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韩山书院（微信）

　　12月14日至17日，筹备了一年多的纪念张竞生博士诞辰130周年暨“张竞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潮州开幕。此次活动由韩山师范学院、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广东省档案馆主办，韩师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韩山书院、饶平县苏区红色文化公益促进会承办，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北京三联书店、广东力诚文化集团、深圳市航鹏海洋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协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发言提纲60余篇，与会代表围绕张竞生与现代中国、张竞生美学思想、乡村建设思想、性教育思想及其他领域研究等专题展开学术讨论，交流研究成果。这是迄今研究张竞生博士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召开本次会议的想法可追溯至两年前。岭东文化名人研究是韩山书院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2016年底，韩山书院举办“丘逢甲与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后，属下的“岭东人文研究中心”决定启动张竞生研究项目，通过汇聚韩师文学院和社会力量来整理、研究潮汕先贤张竞生博士的著作，为2019年张竞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做点实事。

　　此后，韩山书院与韩师文学院有关领导李伟雄、赵松元、孔令彬、肖玉华等多次赴广州、饶平等地，拜访张竞生研究专家、《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作者张培忠先生、张竞生的次子张超先生。商定编辑出版一套比较完整的张竞生作品集、召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会议来进一步宣传和推动张竞生研究，还希望借此推动饶平县政府重视张竞生故居的修缮布展等问题。今年4月，韩山书院举办《张竞生集》编委会扩大会议暨“张竞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筹备会，并定于12月中旬在潮州举办学术研讨会。

　　15日上午，纪念张竞生诞辰130周年暨“张竞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韩师开幕。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中国作协书记处原书记田滋茂、广东省文史馆巡视员陈小敏、广东省档案馆党组成员张进思、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廖琪、北京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郑勇、张竞生之子张超，广东省委第十二巡视组组长、《张竞生集》主编张培忠，潮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文森，韩师党委书记幸小涛、校长陈树思，闽南师大党委原书记林晓峰等出席活动。开幕式由韩师副校长黄景忠主持。

▲韩山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幸小涛致欢迎辞 

▲广东省文史馆巡视员陈小敏致辞 

▲广东省档案馆党组成员张进思致辞 

▲张竞生次子张超致辞 

　　大会主题发言阶段，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作题为《历史的侧面与折痕》的发言，上海大学刘达临教授作《张竞生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的主题演讲，中央党校范玉刚教授就《在乡村文明视野中重估张竞生的“乡建探索”》题目发言，韩师文学院肖玉华博士就《张竞生生平中几个时间点的考辨》发表演讲。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作主题发言 

▲上海大学刘达临教授作主题发言 

▲中央党校范玉刚教授作主题发言 

▲韩山师范学院肖玉华博士作主题发言 

　　在下午的研讨会分组学术讨论环节，与会专家们各抒己见，共同探讨张竞生与性学、美学、哲学、乡村建设等话题。“张竞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闭幕式由韩山书院副山长、韩师文学院副院长孔令彬教授主持，各学术分组代表汇报发言后，广东省社科院江中孝研究员对本次研讨会作了总结发言。韩山书院副山长、文学院院长赵松元教授致闭幕辞。

▲研讨会分组学术讨论环节

▲韩山书院副山长孔令彬主持闭幕式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江中孝总结发言 

▲韩山书院副山长赵松元致闭幕辞 

　　研讨会期间，还举行了《张竞生集》（十卷）新书即将出版预告和《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再版新书发布会。《张竞生集》由张培忠、肖玉华担任主编，孔令彬担任副主编，北京三联书店精装出版发行，韩山师范学院省市共建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

▲韩山书院执行山长李伟雄主持 《张竞生集》出版预告暨《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再版新书发布会　

▲《张竞生集》顾问、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讲话 

▲中国作协书记处原书记田滋茂讲话 

▲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廖琪讲话 

▲《张竞生集》主编张培忠讲话 

▲北京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郑勇讲话 

　　16日上午，与会嘉宾参加了新修缮的张竞生文化园及生平事迹陈列馆重新参观活动。饶平县张竞生先生生平事迹展览布展工作由韩师孔令彬教授负责，展览分为序曲、图片、生平事迹、学术成就等几大板块，图文并茂，生动再现了张竞生博士毁誉参半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在饶平县浮滨大榕铺村，嘉宾们还登临拜谒张竞生博士陵墓，追思绵绵。

▲饶平县委书记林文锋致欢迎辞 

▲与会嘉宾在张竞生文化园合影

▲张竞生文化园内景 

▲与会嘉宾拜谒张竞生博士陵墓

　　据悉，为深入研究张竞生的学术思想，扩大其社会影响力，韩山师范学院和饶平县拟于2020年即张竞生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共同主持召开一次国际性的张竞生学术研讨会。

附：《张竞生集》总序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

陈平原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张竞生（1888—1970）不可，与其选择“性学专家”，不如说是“卢梭信徒”。作为北大哲学教授，竟然凭借薄薄一册《性史》，赢得生前无数骂名，也收获了半个多世纪后的无限风光，这其实是不虞之誉（毁）。十年前，我为张培忠著《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撰写序言，提及不仅学问与立场，甚至包括性情与行为方式，最合适作为卢梭信徒或私淑弟子的，莫过于张竞生：“从早年的博士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1919），到北大教书时的专著  《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到离开学界后的译述《卢骚忏悔录》《梦与放逐》《歌德自传》《烂漫派概论》《伟大怪恶的艺术》，一直到晚年撰写‘半自传式的小品文’《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爱的漩涡》等，几乎张竞生所有的著译，都隐隐约约可见卢梭的影子。”

　　同是北大哲学教授，美国博士胡适引进杜威，名满天下，引领风骚数十年；法国博士张竞生信奉卢梭，为何举步维艰，成为一颗划过天际、瞬间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这涉及新文化人努力的方向，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天花板。终其一生，张竞生最为春风得意的，莫过于北大任教那五年（1921年10月—1926年6月）。授课之余，在《晨报副刊》上发起爱情大讨论，提出爱情四定则，出版《美的人生观》；以哲学教授身份征集并出版惊世骇俗的《性史》，一时间举国哗然。这些举动虽被保守人士视为“国民公敌”，但新文化人大体上是支持的。转折在于1926年6月南下上海，创办关注妇女问题与性教育的《新文化》月刊以及让人充满遐想的美的书店。此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未完全向世俗社会投降，始终昂起头颅，但不管是翻译世界名著，还是筹划乡村建设，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历史是如此无情，主要不是看当事人的志向，而是看其实际业绩。张竞生留在思想史或文化史上的，确实只是“性学专家”。至于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乡村建设实践家云云，只能说有此潜质与意愿，最终因外在环境以及个人因素而没能真正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称“张竞生时髦的行运到十五年底为止”（岂明：《时运的说明》，1927年2月26日《世界日报副刊》），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张竞生也曾奋起反击，但周氏一语成谶。此后的张竞生，左冲右突、上下求索，始终无法摆脱“性博士”的恶名。

　　对我来说，谈论这位风光五载、落拓半生的北大前辈、家乡贤达，褒贬之间，需要史家的清醒，而不是“理解的同情”。其中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真正让张竞生‘无地自容’的，是占据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主流地位的五四新文化人及其后学。”当初一笔带过，这回借为《张竞生集》作序，进一步阐发。因为，这是理解张竞生之所以长期被扭曲与遗忘的关键，也是让其重新浮出海面所必须闯过的重要关卡。

　　查蔡元培1921—1926年日记，提及不少学界人士的名字，就是没有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而此前他俩在法国是有过交往的。1934年蔡元培在《东方杂志》第31卷1号上发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提及其着意聘请的不少文理科教授：“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其实，最接近蔡先生美育趣味的，应该是本校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后世论者谈及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如何逐步推广，提到很多名字和著述，可就是没有张竞生及其《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邓牛顿在论及“美育运动的实绩”时，提及许多名字，同样没有张竞生，参见《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16—2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虽未正面提及，但在作为附录的“中国现代美学著译要目”中开列《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已经是个例外了）。提倡“美治精神”，拓展“美间”、“美流”与“美力”，甚至创立“美的政府”，以求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25年]之《导言》中称：“倘若此书长此终古，作为乌托邦的后继呢，则我也不枉悔，因为它虽不能见诸事实，可是我已得到慰情与舒怀了。”）——此等乌托邦论述，不管你如何评价，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是有亲缘关系的。只可惜蔡先生不愿提及，后世的研究者也充耳不闻。

　　北大同人中，热衷于译介蔼理士，并撰有《猥亵的歌谣》（1923）、《女裤心理之研究》（1924）、《与友人论性道德书》（1925）等的周作人，最有可能成为张竞生的同盟军。但查1921—1926年的周作人日记，没有张竞生的踪影，其中1924年底附录有“知友一览”，区区十二人，自然更轮不到张博士了。不过，同样关注性心理与性教育，竭力破除世人的性禁忌，这方面，周作人确实给过张竞生很大的支持（1925年5月北京大学印刷课第一版《美的人生观》上，张竞生《序》开篇引录周作人的《沟沿通信之二》，结尾则“我极感谢周作人先生公正的批评”）。

　　2014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重印《性史》，封底引周作人的话，可人家谈的不是《性史》，而是《美的人生观》——“前几天从友人处借来一册张竞生教授著《美的人生观》，下半卷讲深微的学理，我们门外汉不很懂得，上半卷具体的叙说美的生活，看了却觉得很有趣味。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开明：《沟沿通信之二》，1924年8月27日《晨报副刊》）周作人还有一篇谈张竞生的文章，但评价已大为逆转：“张竞生先生我是认识的，他做《美的人生观》时的大胆我也颇佩服，但是今年他在《新文化》上所讲的什么丹田之类的妖妄话，我实在不禁失望。”（岂明：《〈“新文化”上的广告〉按》，《语丝》第124期，1927年3月25日）1960年代，周作人撰《知堂回想录》，其中“北大感旧录”那组文章很动人，分别谈论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林损、许之衡、黄节、孟森、冯汉叔、刘文典、朱希祖、胡适、刘半农、马廉、钱玄同、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等；若再加上“北京大学”、“蔡孑民”、“林蔡斗争文件”、“卯字号的名人”、“三沈二马”、“二马之余”等节，周作人谈北大同事的文章实在够多，可就是没有张竞生。

　　检索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版《胡适全集》，总共44卷，第21卷收录了初刊1929年《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引述张竞生但语带嘲讽。第29卷三次提及张竞生，那是1922年3月5日、5月30日和6月2日的日记，属于事务性质，不带评价。值得引录的，只有第31卷的1928年6月3日日记：“北大学生聂思敬来谈。他带了张竞生一封信来。竞生也有大规模的译书计划。此意甚值得研究，不可以人废言。”后面张贴了《张竞生的一封公开信》，谈的是译书计划：“据竞生个人实地在书店及编辑部经验所得，断定如有十万元资本，以之请编辑七八十位，按时译书，则数年内可将世界名著二三千本，译成中文，其关系于我国文化至深且大。”这里的“不可以人废言”，已经蕴含“此人声名狼藉”这一前提。这就难怪胡适日后口述自传，只字不提当年北大哲学系同事张竞生。

　　胡适与张竞生的精神气质及学术路数完全不同，不提及也就罢了；令人意外的是，主持妙峰山进香调查的顾颉刚，也不提张竞生。1922年1月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除了培养研究生，编印书刊，还设有考古学研究室、明清史料整理会、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室、方言调查会等。1926年8月18日刊行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二卷24期上，提及下属各单位业绩，风俗调查会除了发放表格，请暑假回乡学生以及各地学校代为调查，再就是“由本会自行派员调查者，计有妙峰山东岳庙、白云观及财神殿进香之风俗”。查1923年5月19日、1923年11月10日、1924年3月6日、1924年6月12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研究所国学门启事》、《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记事》（魏建功）、《张竞生启事》、《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开会纪事》等（参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484—14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证实风俗调查会确系张竞生发起成立的。可惜的是，现代学术史上颇为显赫的妙峰山调查，竟与张竞生无缘。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顾颉刚与容庚、容肇祖、庄严、孙伏园等上妙峰山，调查香会的组织、礼仪以及民众心理等，此乃北大提倡民俗研究后开展的第一次正式调查，领到了调查费用五十元。在4月30日的日记中，顾颉刚称：“到妙峰山看烧香，想了好几年，今日乃得实现。”为何如此期待？原因是：“在研究学问上着想，我们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等的界限。”（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1925年5月13日《京报副刊》第147《妙峰山进香专号》）查顾颉刚1925年日记，后面附有师友联系方式（地址或电话），共约130人，可就是没有风俗调查会首创者张竞生。     

　　在《〈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顾颉刚提及参观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会陈列室的人，“到考古室时很感到鼎彝的名贵，到明清史料室时也很感到圣谕的尊严，但到了风俗和歌谣室时便不然了，很多人表示轻蔑的态度”，这点让他很愤慨：“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因而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这还不算，又添了一句“固然，在风俗物品和歌谣中有许多是荒谬的、秽亵的、残忍的”。经由新文化人的积极鼓吹与提倡，猥亵的民间歌谣以及卑微的风俗物品，作为文学或史学的辅助材料，很快就登堂入室了。唯独不能接受的，是张竞生主持的关于性史的调查。

　　据张竞生回忆：“我当时是‘北大风俗调查会’主任委员。在调查表中由我编出了三十多项应该调查的事件，其中有性史的一项。会员们（都是教授）在讨论之下，觉得性史的调查，恐怕生出许多误会，遂表决另出专项。所以我就在北京报上发出征求的广告了，这个可见性问题在我们当时看来，也是风俗的一门，应该公开研究的。”（张竞生著、张培忠辑：《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第15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另见江中孝编《张竞生文集》下卷103—104页）这个刊1926年初《京报副刊》的征求性经验的启事，含九项内容，从几岁春情发生，到手淫、梦遗、同性恋，再到口交、嫖妓、性好、性量、性趣等，“请代为详细写出来”：“尚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张竞生：《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1926年2月2日《京报副刊》第403号）

　　1926年5月，张竞生编纂的《性史》横空出世，虽然张本人的《序》及《赘语》努力学理化，但七个案例细致入微，文采飞扬，成了主要看点。一时间，民众争相抢购，不法书商伪造续书，道德之士纷纷谴责，而“张竞生忙碌半年，分文未取，却被一世恶名，而且人生道路从此发生逆转，以至蹉跎终生，每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参见张培忠《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第348—36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众多谴责与迫害，最让张竞生铭心刻骨的，是原北大总务长、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日后长期执掌北京大学的蒋梦麟。在《浮生漫谈》和《十年情场》二书中，张竞生对蒋梦麟如何刻意迫害他，有绘声绘色的描写。蒋梦麟抗战中陆续写成的英文自传《西潮》，以及提到很多北大文科教授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都只字未提杭州拘捕张竞生事。不过，在《西潮》第十九章“反军阀运动”中，蒋曾反省在杭一年工作：“我当时年壮气盛，有所决策，必贯彻到底，不肯通融，在我自以为励精图治，在人则等于一意孤行。”若坚信张竞生败坏社会风气，有损北大声誉，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蒋梦麟，是有可能出手的。至于具体细节，在相关档案发布之前，只能先听张竞生的一面之词。

　　在我看来，与周作人、周建人、潘光旦等一大批新文化人的论战，对于张竞生来说，是很不明智的，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半个多世纪后，另一位性学专家刘达临谈及《性史》风波：“张竞生经受了两者打击，一是传统的保守势力，一是借性学之名行淫秽之实的书商，而后者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太激进，太孤军深入，如果多一些灵活性，多一些藏拙和含蓄，也许能少经受一些打击，多实现一些理想。可是，人们又怎能以此苛求一个奋不顾身的勇士呢！”（刘达临：《20世纪中国性文化》第15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后一句很有见识，前一句则不太准确，真正给与张竞生致命打击的，不是“传统的保守势力”，而是同样关注妇女问题及性道德的新文化人。因他们特别担心，这位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的张竞生，将这个好题目给彻底糟蹋了，自己成烈士不说，还连累此话题也成了禁区。这就好像一头莽撞的大象，出于好奇，闯进了瓷器店，悠然转身离去时，留下了无法收拾的一地碎片。

　　这就回到，为何同是关注民众日常生活，顾颉刚的妙峰山调查大获好评，而张竞生的性史调查却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除了世人误解以及环境压迫，还得谈谈张竞生自身的气质与才情。

　　作为留学法国的哲学博士，张竞生是有一定的专门学养的。只是因其好出惊人之论，当年北大同事，普遍对他印象不佳。单看他为青年开书单，你就明白这个人何等自恋与狂傲。1925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是如日中天的胡适，同年2月27日的《京报副刊》上，刊登第十五位名流学者北大教授张竞生所开书目：（1）《建国方略》（孙中山著）、（2）《红楼梦》、（3）《桃花扇》、（4）《美的人生观》（张竞生著）（夸口夸口，玩笑玩笑！），以下六书为译本，能读原文更好：（5）《科学大纲》（英丹森著）、（6）《创化论》（法柏格森著）、（7）《结婚的爱》（斯妥布士著）、（8）《相对论浅说》（爱斯坦著）、（9）《社会问题详解》（共学社出版）、（10）《互助论》（克鲁泡特金著）。在众多中外名著中，非要插入自己刚出的小书不可，虽加了一个括号——“（夸口夸口，玩笑玩笑！）”，还是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细读前后文，这可不是自嘲或幽默，显然，北大时期的张竞生是很自负的。

　　在一个崇尚中庸的国度，意气风发，标新立异，既是巨大的诱惑，也是致命的陷阱。以“奇谈怪论”暴得大名，其实不祥。当然，不排除张竞生有意为之，故作惊人语，挑战公众神经。在《卢骚忏悔录》第三版序言中，张竞生称：“做好人已难，做有革命性之人更难。你想他若是庸庸碌碌，当然不能得盛名。他的得名乃在他的特见伟论，这个当然不免于惊世骇俗，而引起一班仇人反对了。……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这段话虽是开列书目三年后才写的，但张竞生的思维方式及发言姿态，我以为早就设定了。要得“盛名”，就得有“特见伟论”，就得敢于挑战权威以及世俗偏见，即便当时备受诋毁，后世也可收获盛誉。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立言乃至扬名的策略。

　　北大时期，说说大话是没有关系的。1926年的负气出走，此后是另一番天地。因《性史》事件饱受非议，留在北大也会不愉快，但相对来说，大学还是比较能容纳“异端邪说”的。离开相对宽松且清高的大学，跑到十里洋场，独立经营书刊，不能不向商业逻辑转变乃至投降。《十年情场》中称自己出版《性史》不是为了钱，理由是：“我当时是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在我未出《性史》之前，我已在社会上蜚声我的《爱情定则》与《美的人生观》了。就当时说，我的经济极优裕，对于傥来物的钱财我是看不上眼的。”这话我相信。但上海时期的张竞生，追求轰动效应，获取商业利润，却是不可避免的。此后江河日下，很难再有充裕的时间与从容的心境来从事研究或著述了。

　　多年后，张竞生曾有很好的自我反省，那是《十年情场》第一章“开始研究性学”。张称自己编《性史》主要受英国学者蔼理士影响，加上“我在法国习惯了性交的解放与自由，反观了我国旧礼教下的拘束，心中不免起了一种反抗的态度”。想法很不错，但操作有问题。蔼理士《性心理学》主体部分乃学术讨论，附录的“性史”仅作为参考资料，属于“私行本”，成年人方能购买。反观张竞生的《性史》第一集“价钱不过三毫，人人可以买得起”，且全书“只有性的叙述，并无科学方法的结论”。张竞生自己也承认，征文及选文的方向出现偏差，导致“《性史》第一集中未免有‘小说化’的毛病”，难怪时人将其作为淫书来抢购与阅读（参见《张竞生文集》下卷第103—108页、《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第154—159页）。虽说日后诸多续书乃不法商人牟利之举，与张竞生本人无关，但开篇没做好，科学性不够，这就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始作俑者，难辞其咎。更何况，到上海主编《新文化》月刊，创办美的书店，商业方面的考量迅速上升，诸多言论及举措确实不得体。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真正给他沉重打击的，是日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新文化人。“性学”本是很严肃的话题，社会阻力大，容易被曲解，研究者须十分慎重，切忌哗众取宠。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早年用文学眼光及笔法来做社会调查，虽说有瑕疵，但那可以谅解。由《性史》而转为《新文化》（对于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以及《新文化》月刊，彭小妍有较为通达的评说，参见彭小妍《性启蒙与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张竞生与五四的色欲小说》，《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即便没赚到钱，也惹了一身腥，很多人怀疑其谈“性”说“欲”动机不纯。周作人之所以区分张竞生1926年前后的著述，便是从各种奇谈怪论背后读出铜臭味：“民国十六年以前，他的运动是多少有破坏性的，这就是他的价值之所在。……可是到了民国十六年，从一月一日起，张竞生博士自己也变了禁忌家，道教的采补家了。他在《新文化》的第一期上大提倡什么性部呼吸，引道士的静坐，丹田，以及其友某君能用阳具喝烧酒为证。喔，喔，张博士难道真是由性学家改业为术士了么？”（岂明：《时运的说明》，1927年2月26日《世界日报副刊》）

　　周作人读书广博，对西洋性学理论的了解，一点不比张竞生差，眼看《新文化》走火入魔，这才迎头痛击。而受过专业训练的潘光旦，更是这么评价“像有无上的权威似的”《新文化》：“其中侈谈性育的文字，似科学而非科学，似艺术而非艺术，似哲学而非哲学，本不值得一驳。最近的第二期里，主编者不自知其谫陋，竟讨论性育与优生的关系起来。涉及性的文字，胡乱写来，原与淫书无异，早已成为一班文妖、假社会科学家、与假艺术家的渔利的捷径。”（潘光旦：《〈新文化〉与假科学——驳张竞生》，1927年5月5日《时事新报·学灯》；此文又刊《性杂志》第一卷2期，1927年6月。另外，1946年商务印书馆刊行蔼理士原著、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潘光旦《译序》重提此事：“在有一个时候，有一位以‘性学家’自居的人，一面发挥他自己的‘性的学说’，一面却利用蔼氏做幌子，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蔼氏的六七大本《研究录》，一面却在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究属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和这种迹近庸医的‘学者’原是犯不着争辩的，但到忍无可忍的时候，译者也曾经发表过一篇驳斥他的稿子。”）留学美国的专业训练，与留学法国的生活趣味，二者本就很有隔阂；再加上大学教授可以清高，书店老板靠市场生活，趣味自然不一样。离开北大的张竞生，靠编印书刊为生（此前也有操作，但那是业余的），而市场自有规则，容不得你自由发挥。

　　从1927年海上卖文，到1933年二度旅欧归来，这六七年间，张竞生颠沛流离，一惊一乍。因生活所迫，其译书及著述如《卢骚忏悔录》（第一书）、《梦与放逐》、《伟大怪恶的艺术》、《歌德自传》、《多惹情歌》、《烂漫派概论》等，大都属于急就章（“我生平最遗恨的，是廿余年来想与人共译世界名著，至今日尚毫无着落。”并非毫无成果，只因缺乏稳定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故译作不太理想。参见张竞生《浮生漫谈》第110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56年）。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初版、1931年再版、1932年四版的《卢骚忏悔录》，算是张竞生最为用心用力之作，但那也是“译述”。同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章独译本，收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只有上卷（第1、2册），篇幅已超过张竞生的译述本，原因是采用全译加注释。书前有吴稚晖、蔡元培二序，前者称卢梭“先把他自己整个儿的人，用毫无虚伪的叙述处理，公开了给与参考的人们”；后者则是“要考究著书人的生平，凭他人所作的传记或年谱，不及自传的确实，是无疑的”。有这两大名流加持，于是乎，世人若想“尚友卢骚”，就非读商务版《忏悔录》不可了。

　　《浮生漫谈》中有一则《读活书的消遣法》，讲述他留学法国的读书经验：“我以为习哲学的人，实则习一切学术一样，除却他们所学的功课外，应把所有一切的学术通通去涉猎，然后才能博中得到约的成功。尤其是近代一切的科学，都是必须博览，始能成为通才。”如此趣味广泛，不愿只读死书，而是尽情地遨游书海，自然很是惬意。但所谓“把所有一切的学术通通去涉猎”，有点大言欺世。胡适也多才多艺，可始终没脱离学界；周作人也讲常识，但基本上守住读书人的边界。张竞生日后的四处出击、不断转业，既是读书兴趣，也是地位所然。抗战前后的张竞生，不管是主编《广东经济建设》，还是创办饶平农校，其实是没有办法从事专深研究的。

　　同被列为  “海上三大文妖”，与画裸体模特的美术家刘海粟、写《毛毛雨》的音乐家黎锦晖相比，编《性史》的哲学家张竞生境遇可差多了。刘、黎二位不久就恢复名誉，其绘画贡献与音乐才华，很快得到承认。相对而言，张竞生恢复名誉之路极为曲折。既缘于他日后舍弃美学或性学专业，也与昔日同道的极力排斥有关。张竞生学的是哲学，视野开阔，常识丰富，野心大而恒心少，往往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敢说敢做，但孤军奋战，八面受敌，长期处于不得志的位置，才华因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为《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撰写的序言中，我曾感慨“此人怎么经常与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大人物’或‘关键时刻’擦身而过”？没有真正的战友，没有知心的同道，也没有好学生或私淑弟子，如此特立独行，好在目光坚定，灵魂不屈。在世俗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个“失败者”，“可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帮助我们串起了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任何大变动的时代，总有人迅速崛起，也总有人马失前蹄。每一次的急转弯，其巨大的离心力，都会甩出去很多原先的同路人。能坚持到终点且大获全胜的，其实是极少数。因此，谈论历史进程时，记得那些功成名就者，也记得半路上被甩下去的过去的战友。谈论思想潮流时，关注剑拔弩张的正面与反面，同时也须兼及更容易被忽略的侧面与背面。就好像张竞生这么一位孤独地漫步于新旧、中西、雅俗之间的卢梭信徒，勇气可嘉，时运不济，其茕茕孑立，踽踽独行，不仅记录个人的得失成败，也刻画出五四新文化人很难突破的“天花板”——在情与欲之间，那个时代更倾向于唤起前者，而相对忽视了后者。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新文化运动一旦成为主流，其滚滚车轮，同样会碾碎那些异端或步调不一致者。这就是历史，既有情，也无情。

　　为张竞生这么一个先知、文妖、叛徒、勇士，浪漫的文士、不屈的灵魂，编一套学术含量较高的文集，这是我未能完成的心愿。终于有人做了，我当然愿意喝彩。全书前八卷收录张竞生著译，编者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比起此前江中孝编上下两卷《张竞生集》（广州出版社，1998）和张培忠在三联书店整理刊行的《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2008）、《美的人生观》（2009）、《爱情定则》（2011），还有莫旭强译张竞生博士论文《卢梭教育理论之古代源头》（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有很大的拓展。但我更愿意推荐杂七杂八的第九、第十卷。编全集的难处，不在集齐主要著作，而在那些竹头木屑——“为了那百分之十的竹头木屑，很可能花去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评判全集编纂水平的高低，不看部头有多大，就看边角料处理得怎样。”这是我谈安徽教育社版《胡适全集》时提及的，同样适应于三联书店版《张竞生集》。

　　被遗忘了半个多世纪的张竞生，资料散佚严重，勾稽实在不易。对于韩山师范学院诸君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是充满敬意的。也正因此，欣然出任顾问，并撰写了这篇序言。

2018年11月1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