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先生请我为他的新书《香港第三只眼睛——龙年吹角连营》作一序，我欣然允诺。他是一位商人，更是一位文人，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者”。 我与管乔中先生从相识到知己已有十多年了，记得第一次见面，大概是1998年到1999年间，我们在云南有机会相遇，管先生把他的一些工作向我做了介绍，特别是他在研究策划红塔集团跨世纪发展过程中，发现中国烟草业存在的危机及弊端，并向当时的朱总理、吴副总理预警报告的情况，我听了感到他是一位关心国家发展的人。我们都感到，国企的深化改革也要走科学创新之路，才能迎接知识经济新纪元，与世界同步发展前进。于是，我十分支持他发起创办香港科创暨凯普生物科技公司。 管乔中先生对科技企业创办的热情与执着，令我十分感动。科技企业的创办很难，但管先生不畏艰辛，聚集了一批精英，通过共同努力奋斗，现在已取得不俗的成果。 我曾十分好奇地问他，他为何在艰难办企业的过程，尚有“余力”关心中国的外交与内政。他说，您是大知识分子，我是小知识分子，我们都是国家与人民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管乔中先生的政论时评，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我相信，管先生所写的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怀着赤诚之心，发出声音也是真诚的。他的动机和出发点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以上，是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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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日，中国留日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到会者千余人，马君武、邹容等演讲，当着清驻日公使蔡钧的面提倡反清排满。根据鲁迅当时对开会的热心，他可能参加了团拜。 10日，听嘉纳治五郎演讲。下午7至8时，嘉纳氏召集广东、浙江、江苏速成师范卒业生，讲演中国教育事业问题。他叫学生“善藏锋颖”，说“目前惟有忍耐之一法”，又说“振兴中国教育……固不必待求之孔子之道之外”，否则，他就认为是“悻悻然出之以小丈夫之意气，而于时局终无所补”云云。这次讲演“规定在校诸生皆列席”（见第3册《游学译编》，第22、26、28页）。 2月 约于本月，参加在东京的绍兴同乡恳亲会，到会者共27人，并签名于《在留东京绍兴人寄回同乡公函》之上。（据《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辑，第204-212页） 3月 10日，开始从嘉纳治五郎学柔道（一种日本武术）。鲁迅“复仇观念最强烈，在日本时每于课余习些武艺，目的就在复仇”（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第58页）。大约从这时起，他与许寿裳逐渐相熟，经常对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许寿掌：《我所认识的鲁迅》，第8页）。 按：嘉纳认为：“中国文武分途，体育不讲，流于文弱……非讲求体育不可。”（《游学译编》第3册，第32页）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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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山 马年的香港，“的卢飞快”，“霹雳弦惊”，社会不得安宁。为此，半年多时间，从八月份占中和反占中的对阵喧嚣那时起，到今年五月整改陷胶着期间，连续写了十五篇文章，发表在《灼见名家》网站。这些文章针对时闻政局，也是围绕香港现时的矛盾和危机有感而发。现决定结集成书出版，由于篇幅不多，故把以前出版了的《十年挑灯看剑》和《龙年吹角连营》二书中与香港社会主题相关的旧文章也收入，附录于本书《“一国两制”的疏离与磨合》之后，有些文章的时间跨度已三五年，甚至十几年，仍与现在香港社会现象与矛盾危机环环相扣，一脉相承。 香港是国际都市，欧美日本各国一向都在此处“排兵布阵”，对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关注，十六年前围绕台海危机，我写给了日本、美国驻港总领事及台湾驻港代表的公开信，即曾引起广泛注意的“和平三章”现在尚可作为参考。我特别感慨香港学联周永康同学声称自己只“对这土地上的人有感觉，对国家的感觉很遥远”，觉得中国古代历史和近代史的教育都非常重要，作为香港青年人的父母和师长，千万不能置之不理、掉以轻心。 我小儿子在澳洲高中毕业，平时喜欢日本漫画，几次作背包客到日本旅行，并且无师自通晓识日语，今年趁假期带他到杭州，游西湖，拜岳王庙；到宁波，访诺丁汉大学听我讲授《鲁迅与胡适》，又参观古代藏书楼《天一阁》；搭高铁到南京北京，谒见中山陵，献花致哀《大屠杀纪念馆》，登长城，参观故宫博物馆，儿子明白更多的事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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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日俄在我国东北正式爆发战争。“有的日本人看出鲁迅是中国人时，便讥笑地说：‘为什么不回去流血，还在这里读书做什么?’有一次竟在路上冲突起来。”［乔峰（即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第43页］在这前后，中国留学生在街上“常常遭到日本少年的辱骂”。鲁迅说：“我们到日本来，不是来学虚伪的仪式的。这种辱骂，倒可以编在我们的民族歌曲里，鞭策我们发愤图强。”（《日本》，第62页）当时，蔡元培等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态度袒日抑俄。鲁迅认为，这“太无远见”，向蔡等提了三条意见：“（一）持论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三）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日本》，第56页）这可以看出鲁迅思想的深度。 4月 30日，在弘文学院毕业。（据弘文学院所发之“证明书”，刊《日本》，第42页） 约本月（甲辰春），与张邦华等五人联名复信给从弘文学院毕业回国的沈瓞民。 约本月，寄周作人书十一册并“摄影一枚”；所寄之书为《生理学粹》《利俾瑟战血余腥记》《月界旅行》《旧学》以及《浙江潮》《新小说》等。（据《人物》，第195页） 6月 1日，向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申请入医科一年级肄业。（据鲁迅写的《入学志愿书》，刊《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4、5期合刊，第95页）两江总督派鲁迅去留学，“原来目的当然是继续学开矿去的吧，可是那时官场办事前后不接头，学生出去之后就全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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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立本 文章转载自2013年10月27日《亚洲周刊》 村上春树、契诃夫、乔伊斯、普鲁斯特等文学魅力的“千古事”，又岂是诺贝尔的“寸心”可以知道？ 诺贝尔文学奖的年度揭晓，是一场比文学想象还难以想象的游戏，它牵动了多少文学的心灵，也牵动了多少政治与经济的心灵。为什么是他或她？为什么是这个国家而不是那个国家？为什么是这样的题材和文类？没有人可以解答，因为所有的答案都锁在一个神秘的黑盒子中，永远见不到真相的阳光。 这也带来了巨大的戏剧张力，让这场诺贝尔文学争夺战成为最好的赌博游戏，也成为一个最佳的游戏题材。尽管还没有任何的诺贝尔得奖作品，是以这样的故事为题材。 诺贝尔奖是光芒四射的文学徽章，但也是充满争议的徽章。从一九零一年开始办法的这项文学奖，错过了一大堆文学大师，如托尔斯泰、乔伊斯、普鲁斯特、易卜生、亨利•詹姆斯、米兰、昆德拉等。他们的文学成就，又岂是“诺贝尔”三字可以了得？ 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孟若被誉为“加拿大的契诃夫”，但讽刺地，契诃夫也从来没获诺贝尔提名。 倒是一些已经无人记得的平庸之辈，如很多名不见经传的瑞典作家，都拥有这块文学奖章。一九六四年发过作家沙特获奖，但他断然拒绝，说一个真正的作家，才不会稀罕诺贝尔。 但没有人会否认诺贝尔的光环，会成为很多读者与作者的文学心结，若隐若现，纠缠不休。但细心追溯历史，发现这奖项其实是“欧洲中心”、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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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约本月上旬（或去年12月下旬），在东京加入革命组织光复会。该会于1904年正式成立于上海，陶成章等认为首先应和日本东京原发起人商议，于是与魏兰赴东京，光复会东京分部正式成立。鲁迅于第一学期结束（1904年12月24日）后回东京并正式加入光复会。（据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 按：关于鲁迅是否参加光复会的问题，说法不一。主张参加的人，对具体的时间说法也不同；许寿裳主1908年说，沈瓞民主1904年冬说。现从沈说。我想：一、陶成章和魏兰到东京时，鲁迅也在那里。陶等不会不邀约，鲁迅参加是顺理成章的。二、鲁迅1906年被迫和朱安结婚，他后来曾对人说：“当时正在革命时代，以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作为一个革命组织的成员说这一番话，意思才能扣得更紧。三、鲁迅在仙台时期，自然不可能很多地参加组织活动。当时的政治团体、党派的组织也比较松散。鲁迅在1908年又一次参加光复会，验之以近代、现代中国的情况，也完全是可能的。 3月 13日，仙台医专因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而召开祝捷会。在这前后，学校于坡形教室放映幻灯片（《藤野先生》一文说是放电影）。当中有一幅画枪杀中国人，因为据说他给俄国做侦探；而围观的则是一群中国人。这给鲁迅以很大的刺激，使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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