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灭亡我国家、民族的野心暴露无遗。1937年11月，上海陷落；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失守，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处于最后关头。大敌当前，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奔向抗日战争的神圣岗位。1937年10月，云南派出四万余人的第60军，经长沙、武昌前往鲁南参加徐州大会战。高涨的抗战热潮，极大地鼓舞了文艺界。不少人走出书斋，走出思想中的象牙之塔，意气风发地走上街头，走向农村，或投笔从戎，奔向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一线，如张天虚、张子斋、李乔、孟田等。 云南文艺界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于1938年5月1日成立了“文协”云南分会。而在这之前，戏剧界已经动员起来：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在街头演出抗日戏剧，金马剧社组织巡回剧团，前往滇西演出《打倒日本》《血洒卢沟桥》等话剧，救亡花灯团改组为农民救亡灯剧团，演出新花灯剧《茶山配》。同时，新的杂志也纷纷创刊，1937年有《南方》《文艺季刊》，1938年有《怒江》《晨暾》《战时知识》《新动向》《文化岗位》《战歌》和《警钟》等。它们都把动员群众抗战作为自己的神圣任务。《南方》主张“以‘抗日’为第一”，《晨暾》表示稿件要“能适应抗战需要为主”。1937年11月，《云南日报》发表有关“街头文艺”“战地剧团”“街头剧团”的文章以及《抗战时期的艺术运动》等，探讨文艺如何才能更好地为抗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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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3日，“收五日《越铎报》，有孙德卿写真，与徐伯荪、陶焕卿等遗象相杂厕，可笑，然近人之妄亦可怖也”。 按：《越铎日报》自1912年8月1日被捣毁后，于9月复刊，成为公民急进党绍兴支部的机关报，孙德卿即为该支部的支部长。此时，该报在政治上更明显地依附袁世凯。因为鲁迅曾是《越铎日报》的发起人这一历史原因，他们仍把报纸寄给鲁迅。（据《公民急进党丛报》第3、4期） 2月 8日，往教育部时，“车夫误辗地下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鲁迅的同情完全在车夫一边，斥责欺压劳动者的人其人性如野狗，表现出了强烈的憎恶感情。 15日，由教育部指定为读音统一会会员。出席该会的有由教育部召集的各省代表和音韵专家共79人，从2月中开到5月26日，审定7300个普通汉字的音为法定国音（据《京师学务公报》创刊号，第5页）。会上，“符号派”“偏旁派”“拉丁字母派”各不相让。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曾说，副会长王照“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正会长）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6〉，第95页），可见争论之激烈。正在论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3月12日，鲁迅等倡议以章太炎手定的切音工具作为注音符号，“迨表决后竟得多数”。 3月 5至27日，抄完十余万字的《谢承后汉书》，平均每天抄五六千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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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不少文化人从大城市走向中、小城市甚至乡村，和广大群众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为了发动群众抗战，为了让宣传深入人心，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成为一时的风尚。“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召唤着作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教育部在提倡通俗文学上都做了不少工作，创办了《抗到底》 《大众报》等报刊，成立了通俗读物编刊社。在这样的形势影响下，云南文艺界的创作风气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37年8月初，张子斋的救国弹词《大家听》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他希望执笔者多写这一类群众容易接受的文字来宣传抗日，“把救亡的火焰很广泛地在大众里面燃烧起来”。11月24日，亦文（沈沉）在《南风》上发出“我们需要着大众读物”的呼吁。1937年11至12月，报刊上展开舞台语言问题的讨论，或强调用国语，或强调用云南方言，目的都为了便于大众接受，是围绕着文艺通俗化和大众化来立论的。1938年，“文协”云南分会成立以后，曾成立通俗文艺运动委员会，楚图南、穆木天等为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多次撰文，顾颉刚曾以通俗文学为题发表演讲，着重谈文学为什么要通俗等问题。 在创作上，除前面提及的《大家听》以外，还有弹词开篇《战卢沟》《世代仇》（又名《日寇侵华记》），街头戏《志愿兵》，鼓词短剧《休妻杀敌》（又名《投军记》）。1938年5月演出的新花灯剧《茶山配》，被誉为“一个通俗化的宝贵收获”。在抗战的前期，举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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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7日，章太炎到总统府指名要面见袁世凯。袁不敢接见，章在招待室痛斥并怒击室中器物。鲁迅后来曾感佩地说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6〉，第547页）。 2月 5日，为许寿裳的大儿子世瑛开蒙。鲁迅教他认识一个“天”字、一个“人”字，并在带来的《文字蒙求》上写了“许世瑛”三字。（据《日记》和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93页） 3月 2日，“晨往郢中馆要徐吉轩同至国子监，以孔教会中人举行丁祭也，其举止颇荒陋可悼叹”。 按：这是孔教会李文治、陈焕章、李时品等人搞的滑稽闹剧。袁世凯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和美籍顾问古德诺均参加这次尊孔活动。是日，参加者大多数均穿长袍马褂，戴六合一统帽（李文治等三人则玄冠深衣），行三跪九叩礼。（据第1卷第12期《孔教会杂志?本会纪事?总会》） 4月 从本月起，大量购读佛教典籍。许寿裳说：“民三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鲁迅曾对许说：“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这说明他当时对佛教思想有共鸣之一面。但是，鲁迅又认为：“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这又说明“他对于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藉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思想，鲁迅于7月27日“捐入佛教经典流通处二十元”；7月29日，“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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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云南思想界是比较活跃的，特别是不少学术机关、团体、人士从京、沪等地迁至昆明，给学术领域带来了勃勃生机。但是，这一时期文学界的论争并不多。 一、关于话剧演出用国语或土话的争论 具有直观性的话剧，是宣传抗战、发动文化水准较低的民众投入抗日斗争的很适宜的艺术形式。抗战开始以后，话剧工作者从舞台走向街头，从城市走向乡村。于是，话剧如何接近群众，如何贯彻大众化精神，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而演出是用国语还是用方言，又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从1937年9月开始，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采用云南方言演出《仁丹胡子》《难民曲》《死亡线上》。张子斋的《把话剧搬到街头去》一文对此给予肯定，说希望以后坚持用方言演出而不动摇，不要使街头剧“葬送在‘京话拜物狂’者的手里”。基本上赞同张子斋的观点者，先后有王道、蔡司镜、季生、老农等。不赞同上述观点者则有云苍、正之、杨其庄等人。云苍在《话剧用语问题》中说：由于方言种类繁多，要求多数观众能接受，“不能不使用一种比较普遍的语言”，即“以国语为标准，而国语中云南人不习用或不易懂的字音，无防把它改成方音”。正之等还举例说，《死亡线上》用土语演出，“引起观众的高兴而大笑……把一个悲剧的情调”破坏了。对这点，老农提出异议，说《死亡线上》的演出，群众有时大笑，这并不因为用土语，而是因为“舞台空气的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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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5日，参加教育部全体人员摄影。 11日，收到刻印的《百喻经》三十册，即分赠诸友人和同事。该书收佛教寓言故事九十八则，名为“百喻”，“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为二事也”。鲁迅对这书很关心，7月20日，曾“以高丽本《百喻经》校刻本一过”，1926年，当王品青对《百喻经》加以校点，“除去教诫，独留寓言”而以原名《痴华鬘》（“痴人的花冠”）印行时，鲁迅曾为之写《〈痴华鬘〉题记》。 同日，“收拾历来所购石印名人手书及石刻小册，属工汇订之，共得三十本也”。 按：汇订，一方面是为了便于保管、翻检；另一方面也是一次小结。从本年起，鲁迅即大力搜求古砖、造象、墓志的拓本和瓦当文字等等，后来辑成《汉画象目录》《六朝造象目录》《六朝墓志目录》《唐造象目录》（均未出版）和《俟堂专文杂集》（1960年出版）等。 2月 23日，“受五等嘉禾章”。 按：嘉禾章分九等。鲁迅大约是因“有功绩于学问及事业”而被授勋的。他当时是荐任官，据1912年的《新官制》的第六条，“初受嘉禾章……荐任官自七等起累官（?）俱得递进至三等”。我只看到鲁迅受五等、四等（1921年2月8日）嘉禾章的记录，不了解何时曾受七等、六等嘉禾章。这可能是有些史料没有看到，也可能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并没有完全按《新官制》的规定办事。3月 17日，“黎明丁祭，在崇圣祠执事”。 按：本日，国务卿徐世昌代表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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