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日，发表《流氓的变迁》和《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前者谈到《水浒》，鲁迅认为这部书：“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4〉，第155页）鲁迅肯定《水浒》对招安路线的批判，鞭挞当时为蒋服务的奴才们。后者则指出新月社对蒋介石的诤谏，不过是“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意思”（〈4〉，第159页）。 20日，“寄淑卿信，托由家用中借给霁野泉百”。 按：这是借给为韦素园治病的。李霁野曾说：“1930年1月素园病再发，鲁迅先生虽然自己已很窘急，却从北京寓所的用度中挤出百元来，供给我们为他治病。”（《忆鲁迅》，第46页） 22日，“夜方仁来，还陆续所借泉百五十，即以百廿元赔朝花社亏空，社事告终”。 按：关于这事，鲁迅在《致李霁野》中曾说：“朝华社之不行，我早已写信通知。这是一部分人上了一个人的当，现已将社停止了。”“我这回总算大上了当，不必说了。”（〈12〉，第2页）本来，组织朝华社是王方仁提议的，鲁迅大力支持，但是，王方仁“似乎别有所忙，时常往来于上海、宁波之间，有时急待他接洽什么，总老等他不来……卖出去的书，据说一个钱也收不回……这时〔王方仁〕对于译书事忽然不热心了，颇有十问九不理的样子。在某天，他宣布不能继续了，他哥哥的店不肯再代设法……”（《欣慰的纪念》，第70页）。 24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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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白平阶、宣伯超二人，是云南现代文学界异军突起的乡土文学作者。 白平阶（1915—1995），云南腾冲人，回族，经名为素勒伊摩乃。他从1935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卢沟桥事变前后，任《云南日报》记者；1942年，曾短期负责《昆明周报》文艺版的编辑工作。他的作品有话剧《主仆之间》（独幕喜剧），小说《古树繁花》《路工》《蛮荒》和散文《栗子》《苦茶》《腾冲骊驹行》等。除此以外，还有作品集《驿运》，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1月初版，属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集第二册，收入《驿运》《跨过横断山脉》《金坛子》《风箱》和《神女》五篇作品。 《古树繁花》描写在战争的动乱里，一个大家庭中的晚辈对外婆和外婆对她的哥哥的紧密感情联系。作者说，这篇小说，是“想接触一个中国固有文化的伦理问题，想表现我们民族特有的‘孝’，在民族的构成上，尤其当战争之后，它发生一些什么作用！”因此，古树繁花就是指传统的伦理道德“孝”所结出的硕果；或者说是用古树来象征由民族优秀意识维系的大家庭，而繁花则指家庭人丁兴旺。这和《苦茶》的主题有相似、相通之处。《苦茶》的内容是：友人爬山时曾在茶棚饮茶，因发现口袋空空无法付钱，说由后来的伙伴付。卖茶的老奶奶很自然地说：“不相干。钱不便可以！”还殷勤地告诉他如何绕过被洪水冲断的路。后面的伙伴到来也饮茶，但付钱时老奶奶并不说及前事，同样殷勤地告知如何绕道行走。于是，友人反复叮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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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5日，赠白莽以斯特朗所著的《中国游记》。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说：“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4〉，第484页） 16日，夜，柔石来；明日书店想印鲁迅的译著，托柔石来问版税的办法。鲁迅将“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4〉，第484页）。 17日，柔石等在东方饭店开秘密会议时被捕，由于口袋中有鲁迅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牵涉到鲁迅。柔石于24日以赵少雄的假名写信给冯雪峰，说：“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录自〈4〉，第485页）。这一方面是提请鲁迅注意，另一方面说明住址未暴露。这封信由王育和转给魏金枝，再由魏托周建人转给鲁迅看；现北京鲁迅博物馆还保存着鲁迅抄录的该信全文。（据《鲁迅研究资料〔5〕》第391页和1976年第6号《破与立》第70页） 19日，报上登载：“上海连日破获共党机关多处，鲁迅亦被捕。”（据第8卷第5期《国闻周报?国内一周大事日记》）当时，因为怕被牵连，鲁迅“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4〉，第485页）。 20日，“下午偕广平携海婴并许媪移居花园庄”，住于花园庄旅馆副楼楼梯底下靠里边的一间原来是工友住的小屋里（据《上海〔3〕》，第129页）。 21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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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作者，是组成云南小说园地的一支重要队伍。除李广田、沈从文、冯至、陈铨等著名作家外，还有林抡元（林元）、汪曾祺、方龄贵（辛代）、王铁臣（田堃）、刘北汜、卢福庠（卢静）、刘兆吉、蔡汉荣（马尔俄）、李金锡等一批新人，可谓群星闪烁。 李广田的小说，已在第二节中论及，这里不再复述。沈从文出版的《主妇集》《长河》，写于抗战以前或来云南之前（《长河》到昆明以后曾重写），这里略而不论。他的小说，和云南关系比较密切的是《王嫂》《乡城》《动静》，前两篇比较受人重视。 《乡城》着重批评抗战宣传工作中的一些缺点：一个由青年组成的服务团下乡宣传抗日，但张贴的红绿标语却用“美术字，歪歪斜斜，不大认识”；而代出征军人家属写的信，满纸学生腔，如“我忠勇的健儿，时代轮子转动了，帝国主义末日已到，历史的决定因素不可逃避”，连县长也不大看得懂。此外，又没有“收信人军队番号，也不知驻防地点”。作者深为慨叹，在文后的“附记”中说：“‘下乡宣传’，这件事自然很好。可是宣传并不只是靠‘热情’，还需要知识……想教育乡下人，得先跟乡下人学学……” 《王嫂》的主人翁是一个善良的女仆，她信服“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格言。小说写她乐天知命的性格，颇为生动。但是，主人翁心中也自有悲痛：女儿因生孩子而死去，儿子在敌机轰炸时险遭不幸。尽管她白天“只是微笑”，“到晚上，却悄悄的买了些香纸，拿到北门外去烧化。她想起死去的女儿……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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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5日，“得汤、杨信及小说稿”。10日，“晚复杨、汤信，并还小说稿”。 按：这里所说的小说稿，是沙汀（杨子青）的《俄国煤油》和艾芜（汤道耕）的《太原船上》等。他们在去年12月收到鲁迅的回信后，又把自己的作品寄去请求指导。鲁迅说作品写得朴实，亲自把小说稿送到他们的家里（据茅盾、巴金等《忆鲁迅》第8页和《新文学史料》第1辑，第79页）。 8日，作《“非所计也”》，揭露蒋介石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不抵抗、对革命群众却残酷地加以镇压的罪行。这是《南腔北调集》的第一篇。 按：蒋介石在深重的国难面前，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反动主张。除本文外，鲁迅在1933年写的《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九一八》（均见《南腔北调集》）《逃的辩护》《崇实》《对于战争的祈祷》《战略关系》（均见《伪自由书》）等文，就是抨击蒋介石政府对外投降、对内杀戮的政策的。又，《“非所计也”》发表于《十字街头》第8期。该期标为1月5日出版——出版当是延期的。 23日，作旧诗“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并书赠日本高良夫人。该诗歌颂了革命力量的兴起，誉之为“劲草”“春华”，并揭示了反动派的没落。 28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挑起事端，战事爆发。鲁迅“看见红色火线穿梭般在头顶掠过”，乃“急退至楼下”，而他的“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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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子华（1912—1996），云南洱源县人，白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1937年6月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上海前夕，他离沪赴香港。1938年初经河内回到昆明，即被捕，经家人营救后获释。龙云批示云：“命其父领回，严加管束，并发交政训处服务三年，以资察看。”从此，他被派往滇黔绥靖公署政治训练处第二科（宣传科）工作，历任编辑股股长、副科长、科长之职。后来又调昆明行营政治部政治大队任科长、大队长一年多。1944年末，被派往民政厅，先后任33区（含澜沧、沧源、双江、车里、佛海、南峤）和4l区（含邓川、剑川、洱源）的政务督导员，深入这些地区达八个月之久。 1939年，马子华在重庆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举办的新闻研究班，受训三个月。研究班结束后，他在渝修改《大后方》原名《小城春秋》，1941年春脱稿。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批示：“因暴露抗战期间后方情形，暂缓发表。”《复兴日报》原拟从1948年元旦起在副刊上连载，未果。。这部中篇小说描写一个县的情景，以暴露落后、黑暗面为主。抗战的中后期，他还在昆华一中、求实中学、云瑞中学、昆华师范、昆华女中等校兼任教职。 从1939年1月起，马子华一直连任“文协”昆明分会理事。他编辑过《抗战周刊》《抗战通讯》和《民国日报》副刊《驼铃》（第1至105期）。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9年4月，他被聘为云南省文联名誉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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