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最初为私人的书房。后来官家设书院（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即725年，丽正修书院改名为集贤殿书院），负责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这是官方的修书馆加上图书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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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惟达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东陆书院院长、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无论我们赞同还是反对，接受还是拒斥，当今世界都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尽管就全球化的概念本身及其利弊得失来说，还依然存在各种分歧甚大的言说和争议，但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全球化对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社会的发展却无疑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当下，不仅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上互相依存的程度显著提高，新技术、新发明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和人们的社会交往、相互联系在全球层面上展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人们还愈来愈认识到，如核裁军、大气和海洋污染、移民权利的保护、消除贫困、消灭传染病等诸多关系人类未来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脱离了全球化的语境就无法被充分地讨论，也不可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全球化最初的主要表现是在经济方面。就像沃勒斯坦在论述现代世界体系时说过的，现代世界体系与帝国、城邦和民族国家的最大差异就在于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终于（我们将会见到）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而加强的。” 时至今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化在文化方面的表现也开始受到社会各方（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强烈关注，与商品、人员、资金、技术、信息在全球一起流动的，还有文化符号及隐藏于其中的意义。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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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陆书院文丛》前言 书院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最初为私人的书房。后来官家设书院（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即725年，丽正修书院改名为集贤殿书院），负责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这是官方的修书馆加上图书资料室。唐末至五代，战乱频仍，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时已兴盛的佛教讲经制度创立书院。书院于是成为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教育形式之一，兼有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种功能。书院在宋代高度发展，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四大书院，盛极一时。明清两朝，民间书院与官办书院广为分布，对推动全国的文化教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书院形式也传播海外，特别在东亚、东南亚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内，更著影响。 晚清，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封建帝国走到末路。革故鼎新的呼声高涨，科举制度废除，各级书院也都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传统的书院不复存在。 但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担忧传统文化的湮灭不彰，钱穆先生于20世纪中叶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是为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在大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发展与文化重要作用的日益显现，又掀起了读诵经典，践行传统文化的热潮。全国各地纷纷恢复重建或新建书院，旨在续接文脉，振兴国学。 云南大学的前身是东陆大学，创办于1923年。云南大学东陆书院成立于2013年，时为学校创立90周年之际。书院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秉承东陆学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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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凡云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研究员 一、基于实用或实证原则的一般文化概念 众所周知，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有哲学、社会心理基础的。2011年出版的一部品牌营销指南《文化战略》，实用到连丹尼尔•贝尔早已宣称的意识形态终结也不避讳，连商业和政治也不再区分，其副标题就直接冠以“以创新的意识形态构建独特的文化品牌”，全书的商业成功案例被用来反复证明“它们所不同凡响的是它们的产品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借助神话和文化密码形成了鲜明的文化表述……比如万宝路、可口可乐、李维斯、迪赛、多芬……星巴克、大众，等等” 。文化在这样的借用之中是随时随地可以创新的，更不如说是可以创造大市场、细分市场、海外市场的，其秘诀在于重新“表述”，历史的印迹如果还有那就是对“神话和文化密码”的穿凿，其消费观导向乃至魅惑人心的特征厉害到与意识形态相当。 文化概念的泛化，甚至POP式流行化，显然早已构成时代语境。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美国人类学家进行过统计，仅自1871年到1951年的80年里，关于文化的定义已经达到164条之多。与定义、界说的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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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常务副主编、博士生导师 云南大学东陆书院以“文化的对话——如何理解他者的文化”为主题召开学术讨论会，我能够获邀参加这次会议，与有荣焉。当前世界的整体趋势是全球化，全球化把具有不同历史记忆、拥有不同文化趣味、怀抱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群体纳入到同一空间之下，于是，全球化的共同空间与有差异的文化历史必定显示出矛盾和冲突。东陆书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邀约学者来谈论“文化认同与对他者的文化理解”“全球化进程和文化间对话”和“跨文化传播与文化接受”等话题，表现出了把握时代话题的高远卓见。这样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更自觉地理解全球化与文明差异之间的矛盾，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养成宽容的态度，去面对其他文明，尤其是那些我们比较陌生、直观上很可能并不那么喜欢的文明或者文化现象。所以，东陆书院邀约的这个会议虽然在形式上比较松散，但确实把握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为此我要感谢东陆书院邀请我与会，感谢管乔中先生，感谢惟达兄和为这个会议做出贡献的各位朋友。 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史，虽然也读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这篇大大有名的文章，知道许多中国学者对他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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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对话术研讨会上的致辞管乔中香港科创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云南大学董事会董事、东陆书院理事会理事长 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个文化的对话。30几年前我是云南大学的学生，我在云大度过了很好的研修学习阶段。今天，重新做一次学生，来聆听国内外专家学者们进行的一种文明接触与交流。会议的主题是“文化的对话”，现代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作为独立存在的文化主体，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坐标，所以具有同时性。这是对话的现实基础，也是对话的原因。三大主体文化在生存发展中难免都有互相的交流渗透，也有互相的抵触甚至冲突。我们不能因为同时性而否定文化发展有历史的阶段性现象；也不能因为存在这种历史的阶段性，以及各个文化主体的此起彼伏的发展运动而断言这种各自的存在有绝对的优劣或高低。在中世纪或者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初级阶段，文明的冲突、文化的此消彼长，甚至一种文化颠覆另一种文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后现代化悄然兴起，世界性文明的融合，应该扬弃这种非此即彼的固化思维和极端的意识形态。尽管三大文化具有它的独立性，但因为人类的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应该主张文明的对话，必须避免野蛮的冲突。当然，这只是善良而简单的想法，可以不屑一顾，况且国际事务很多残酷的事实也对此进行否定。但是，如果大家将这种很简单却又难做的意向认为是美好的，是好的主观愿望，那我们也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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