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多维》2019年7月刊

文/尹川

导语：

技术垄断时代营造了一种假象，即科学是一些事物的最终检验标准，无法被量化和证实的感观和信仰都被判为「可疑」。

自由是当代的主题词之一，我们经常谈论它，并认为自己比以往时代的人们更多地拥有它。但这也许只是一种美好的幻觉。想想以下这些你熟悉的场景：使用各类APP在网上导航、约车、叫外卖或与亲人朋友聊天，当你认为自己轻松地运用技术掌控生活的时候，其实有多少决定是由你自己做出的？你喜欢什么，打算做什么，与哪些朋友更亲密，这些问题都因技术的介入而发生改变。然而更大的隐患则在于，我们对于时刻暴露在网络数据流这件事情常常缺乏自觉，而技术则通过它们变得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喜闻乐见的话题，但我们这里要讲的是另一个故事。虽然我们从技术普及中受益，但同时，我们也会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在上迹这些场景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对生活的自主权正不知不觉被技术所垄断。

文化向技术投降

技术具有两重性，这并非新近的发现。柏拉图( Plato)的《斐德罗篇》中埃及法老塔姆斯( Thamus)与友人特乌斯( Theuth)的争论，是早期关于这一话题的经典文献之一。特鸟斯发明了文字，并高兴地认为这项文明有助于增强记忆和智慧。而塔姆斯则提醒他，文字可能包含反面的功能：它使人对文字符号产生依赖，从而忽略事物本身，有可能使人们记忆力衰退，并把掌握信息误以为拥有智慧。

这段关于技术利弊的讨论，被传播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置于《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的开篇。波兹曼是国际知名的传播学者、文化批评家，也是「媒介生态」概念的提出者。媒介生态学关注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发展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和塑造，并由此阐发以技术为核心的媒介环境，如何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和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

按照技术与社会丶文化系统的关系，波兹曼将人类技术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依次是工具使用文化丶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在最早使用工具的文化中，工具并不会妨碍人们相信既有的传统，而是信仰在引导工具的发明和限制其使用。但进入技术统治阶段，工具开始改变社会物质结构，并在思想层面打下烙印，为自身的发展而要求传统观念臣服，工具和文化开始交战。一直到传统社会和信仰体系被完全破坏，工具和文化的依存关系被颠覆，控制权发生转移时，技术垄断时代才真正到来。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率先推入技术垄断时期，之后更多的国家步入这个行列。技术垄断，可以理解为我们的生活和世界被技术极权主义所统治。波兹曼在书中写道：「技术垄断是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思想的存在方式，技术被神化，文化要在技术中寻求认可和满足，并且听命于技术。」这意味着文化生活必须要寻求技术的认可，而且在技术的侵蚀中一步步让出自己的领地，在此阶段技术和人的关系完全颠倒，人可能沦为技术的奴隶。

科学至上压抑人性

技术是如何实现社会控制，并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波兹曼认为，这个过程开始于十九世纪早期随着科学发现和实证哲学迅速发展，技术不断为人类提供便利，拓展人们的认识，成为进步、富裕和文明的象征。当人们接受新技术的同时，也接受了它背后的整套价值观，旧的习俗和信仰被逐渐抛诸脑后。波兹曼列举了很多例子，如青霉素代替了祷告，电视代替了阅读，娱乐代替了思考，它们发生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社会领域，但其影响无疑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技术垄断时代营造了一种假象，即科学是一切事物的最终检验标准，那些无法被量化和证实的感观和信仰，都被判为「可疑」。要理解这点并不困难，我们这个时代就存在着诸多有关技术的迷思。比如在对人工智能的流行观念中，算法和算力决定了认知的科学性，很多人将这种认知模式视为「客观」，并认为其智能水平远超于人类，因而更可信。又如在传媒业，尤其是所谓新媒体行业，根据算法而获得最大化的流量，越来越成为决定信息质量的标准；相反，传统的采编人员正逐渐丧失对真实性和重要性的话语权。

在技术垄断时代，最终价值的判断标准不在于人类自身，一切都由技术决定，造成了价值判断与行为的剥离。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通常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标，这个目标则隐藏在高度技术化的帷幕之后。它的技术性以及神秘感，使其很容易被某一部分人所操纵，而多数人则盲目地被驱使。甚至如汉纳•阿伦特( Hannah Arendt)在论「平庸之恶」时指出的，许多人就像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Eichman)一样，从事着高度技术化的工作，对每一个程序背后服务的对象丧失了敏感，最终就可能脱离人类道德的轨迹。

如何逃离或反抗

波兹曼的目的不是危言耸听，他只是指出，技术与人性的矛盾，在技术垄断时代将不断地激化，左右人类文明的走向。在他呼吁关注技术垄断近二十年后，我们面临的处境更加危险。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航天和医疗等这些领域的技术裂变正形成越来越强大的统治力量，而谷歌( Google)、脸书( Facebook)丶苹果( Apple)和亚马逊( Amazon)等科技公司也成为新的技术代言人

但同时，人们对技术的威胁也会看得越来越清晰。比如2018年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就引发了技术与伦理边界的激烈讨论，呼吁对技术加强监管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不断爆发的关于「假新闻」、「后真相时代」的争议，所反思的正是「技术如何重新定事实」的问题。此外由于频繁陷入信息操控、侵犯隐私、阻碍竞争、威胁民主等争议，曾经作为偶像的科技公司也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要求拆分它们以打破技术垄断的建议也被正式提上日程。《纽约时报》曾报导，一些上流人士正想方设法脱离技术的控制，减少网络设备的使用，人际交往的价值被重新重视。

但人们可以逃离技术的掌控吗？觉醒了的那一部分人又能做什么？对此，波兹曼承认自己没有很好的建议，但特别强调一点：我们并非要反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像工业革命时期砸毁机器以反抗剥削的卢尔德运动( Luddite)在当代基本是徒劳的，我们应该寻求与技术体系达成新的和解，建立人和技术之间更加平衡的关系。

而主要的途径是改变教育，通过控制这一社会信息系统的核心，重建人们对于技术和文明关系的认识，抹除当代人由于短视而附加给技术的夺目光环。技术垄断有相当的迷惑性，以至于很少人意识到技术的神话是以压倒人性为基础的；或者更悲观地讲，即使意识到这种对立，人类在技术带来的利弊之间也难以做出取舍。而教育能够对这些问题重新发问，在思辨中培养人类文明「忠诚的抗争斗士」。在近十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波兹曼的这一呼吁似乎仍然充满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