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了加强思想统制，也为了适应抗战以来新形势的需要，于1938年7月间决定在中央和地方成立图书杂志的审查机构（按：在30年代，他们为了“围剿”左翼文艺，于1934年5月成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处，1935年5月，因发生《新生•闲话皇帝》事件而被撤销）。云南省于1938年8月奉命进行筹备，9月1日，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内成立了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滇黔绥靖公署政治训练处、民政厅、教育厅、警察局的代表组成，推定常委三人，为甘汝棠（省党部）、陈善初（教育厅）和傅宅安（警察局），而“由甘汝棠代表对外，统筹全局”。后来，因为委员会组织较为松散，于1940年6月改为主任委员制，“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赵澍为本会主任委员使事权集中”。1941年3月，复奉命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改组为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由陈保泰任处长。 该委员会（审查处）的工作，是针对新闻和出版事业的。现将其有关文学的活动综述如下。 （一）审查演出的戏剧和书刊的原稿与书店出售之书刊。戏剧演出之前，需领准演证。书刊出版之前，需将原稿送审，凡通过者，即发“滇审字第×号”的审查证。如未送审而出版者，轻则饬令“补送审查”（如《飞鹰旗》），重则“去函警告”（如《南方月刊》第三卷第四期），甚至“依法取缔”（如《边塞的军笳》）。承印该书之印刷单位，则被“严重警告”。如认为某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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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3日，祖母蒋氏卒，从杭州回家料理丧事：“大殓之前，鲁迅自己给死者穿衣服”；“所有丧葬的事都由他经理”（《故家》，第117、120页）。1925年写小说《孤独者》时，鲁迅曾把料理丧事的一些情况和感受概括了进去。 上半年 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常带领学生去孤山、灵隐、栖霞岭等地采集植物标本，现在留存着他三月间在杭州采集标本的记录本；此外，他还准备写一本《西湖植物志》，但没能写成（据《杭州》，第17页）。 在这期间，编定《化学讲义》（未发现）、《人生象学》等。 7月 约于本月，辞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职务，于暑假回家，就任绍兴府中学堂教职。 8月 中旬，到杭州拱宸桥为周作人寄月费（每月60元），同去者还有周建人和王鹤照。在杭期间，曾寄许寿裳一信。约一周后返绍兴。（据〈11〉第325页和1961年第9、10期合刊《新港》，第23页） 下旬，绍兴府中学堂开学（据《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辑，1页），鲁迅任博物学教员等职。他在绍兴任教期间，“搜采植物，不殊曩日”（〈11〉，第327页）。有一位张柳如（名宗结，留日学生，和鲁迅在杭州时同事，一起参加了“木瓜之役”）还到绍兴和鲁迅等一起去涂山等处采集植物。［据乔峰（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第37页］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已剪掉辫子，回到故乡后深受“无辫之灾”，甚至被某些人视为“里通外国”者。鲁迅说：“尤其应该小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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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纸的文学副刊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的报纸几乎都有文学副刊或以文学为重要内容的副刊，如《个旧曙光报》的《熔炉》副刊，昭通《东声间日报》的《东声》和《笔垒》，《腾越日报》的《边声》；在昆明，《益世报》有《烽火圈中》副刊，《暹华日报》（曾改名《侨光报》）有《火炬》，《中南报》（三日刊）有《夜光》《南风》《中南文艺》，《云南晚报》有《夜莺》，《观察报》有《小观察》《新希望》《昆明湖》。这些副刊，或出版的期数比较少，或影响不大，或因资料残缺，以下不再一一评介。下面着重介绍《民国日报》等五种报纸的副刊。 （一）云南《民国日报》的副刊。该报创刊于1930年4月6日，为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机关报。在抗日战争以前，它的副刊有《杜鹃》《大观》《云南民国日报副刊》《副刊》。抗战胜利后，该报于1946年4月改名《民意日报》，有副刊《人生》《文艺》等。 抗战爆发后，《民国日报》的《副刊》继续刊出；1937年12月13日发刊的《号角》，强调来稿的“朴实无华”“简劲有力”，认为“要有最明晰的最坚强的民族意识注入在里面，方切合战时的需要”。1938年2月15日，《号角》出新第一期，但编辑方针并无大的变化。1939年元旦，重出《大观》副刊，《〈大观〉的再生》一文说，《大观》要“做时代的号角……高唱着‘铁马金戈’，高唱着民族复兴，歌颂反抗，歌颂战斗！”4月10日，《大观》改版为《驼铃》。以后，又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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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日，致许寿裳信。在这前后，鲁迅多次表示不愿在绍兴府中学堂任职，想离开家乡，托许代为设法。因为一方面，“越中理事，难于杭州。技俩奇觚，鬼蜮退舍”；另一方面，对陈“子英渐已孤行其意”不满。（据《鲁迅研究资料〔4〕》，第44页） 2月 6日，致许寿裳信，说：因无地方可去，而陈子英又令续任，乃暂时答应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但“不受约书，图可随时逭遁”。（〈11〉，第333页；《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辑，第228页） 3、4月 鲁迅在3月7日、4月12日所写的两封信中，谈到生活的困顿。当时，要负担周作人在日本的越来越大的开支，而“所入甚微，不足自养”；从1910年开始，即靠卖田补贴家庭费用，而“资亦早罄”。今年，又“析分公田”“售尽土地”，“一思将来，足以寒心”。周作人在日本不体谅家境的困难，还想再学法文，鲁迅“拟即速之归，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11〉，第334页）。 又，约从3月开始，即代张协和译有关化学的书，因此，许寿裳托译心理学一事，一时无法着手，建议“秋季再行应命”（〈11〉，第337页）。 春 和绍兴府中学堂师生旅行禹陵并摄影留念。 6月 2日（据闰六月初六前2月推算），往日本。原计划是“速启孟偕归”，但周作人一直到暑假才离开日本，所以鲁迅逗留了半月后一个人先回来了。这次去日本，鲁迅“不访一友，亦不一游览，仅一看丸善所陈书……所欲得者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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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思想、创作和战斗精神，对云南文化界、文学界有广泛的影响。早在20年代中期，鲁迅的呐喊声，就在南滇的上空回荡。楚图南、柯仲平、艾思奇、马子华、张子斋等云南作家，都曾从鲁迅那里受到教益。 鲁迅逝世时，云南籍人士参加送殡者有张天虚、马子华等。在省内，报纸上曾刊出“鲁迅先生逝世特刊”，但未能举行群众性的悼念活动。1937年至1944年，每逢鲁迅忌日，云南都有纪念活动。 （一）1937年。在鲁迅逝世周年时，昆明仍无纪念集会，但《云南日报》出版了“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特辑”，在10月19、20日，刊载了张子斋的《鲁迅先生永远和我们活在一起》以及晓阳、初明、海燕、醉秋的诗文。在本年内，发表有关纪念鲁迅的较重要的文章还有： 1月5日，有署“滇圁”笔名者，在《纪念在我们的心里》一文中说：1936年鲁迅逝世时，昆明未开追悼会，乃是因为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连说说宋哲元也认为是破坏‘和平统一’哩！”但是，“永久在心里纪念着鲁迅先生是胜过于暂时在形式上纪念他万万倍的”（见《鲁迅先生纪念集》）。 1月16日，《云南民国日报》发表尧民的《周作人论鲁迅》，批评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对鲁迅的歪曲，指出：“周作人所叙述的鲁迅，是周作人眼里的鲁迅，是染上了周作人色彩的鲁迅。”“因为是弟兄的关系相知的太多了，倒反不相知起来，由不相知便进而操戈，可胜叹哉！” 3月12、13日，《云南民国日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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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日，午饭后，召集绍兴府中学校全校学生谈话，“对于阴阳历的区别，及革命政府所以采取阳历的用意略有说明，末后宣布本日下午放假以示庆祝”（《宇宙风》第1集合订本：《第一个阳历元旦》）。 3日，《越铎日报》正式出版。鲁迅用“黄棘”的名字写了《〈越铎〉出世辞》，指出该报的任务是：“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8〉，第40页）。据说，报纸的名字是鲁迅拟定的。他对办报十分热心，负责看稿、设计编排，担任翻译“西报要闻”等。同时，根据鲁迅的提议，报纸还开辟了“稽山镜水”专栏，经常发表一些批评时事的杂文。这类杂文鲁迅也写过，他在《集外集?序言》中曾说，从日本回国以后，“还给日报之类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了”（〈7〉，第4页；又据《绍兴》，第167、168页）。 12日，师校简易科开始毕业考，鲁迅和绍兴军政分府的教育科长孙仲卿到校监考。（据1月14日《越铎日报》和1962年第10期《学术月刊》，第8页） 13日，王金发逮捕章介眉，因为章是劣绅，是毁秋瑾墓的主动者。王金发原本是准备杀章介眉的，但是，“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1〉，第273页），加上又接受了贿赂，终于在2月16日（一说为3月5日，见1912年11月28日《越铎日报》）把章介眉释放了，而且还从“分府中派卫队十六名以肩舆送之归”（《章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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