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2日，“往女师大维持会”。会议推举校长，提议由教育维持会主席易培基充任，并派代表持公函前往敦请。会上，还宣布女师大出席国立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的代表的通信选举结果，鲁迅等8人当选。（据《北师大史料》，第289、291页；《天津师院学报》1977年第6期，第70页） 10日，鲁迅主编的《莽原》半月刊第1期出版，刊出鲁迅的著名论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该刊于1927年11月25日出了第3卷第21、22期合刊后停止。 同日，“下午往女师大校务维持会”。这是维持会最后一次开会，决定本月13日开会欢迎易培基来校就职，维持会即于是日“发表宣言，自行解散”，会议还当场起草13日的宣言并一致通过。（《北师大史料》，第289页） 13日，上午赴女师大参加由许寿裳主持的欢迎新校长易培基大会，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致欢迎词，大意是说：一、易校长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钦佩的”；二、同人的责任已尽，“将来的希望也已经有所归属”，“从此本会就告了一个结束，自行解散”（《北师大史料》，第290页）。 15日，上午参加女师大教职员代表第一次会议，下午赴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上午的会议通过女师大派出代表参加明日的九校教职员代表全体赴国务院索薪的活动，并推举鲁迅和陈启修为女师大“发言代表”。索薪的具体目标为：“要求阴历12月20日前发四个月薪，当日，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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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日，应厦门大学泱泱社的邀请，到学校后面南普陀的小山冈上照相。除集体拍照留念外，鲁迅还在龙舌兰丛生的坟的祭桌上，照了个人相。他对该社的青年说，个人相将寄到上海去，印在《坟》上面，就算表示那集子里的几篇杂文，是被埋葬了的坟。鲁迅在照片上题字：“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据1956年第10期《文艺月报》第32页和《鲁迅》照片集） 4日，“下午赴全体学生送别会。晚赴文科送别会”。 在全体学生送别会上，林文庆校长和教育系主任孙贵定陪坐在鲁迅左右，仪式相当隆重。会上，有厦大女生同学会致语和厦大全体学生致语，表现了学生们的依依惜别的心情和鲁迅对厦大的巨大影响。在送别会发言中，还有学生把《论语》上子贡推崇孔子“温良恭俭让”的话来赞美鲁迅，说以周夫子来比孔夫子，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在答词中针对这说：我不敢当！说不定我明儿，会变成一个小偷，或一个土匪的。（据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展品《鲁迅先生纪念集》第3辑，第170页；1956年10月号《长江文艺》，第10页） 本日共照相三张，即“厦岛留别鲁迅先生”“厦大学生会欢送鲁迅先生大会摄影”、“厦大浙江同乡会欢送鲁迅先生赴粤摄影”（据《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1集，第138、139页）。 5日，寄许广平信，说：“这几天，‘名人’做得太苦了，赴了几处送别会，都要演说，照相。我原以为这里是死海，不料经这一搅，居然也有了些波动，许多学生因此而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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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发表《创造周报复活预告》，说鲁迅任该周报的“特约撰述员”。据去年12月3日《时事新报》所刊登的《创造周报》复刊广告，该周报应于今天出版。但是，因为有些人另有主张，复活《创造周报》的打算没有实现，鲁迅与创造社一些同志联合作战的协议作废了。 按：这个《复活预告》，该期《创造月刊》只有少数刊物登载了，大部分刊物并无这预告，而代之以《〈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要启事》；在封三的最下方，还以“附注”的形式说：“后面关于《创造周报》定价广告一则，显系误印，当即声明取消。” 8日，“晚立峨来，即同三弟往旅馆，迎其友人来寓”。 按：立峨姓廖，原是鲁迅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学生。和他同来的，还有另外二人，共三人。他们把鲁迅“当作家长了，供给膳宿，津贴零用，一切由先生负担”（《欣慰的纪念》，第64页）。 10日，“复易寅村信并还薪水六十”。 按：因为易任校长的劳动大学镇压革命学生，所以鲁迅坚决辞职，不肯再去授课并拒收薪水。 同日，《未名》半月刊由北京未名社出版，该刊物是根据鲁迅的提议，接替已结束的《莽原》而出版的。1930年4月30日，《未名》在出满第2卷以后停刊。 15日，《文化批判》创刊，共出了五期。当中不少文章把鲁迅当作批判的靶子，甚至叫鲁迅为“老生”，说他“醉眼陶然”，认为鲁迅等是“以趣味为中心”，而“趣味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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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初期，云南的刊物上很少有小说。因为这种文体要求对生活素材有较长时间的消化过程，而当时，作家或心情处于极为亢奋的状态，或四处奔走，很难静下心来。 1937年11月创刊的《文艺季刊》是比较注重小说的，但它所刊登的，如《劫》《耳朵》等，主要是承接20世纪30年代初期乡土文学的传统，并没有直接反映抗战爆发后新的现实。该刊第二期的《慧星》，虽然说明是“用抗战为背影”，写几个女性毅然到“前线上为国效劳”，但它是根据《夜雾》修改而成的，写作时间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 较早反映抗战现实的小说，1937年8月有周辂的《铁蹄下》；1938年有陈铨的《蓝蚨蝶》、白平阶的《跨过横断山脉》、马子华的《福地》和欧阳震铎的《赵教官》。 1938年5月7日，报上登出“文艺季刊社第三期墙头小说特辑征稿”的广告。以后，又发表《墙头小说理论》等文。关于墙头小说，早在1932年，陆万美就在北平《世界日报》上撰文提倡，强调小说的短小精悍，更贴近群众的生活和欣赏习惯。这和提倡通讯、随笔、杂感等的用意相似。但是，在抗战初期，发表的墙头小说并不多，影响也不大。 小说创作，到1939年才逐渐多了起来。这一年，比较受人注意的小说有：白平阶的《金坛子》《神女》；马子华的《布鞋》《飞鹰旗》和周辂的《石碑山的火》等。但是，由于人们生活越来越艰难，加上国民党政府一系列的反动措施，特别是“皖南事变”的发生，使文学界面临一场浩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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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7日，《语丝》第4卷第52期出版，从此鲁迅不再任该刊编辑职务。他说：“《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积了半年的经验之后，我就决计向小峰提议，将《语丝》停刊，没有得到赞成，我便辞去编辑的责任。小峰要我寻一个替代的人，我于是推举了柔石。”（〈4〉，第170、172页） 按：鲁迅于1月11日晚上，请柔石负责看《语丝》的“来稿并校对”（《鲁迅研究资料〔7〕》，第51页）。 10日，“付朝华社泉五十”。 按：朝华社于去年12月成立后，积极出版《朝花周刊》并准备出版《近代木刻选集》《蕗谷虹儿画选》等。鲁迅先后以“付”“交”“借”的名义拿出450元，支持朝华社开展社务（分别见本年1月20日、3月5日、6月16日、10月9日和14日的《日记》）。 2月 17日，作《“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竟然把自署“革命军马前卒”的先烈邹容的事迹列入“落伍者的丑史”内，他们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已经茫然”，讽刺他们对革命传统的背叛。 21日，“晚移至十九号屋”。 按：景云里十九号是弄内的第一间，朝南又兼朝东，光线较好。鲁迅搬到十九号后，周建人仍住十八号，中间打通一门，便于两家来往（据《日记》和许广平的《景云深处是吾家》）。 3月 5日，“通夜校《奔流》稿”。 25日，作《〈奔流〉编校后记（九）》。鲁迅针对有人攻击翻译《文艺政策》是不甘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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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田（1906—1968），山东人，原名王锡爵，后过继于舅父家，改姓名为李广田。他使用的笔名有曦晨、洗岑、黎地、望之等。1941年，他从四川叙永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1946年联大复员。1952年，他从北京到昆明，先后任云南大学副校长、校长。两次留昆，共达21年之久。 李广田一生均在教育岗位上，只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活动。他是我国现代散文家中的佼佼者。但在抗战时期，在云南，他的主要成就则在小说，有短篇小说集《欢喜团》《金坛子》和长篇小说《引力》。 《欢喜团》，1943年由桂林工作社出版，内含《追随者》《废墟中》《两老人》《欢喜团》《子午桥》《朝》。《两老人》和《子午桥》均从侧面写到抗战：两老人的儿子去打仗，刘家二少爷也偷偷地跑上前线，“我”则“要加入一个部队”；《子午桥》中的李炳然从小个性刚强，反复说“要制服老子是比登天还难的”，在故乡沦陷后，他在反抗斗争中“死得很好”，无愧为中华好男儿。 《废墟中》和《欢喜团》写昆明的战时生活。前者着重塑造王木匠的性格特征：敌机把六家人所住的院坝炸为废墟，疏散到外地的人陆陆续续回来后，发现院坝已被木匠收拾得“到处干干净净，齐齐整整”，连旁边的“小菜园已是充满了葱葱茏茏的绿意”。王木匠有他的缺点，但他不乏善良和不屈服的一面。《欢喜团》更多的是表现抗战中下层人士的生活。它在开头即以王科长的天伦之乐来衬托我（周先生）家的不幸：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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