦诚，倾其所知相告。学界称蒙先生“心志淡泊，性情宁静，甘守寂寞，不汲汲于名利，故能沉潜学术，探颐致远；治学严正平实，一丝不苟”。 观蒙先生的一生，历尽沧桑，与国家命运相沉浮。求学治学的道路坎坎坷坷，但始终坚守着一个向学的信念，以书为友，以笔为友，故终成大器。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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