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8日，译完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始译于1919年8月2日）。译文先后在北京的《国民公报》和《新青年》杂志上连载，1922年7月出单行本。 26日,“下午赴国歌研究会”。这个会是教育部筹设的；当时因为《卿云歌》之“音节词旨未尽允协”，所以另组研究会，“遴派部员并延聘文学音乐专家，另行商讨厘订，以期制作合宜”（第7年第1期《教育公报?部令第九十八号》）。鲁迅于1919年12月10日被任命为该会干事之后，除本日外，在4月16日、6月7日和10月10的《日记》中，均有参加国歌研究会活动的记载。 3月 20日，作《〈域外小说集〉序》，谈到该书翻译、出版的情况和重印的缘故。 按：《域外小说集》于1921年由上海群益书社重版。 4月 17日，“午后往午门”。早在1919年11月21日，鲁迅被派往清理德华总会书籍（据第7年第1期《教育公报》公牍门，第38页）。往午门就是去清书。据说，欧战以后，教育部把上海德华总会书籍没收，运北京放在午门西雁翅楼，由部派专家进行清理。他们每人下午三时至五时，“到午门楼上……把各种图书清理登记，编制草目……据说这批图书，除一部分由中国政府扣留外，后来大部分又还给德侨了”（1956年第10期《文物参考资料》，第6、7页）。《日记》从4月17日起至5月12日止，记往午门共14次，11月19日，还有“午后往午门”的记载。鲁迅曾说：这种清理、分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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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拥有众多的诗作者，如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薛沉之、何达（何孝达）、穆旦（查良铮）、卢静（卢福庠）、戈扬（杨百达）、罗寄一（江瑞熙）、杜运燮、郑敏、闻山（沈季平）等。这是一群闪耀在南国的诗星。闻一多、卞之琳在云南时期，很少或没有写诗，但他们分别领导着南湖诗社、冬青社、新诗社的活动。闻一多编辑了《现代诗抄》，撰写过不少评论诗歌的文章；卞之琳于1940年在昆明明日社出版了他在延安及太行山区所写的《慰劳信集》。他们在新诗界有巨大的影响。 在西南联大的诗歌群星中，除李广田将在本书第三章第二节论及外，成就突出的还有以下几位。 冯至（1905—1993），河北人，在云南期间，先后在同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他的《十四行集》收入了1941年创作的商籁体诗27首，1942年由桂林明日社出版。作者在该书的《序》里说：“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的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他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它蕴涵的不平凡意义：对尤加利树在秋风里萧萧作响，诗人便联想到它“是那插入晴空的高塔，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看见母狗衔小狗晒太阳，作者便浮想联翩，说“这一次的经验／会融入将来的吠声，／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在《鼠曲草》中，诗人寄托以人生理想，主张舍弃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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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日，“午后得胡适之信，即复”。这是有关《新青年》的信。在五四落潮期，《新青年》同人于1920年已发生明显的分化。胡适攻击“《新青年》差不多成‘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主张把《新青年》从上海“移回北京编辑”等等。鲁迅针对胡适要《新青年》“不谈政治”这一主张，指出：“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11〉，第371页）这时，胡适已开始和研究系接近。鲁迅知道“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因此主张“索性任它分裂”（录自《鲁迅主编及参与或指导编辑的杂志》，第10页）。 按：《Soviet Russia》（义即《苏俄》）是在纽约用英文出版的进步刊物，《新青年》从第8卷起，即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上面译载了《苏俄》周报上的大量文章。 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成立大会，鲁迅对该会的活动很支持。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它的《宣言》由周作人于1920年11月28日起草（据《周作人日记》），“郑振铎说，……经鲁迅看过……据说，当时北洋政府有所谓文官法，禁止各部官员参加社会上的各种社团；鲁迅……因此不便参加文学研究会”［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165页］。 12日，“午后往高师校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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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1919—2005），大理人，白族，1936年从家乡到昆明读书，后入中法大学。他曾加入西南联合大学的“新诗社”，参加过《中国周报》和《民主周刊》的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地方戏剧的创作、整理和改编，有滇戏《牛皋扯旨》（整理）和白剧《望夫云》（改编）等。他用过的笔名有丁奂、杨光明、柳映光等。 杨明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有小说（如《月琴回来了，弹琴的人呢？》）、散文（如《黄昏祭》）、论文（如《诗人疯子•个性解放的殉道者》），但主要是写诗。除短诗外，有约400行的长诗《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他说：在白色恐怖下，“暴力勒住我们的喉咙，要喊，就不要命！而事实上，我们也还有一些投鼠忌器，不便作声”。因此，长诗的写作颇拖了一些日子，迟迟不能完稿。一直到1945年8月16日，才“提起笔一口气写完”。 《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于1946年5月4日出版，由李广田题签，西南联大新诗社发行。全诗共11节，如《被绑出来了》《你终生信持的功课》《人不如猪》《结算，我们要结算》等。前面有何达的《我们不是“诗人”》（代序），书末有《后记》。 长诗写一个爱国的农民，不明不白地被抓去顶替豪绅子弟当兵。当官的克扣粮饷，凶狠地毒打这些壮丁，士兵忍饥挨饿，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由于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拥兵以伺机发动内战，所以“一心打国仗的人离战场的路竟这么远”，并且最后倒毙在陌生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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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4日，收宫竹心信，即复。（据〈11〉，第409页） 5日，母病，延山本医生来诊。（据《周作人日记》） 27日，除夕。柬邀孙伏园等来晚餐。下午伏园来，留宿，28日下午始离去。（据《日记》和《周作人日记》） 2月 2日，“寄何作霖信，并稿一篇”。 按：何作霖，时任《晨报》编辑，鲁迅所寄之稿，即《阿Q正传》的第九章。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鲁迅说：“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3〉，第380页） 9日，发表《估〈学衡〉》一文，迎头痛击以学贯中西自诩、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指出他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鲁迅讥讽地说：“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1〉，第379页） 23日，得胡愈之快信（据《周作人日记》）。 按：1921年，爱罗先珂到达上海，由胡愈之接待。胡的快信，乃是通知鲁迅和周作人关于爱罗先珂从上海到达北京的时间。爱氏于22日离沪，23日晚到京。 24日，由郑振铎、耿济之引爱罗先珂君来。这天，由周作人接待，安排爱罗先珂“暂住东屋”（据《周作人日记》）。 按：爱罗先珂（1889—1952），名华西利，俄国人，四岁因病失明。鲁迅在《〈狭的笼〉译后记》中说爱罗先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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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铁鹰（1917—1985），原名罗树藩，云南洱源人，白族。在上海大同大学和云南大学读书时即开始创作活动。先后用过的笔名有骆驼英、莱士、周比德等。他曾任“文协”昆明分会的常务理事兼编辑室主任。1938—1939年间，与徐嘉瑞等合编诗刊《战歌》；以后，还主编过《金碧旬刊》等。他著有诗集四册据《火之歌》后所附书目，罗铁鹰还有《解放交响曲》(诗集)、《战争的影像》(译诗集)和《一个骡马主任》(通俗诗集)，当时“或已出”，或在“印刷中”，或在“编辑中”。这三种书均未见，可能是未发现，也可能是没有出版。、诗论一册，但现在已很难看到。据说，他的“一箱遗著遗稿，则为他住在外县的侄辈严密保藏，秘不示人，倚为奇货。省志办想借罗著复印存档，并编入省志，为此曾与之办过多次交涉，均未获一阅”（魏荒弩《罗铁鹰同志五年祭》）。这当然是很令人遗憾的事。罗在去世前，曾把抗战爆发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诸诗人在云南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加以编选，名为《天南诗星》，可惜未能出版。 罗铁鹰所编的《战歌》，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已有评介。他的另五种著作，也从省内外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一一找到。其中《原形毕露》是讽刺诗集，署骆驼英著，为抗战胜利后之作。现就所见，对他的另外四种著作加以述评。 (一)《原野之歌》。该书为“战歌丛书”之二，由茅盾题签，救亡诗歌社1939年2月10日出版。诗集除《序诗》和《后记》外，分为四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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