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山 “香港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新秩序”文章九篇。 （1）前言 （2）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 （3）后文革与失衡的政治格局 （4）思想解放的春天，人文精神的复兴 （5）英雄·烈士·思考者 （6）“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 （7）思想文化构成与道路选择 （8）经济复兴与社会新危机？！ （9）深化改革，防止资本“政变” 不想写了，余下几篇。希望这些思考，启示有志青年撰写《中国新秩序》专著，或编写《中国现代史纲》。此时心愿，敝帚自珍，期待在十九大前结集出版。 一九九七年，参与编辑中日研究丛书，写了“总序”；一九九九年，美国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奋笔疾书《弱国无外交》。之后业余笔耕廿年，收获是政经杂论七十余篇。非专业的“万金油”乎？抑是“藿香正气水”？不能济世医国，只可应对时疫流感，算是“聊作少年狂”。《香港第三只眼睛：十年挑灯看剑》、《龙年吹角连营》、《一国二制疏离与磨合》三本小说亦已陆续出版。 来港三十年，不务正业，学无所成，空怀壮志，无颜叩见恩师。顿然觉悟，决定闭上夜不能寐的第三只眼睛，借《最后告白》弯道减速，回归创作，回归文学。 知我心，谓我忧；不知我，谓何求。文灼非君惺惺相惜允另辟园地，名曰《彦山学堂》。少年研读红楼，梦醒领悟人生，性格就是命运。十几个欣赏任务跃然纸上，多年旧作，也曾算是推陈出新，略可参考。本是鲁学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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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5日，我国留日学生一律上课（据第3年第1期《东方杂志?11月中国事纪》）。在这前后，鲁迅从东京回到仙台，继续在仙台医专读书。 2月 “下旬以后，周树人向朋友们透露了要离开仙台的事。”（《鲁迅研究资料〔4〕》，第452页）。 3月 6日，关于退学事，已征得监督的同意。湖北、江南、江西留学生监督李宝巽于本日写信给仙台医专校长山形仲艺：“兹有贵校学生周树人前来退学用特函达即希照准”（见《日本》，第74页）。仙台医专以学校名义于15日给李宝巽写了回信，表示“照会中的意图已悉”，并在学生名簿上“周树人……栏内用红笔划两条线，并在上方栏外注明：‘……3月15日退学’”（《鲁迅研究资料〔4〕》，第455页） 本月，仙台医专部分同学欢送鲁迅离校并合影留念（据《纪念与研究》第2辑，第215页）。 本月，曾向藤野先生告别，“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鲁迅后来把这张照片挂在“北京寓居的东墙上”，并认为在老师当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藤野先生》）。 本月，约于20日前后，离开仙台返东京。这时，仙台医专第二学期还未结束。鲁迅没有参加第二学期的考试（档案资料中没有鲁迅这学期的成绩）。他弃医从文，因为他觉得我们第一要改变人民的精神，“而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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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从本乡汤岛二丁目伏见馆，迁至离伏见馆不远的东竹町的中越馆。 和许寿裳等“到春木町的本乡座，看泉镜花原作叫做《风流线》的新剧。主人公是一个伪善的资本家……被侠客打倒”（《故家》，第376页）。 6月 月初，曾和二三友人去看春柳社所演出的《黑奴吁天录》。鲁迅对美国斯托所著的小说《黑奴吁天录》很感兴趣，黑奴的悲惨遭遇强烈地触动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11〉，第321页）。不过，鲁迅不赞成“新剧中……有旧戏的作风”的表现手法。（见《故家》，第377页） 7月 1日，《学部官报》第25期发表清学部批《中国矿产志》及《中国矿产全图》禀：“据禀及书图均悉，查《中国矿产全图》调查中国矿产尚属明晰，《中国矿产志》导言、本言亦多扼要，均堪作为中学堂参考书，此批。”这送批手续是由“留学日本理工科学生顾琅”出面办理的。这说明《中国矿产志》确是两人合编。 本月，参加同乡会，吊唁徐锡麟的被杀。鲁迅主张发电痛斥清政府（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鲁迅是反对发电报的，《范爱农》一文“是故意把‘真实’改写是‘诗’”），范爱农反对，说：“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于是，两人发生了争执。 按：在同乡会上关于是否拍电报的问题，双方的本意差不多，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清思想。电报于旧历六月九日以“留东全浙学生”名义发出，分别致江督、浙抚，指出他们的惨戮株连，违背了“永远删除戮尸、枭首、凌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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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8日，从中越馆搬到本乡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同住者为许寿裳、钱均夫、朱谋宣、周作人，共五人，因名之为“伍舍”。这所房子规模宏大。因为房租贵，鲁迅的经济入不敷出，有段时间只好为湖北同文会所编的《支那经济全书》任校对，以增加收入。在这里居住不到十个月，即迁居十番地丙字十九号，同住者为许寿裳、周作人两人。（据《亡友鲁迅印象记》第28页和《故家》第336-338页） 6月 4日，开始请假，至7月24日止（据游学生监督处《官报》第19期，第83页）；当为归国探亲。 按：鲁迅留学时回国探亲，人们只注意到1903、1906年这两次，这次归国，尚无人提及。这次归国的具体情况，不详。 7月 下旬，鲁迅回到东京后，即开始从章太炎学，地址在东京牛込区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同班听讲的为朱蓬仙、龚未生、钱玄同、朱逖先、周作人、钱均夫、许寿裳共八人。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他的前去听章太炎讲课，“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同时，有关文学的定义，他的看法和章太炎不同，就保留自己的看法，体现了他在治学上的“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25、26页）。 按：据《朱希祖日记》，在章寓所开的特别班，第一次上课为7月11日，“八时起，至太炎先生处听讲音韵之学，同学者七人”（转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第292页）。这“七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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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以后，云南和全国各地一样，涌起了强劲的抗战怒潮，各种抗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7月末，即成立云南全省各界抗敌后援会；8月间，学生抗敌后援会、妇女抗敌后援会也接着成立。由《云南日报》和《民国日报》有关人士和昆明各刊物的编辑共同发起，于9月间成立了云南文艺工作者抗敌座谈会筹备会并发表了《为“九一八”六周年纪念告同胞书》。这一座谈会于12月得到了批准。在筹备期间，它曾同学生抗敌后援会联合编辑《抗敌》杂志，但直到1938年3月才得以印出。 1937年12月31日，中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总会在汉口成立，第二年3月18日，该协会的云南分会即告诞生，选出陈豫源、王秉心、高竹秋、范启新、沙鸥（沙文良）等为理事。3月27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云南的文艺界深感不能只坐而谈（而且抗敌座谈会被批准以后，“因负责人走散，工作不能展开”，要集中起来座谈大概也困难），必须起而行。乃于5月1日，把云南文艺工作者抗敌座谈会改组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又分别于5月12日、8月21日、1939年1月8日召开了三次会员大会，通过“简章”和“工作纲领”，选举理事，研究如何开展工作等。从1939年1月8日起，“文协”云南分会改称“文协”昆明分会，先后由张克诚、冯素陶、楚图南、徐嘉瑞等负责领导工作。1945年10月，随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文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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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日，龚未生来。去年12月12日，东京警察总监因《民报》事，判以115元罚金（据《章太炎吴虞论集》，第77页）；过期不付罚金，主编（章太炎）便要被拉去做苦工。本日章因交不出罚金，被小石川警察署拘留。龚来找鲁迅等商量办法。根据许寿裳的建议，挪用了《支那经济全书》译本印费的一部分，这才把罚金交了（据1949年《子曰》第6辑上《北平的事情》）。 4月 约于本月，鲁迅对即将回国的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按：周作人是在旧历四月，即新历5或6月和羽太信子结婚的），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鲁迅还托许回来后代为谋职。（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31页）鲁迅在《传略》中也讲过：“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7〉，第83页） 4或5月（春夏之间），收龚未生带来的章太炎的信：“豫哉（即鲁迅）、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准于16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麟顿首。14。”［周作人（知堂）：《知堂回想录》，第223页］16日那天在智度寺上课，听课者只章太炎等二人，鲁迅没有去。（据1937年《越风》第2卷第1期，第20页；《鲁迅研究资料》第10期，第10页） 7月 3—7日，入骏河台红梅町杏云堂医院住院。除住院外，在7月和8月，还各“外诊一次”（据《官报》第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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