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新闻网》 2022-03-04

导读

本文内容­根据郑永年教授于2022年2月19日为香港华菁会《华菁开讲》所发表的线上演讲整理而成。郑永年教授认为，在专业服务领域，香港的经验可帮助内地在推进中国规则国际化的过程中，更好地吸收借鉴国外既有规则的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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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香港严峻现状背后的问题

香港当下确实正处于一个严峻的局势当中。事实上，香港这几年一直风波不断，深刻影响了香港各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我们应当始终对香港保持信心。在中央的协助下，香港具备条件解决其面对的所有问题；另一方面，也必须直面香港社会存在思想混乱所导致的政治秩序混乱的问题。正是这种思想混乱问题让香港的各种优势无从发挥，但短板全都暴露。

香港的思想问题，主要表现为主流精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凡事向西方媒体，甚至都不见得是主流的激进媒体的观点看齐，一切以西方的判断为依据，这在本次的疫情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西方国家的疫情防控并不理想，从很多角度来说都是失败的。但是西方及香港的自媒体上广泛存在着一种荒唐的现象——很多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竭力包装这种失败，把拥有死亡的“自由”当成抗疫的胜利。殊不知自由地染病、自由地死亡，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还会影响到他人，影响到群体的利益。与此同时，这些人又极力抹黑中国的抗疫成果，将中国抗疫的伟大胜利说成是“专制的成功”。但其实疫情的控制是否成功不是媒体说了算，也不是政客说了算，而是社会说了算。西方很多人用民主来包装自己的失败，又用“不民主”来攻击中国的成功，进而得出了“民主的失败”优于“专制的成功”的扭曲逻辑。这些其实无非是淆乱视听，撇清责任。但是，很遗憾，在精英阶层失去判断的背景下，香港社会中不少人完全接受了这套说辞。

香港的政治问题，说到底，是政治信任的问题。这个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回归前的香港人没有政治权利，所有重要事务都是伦敦说了算。回归后，香港人实行“港人治港”，他们突然接触到政治，但是之前缺乏政治养成，急于求成，结果走向了激进和局限的误区。激进的误区是香港社会上一些人把反建制、反政府等同于民主。这是十分荒谬的，即便是在西方，也从来不主张把不加限定、不论原因的反政府行为视作为民主。但是反对政府就等于追求民主的观点在香港很有市场，以至于港府做什么都是错的，倒是反政府的人怎么做都成了对的，仿佛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局限的误区指香港社会上一些人把投票等同于民主，将“一人一票”视作为最好的民主。但问题恰好就出在这里。首先，西方的“一人一票”，花了两百年才逐步建立起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次，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一人一票”就是最好的民主制度，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刚好半个世纪，但在很多国家已经显现颓势，眼看就走不下去了。最后，即便单说投票，不同经济、社会基础上的投票行为的“含金量”也不同。人均GDP一千美元的地方可以投票，人均GDP一万美元的地方也可以投票，但两地投票关注的社会问题、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同的，因此不同地区的投票也不应简单类比。香港在以上两个误区中跌跌撞撞地摸索，消耗了各方的信任，无论是对西方制度还是中华文明，继承和取舍都不是很得当，终究演化出了政治秩序混乱的严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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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香港需要重启秩序。随着国安法的颁布，香港秩序重启的进程业已启动，只是现在还需要加速。这一过程中，要强化“一国”的意识，之前“两制”意识需要纠偏，“两制”是“一国”之内的“两制”，“一国”和“两制”不是平行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作为祖国的一部分，香港同样需要重新定位，再出发。具有了这个思想意识以后，香港社会才能看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才知道该如何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用持续的奋斗重现香港的辉煌。

历史上的全球化和西方的难题

刚才提到，香港作为祖国的一部分，同样需要接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而该变局，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曾经的“超级全球化”向“有限全球化”的转型。近代以来，世界经历了两波全球化，如今正在步入第三波全球化，即“有限全球化”。

第一波全球化是欧洲主导的，从1875年到1914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这一时期，西方已经演化出经济自由主义。此前，除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之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时期，大约是从16世纪中叶兴起，盛行于17—18世纪中叶，后为古典经济学所取代。当民族企业在政府保护之下成长起来之后，逐步向世界开放，在19世纪形成了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有别于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第一波全球化时期，欧洲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交往密切，是西方的Golden Age（黄金时代），但它仍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1914-1945年），全球化基本处于中止的状态。发生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登场提供了条件，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模式对之后直到今天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战后，从1945年至1980年代前，发生了美苏分裂及平行推进的一波全球化。不过当今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话语对这波全球化是否认的。原因例如两大阵营之间的经济互动甚少，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已经致使当时的全球经济遭遇极大困难。但是这一时期西方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政府干预和开放市场两条腿走路，经济发展迅速。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西方的中产阶级在各国普遍达到了60%-70%的人口占比。至1980年代初，在部分西方国家，尤其美国，中产阶级人口占比甚至一度逼进80%。

那么这个中产阶级是怎么壮大的呢？因为当时还是传统的贸易投资，国家政府还掌握着相当一部分的经济主权，所以运用凯恩斯主义是比较有效的，收入差距控制方面也比现在搞得好。美国现在为什么搞成这般田地，可以从其税收情况中一窥端倪。1930年代的大萧条至1980年代的“里根革命”(The Reagan Revolution)以前，高收入群体所缴纳的税款在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中占比最高的时候达到90%以上（2010年后，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在个税总额中的占比降为约60%）[1]，所以被称为“准没收型”的税收制度。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二战的特殊情况。但不管怎么样，这套制度对壮大中产阶级是有利的。我一直在强调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中产阶级在美国占到70%的时候，政治不会极端化。共和党右一点，民主党左一点，但竞争有底线，两个党来回拉锯就是要抓住占比70%、立场居中的中产阶级，所以不会极端化。

然而到了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的革命开始了，这也引发了第二波全球化。这波全球化被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称之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期间伴随着放松金融管制，包括资本、技术和一部分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到处流动，全世界的经济自由度非常高。其结果是，一方面，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确实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也拉大了贫富差距。这种贫富差距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一国之内，在美国甚至尤为显著，严重地撕裂了社会，最终酿成了特朗普的登台。

这种变迁可以通过两个例子生动地展示出来。1945至1980年代初的那波全球化中，美国的福特汽车是一个杰出的代表。该企业凭借其技术优势，建立了大量的工厂，带来了可观的就业和税收，最大的功劳就是把以前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转化成了中产阶级。1980年代中期起，“超级全球化”时代到来。作为新时代杰出代表的苹果公司在产品研发方面独具技术优势，但是它的生产环节全都外包了，这就导致其对美国的就业和税收的贡献远不及当年的福特。而苹果公司正是全球化时代美国产业界的缩影。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工人阶级的处境日渐艰难，他们的角色被像是我们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所替代。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珠三角的农民工就是美国的工人阶级。这个变化中，苹果公司这样的企业虽然吸引了资本，但美国原本的中产阶级却滑落为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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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卷入到超级全球化中来，为了得到资本的青睐，打造起各种各样的避税天堂，其中开曼群岛最为典型，当然新加坡和香港也有这样的成分。一国之内的富人一旦觉得税率高，就会把资产转移到海外去。于是西方国家陷入了税收政策的两难，高税率的经济体难以避免资本外逃，比如法国提高税率，巴黎的富人就移居伦敦；另一方面，低税率的经济体又难以支持国内的发展，所以美国也有富人一直主张多向他们征税，因为他们也感到，再不提高富人的税率，美国就会有更多更大的麻烦了。

这是体制性的难题。以前是富人多交税，救助穷人，壮大了中产阶级，减少了财富分化。现在因为害怕高收入群体携资本外逃，于是就给他们减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就是这个逻辑：政府向谁征税呢？穷人没钱，征不到税；富人的税又征不得，那只能向中产阶级征税。结果就是中产阶级的萎缩。美国的中产阶级从以前的70%以上萎缩到如今的不足50%。

试着将中国和美国比较一下，中国现在中产阶层占比大约为30%，总体比例不高，但是我们是从穷到富，只要未来还有希望，大家可以等待，耐心一些。但是如果从富到穷，七成中产阶层减少到五成，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个过程，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的民粹主义崛起。民粹主义已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严重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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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超级全球化时代既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长，为何欧美的经济增长却又逐渐陷入停滞，乃至衰退？这里面既有税收政策致使国家难以控制财富流向的问题，也有民主败坏的问题。所谓民主的败坏，就是从“一人一票”的选举设计开始的。代议制民主需要选举，但未必需要“一人一票”，甚至“一人一票”的设计从根本上就是反代议制的，因为“一人一票”的参与方式让每个人都具有了似乎可以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感觉，虽然普通群众通常无法从专业性上对自己正在参与的决策有所掌握，但关键是此番操作为政治人物推卸责任大开方便之门。政治人完全可以把情况操作为“代”而不“议”，凡重大事项皆交由民众，以“一人一票”的公投或类似效果的方式决定，自己正好逃避责任。这是精英阶层的堕落，而一旦精英阶层堕落了，即便是最好的制度也会出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曾经的“民主灯塔”如今光芒不再、甚至摇摇欲坠的原因。

美国在超级全球化时代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内部性的。美国无力解决，于是把内部问题外部化，导致了中美关系的紧张。美国把自身的问题归咎于中国，说中国窃取了美国的技术、工作、税收等等。我常和美国朋友说，非难中国不仅不会缓解美国的问题，反而会加深美国的内部问题。但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瑕疵使得美国的政客必然选择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结果就是反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抬头以及中美关系从特朗普上任就开始恶化。

“有限全球化”及其影响

中美都是“超级全球化”时代的受益者，但在这一过程中也都存在着自己的问题。当美国不愿和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进而向外转移矛盾时，世界进入了“有限全球化”时代，这以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起点。这一轮全球化有两个重要启示：

第一个是全球化再也无法回到1980年代里根与撒切尔革命时代的那种“超级全球化”的形态了。如今各经济体在资本、技术、人员的流动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又不会中断，而是会以一种“有限”的方式延续。所谓“有限”，主要呈现为主权国家必须对资本、供应链、劳动力的布局做出重大调整，从而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照顾国内利益间实现适当平衡。

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开始设法将部分供应链搬回国内，或者在全球多点分布。例如，根据美方的统计，疫情发生之前，美国80%的医疗物资放在中国生产，97%的抗生素放在中国生产。这样的布局合理不合理呢？经济上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便宜，这样布局的收益更大。但是从保障老百姓的生命安全的角度来说是不合理的，所以美国要推行供应链的去单一化。新加坡也一样，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新加坡人普遍不戴口罩。不戴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真的没有。新加坡的口罩生产线放在台湾，新冠疫情爆发，台湾口罩不出口了。后来新加坡政府设法在国内设置了口罩生产线，相继也就开始强制戴口罩了。美国和新加坡并非特例，重新布局供应链的主张得到了英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普遍支持。他们纷纷设法把一些产能布局到越南或其他东南亚国家去，以此减少对单一原产地，尤其是中国的依赖。这种举措不光是出于疫情防控的原因，在经济上也有一定的考量。虽然本国的生产成本更高，但是把企业留在国内，就意味着更多的税收和就业。

另一方面，以上这些尝试仅仅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取得了有限的效果。除了防疫物资，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但并不一定是被削弱，相反甚至得到了升级。2021年以来，中国是新冠疫情控制得最好的国家。与之相较，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虽然一度承接了很多中国流出的订单，但随着病毒的变种，又逐个被疫情击溃。所以我们见到很多制造业企业又发生了回流，另外一些企业虽然确实将部分制造环节转移到了别处，但根本上还是没有脱离中国供应链的支持。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人不必太过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审视资本的流动。曾经的长三角、珠三角只能倚重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低廉的优势，而如今却可以借助供应链、技术、乃至品牌的优势，这是一种高质量发展所期待的提升。另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操作的对华“脱钩”始终没有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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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对香港的情况专门做一点说明。西方国家如今把部分供应链布局在东南亚，尤其把其中比较高端的放到新加坡，这是不是对香港产生了实质性的挑战？其实并不是这样，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迁移到新加坡的企业和留在香港的企业在业务指向上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瞄准东盟市场，后者则是瞄准中国内地市场，这是一个错位竞争的局面。另外，东盟市场总体体量虽然也不小，但毕竟不是一个Single Market（单一市场），而是非常碎片化的。中国内地则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更多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经香港进入内地的外资虽然起起伏伏，但总体上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有限全球化的重要启示是，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和扩大开放，全面“脱钩”就是一句空话。这倒不是美国政坛虚张声势，而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以及日本的资本不答应。所谓的“新冷战”、“对华脱钩”确实会给中国带来冲击，但是在资本逐利天性的作用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最终也只能对华“有限脱钩”，该合作的业务还是会持续开展。美国并非铁板一块，美国行政当局、国会里的冷战派、反华派、华尔街、硅谷，这些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有重叠的部分，但也有间隙，这就为我们分类处置、平衡运作留下了机会。

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

美国如今遏制中国的战略主要部署在三个领域：

第一，美国自身的内部建设。内部建设虽然是最为本质的部分，但也是美国最有心无力的部分。如今，美国政府面对严重撕裂的国内社会，已经十分乏力。拜登政府也在基建、科研、税收方面制定了一些改革政策，但是从目前的反馈来看，收效平平。两党在除了对华强硬以外难寻共识，这才至于荒唐到将什么困难都归咎于中国的境地，“强化和中国的竞争力”成为美国论证其内部政策的依据。

第二，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建设。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显然不是打算单独行动，必然还要和盟友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特朗普外交中颇为人们所诟病的就是四处“退群”，但我们也要看到他的“退群”是有明确指向性的——是从二战后的联合国体系中退出来，与此同时又重新组织所谓的“民主国家”群。

第三，美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的调整。美国已经在有限全球化的思路下开启了对华关系的调整，事实就是发动了“新冷战”。至于“新冷战”的施政手段和工具，美国方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合作、竞争、对抗。也就是在有价值合作的领域，选择合作；在有必要竞争的领域，着力竞争；在关键战略分歧上，竭力对抗。实际上，这个表述还可以再细化了一下，即一个是合作领域，一个是竞争领域，一个是对抗领域。但是对抗可以分成两种，可控的对抗是对抗，不可控的对抗是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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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领域主要是三个：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公共卫生、核武器不扩散。

与合作方面的匮乏相比，中美之间竞争的方面要丰富得多，甚至可以说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展开了不同程度的竞争。从芯片、5G之类的硬科技领域到民主话语权的意识形态领域，从全球范围内围堵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到插手中国内部的香港、新疆事务，美国制造的竞争压力无处不在。

竞争走向激烈化，就成为对抗，而对抗发展到白热化，就有失控而发生冲突的可能。这其中新疆和香港的对抗依然可控，毕竟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现在看来南海的对抗也相对可控，美国还不至于直接军事打击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可能从对抗走向公开冲突的也只有台湾问题。现在美国开始以台湾问题作为核心战略支点来制定对华政策，而台湾本身最糟糕的问题就是民进党高层和香港的一部分人一样，思想异化，意识形态偏见压倒理性判断，总觉得美国是靠山，情愿将台湾绑架在美国对华遏制的战车上。但是历史上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可靠的国家，对于棋子，从来就是有用则用，用过即弃。这种形势下，中国必然以捍卫国家主权，解决台湾问题为战略核心来应对美国的政策。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在互动中将中美关系导向更为稳定、可控的方向。今天的中美关系不是美国一家可以规定的，不是说美国要和中国冷战，中国就也要冷战。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平衡美国对华战略的能力。

首先，中国的产业基础是平衡美国战略的重要工具。与冷战时期单方面突出重工业的前苏联不同，中国强调全面发展，并没有在民生经济方面落下，相反还在全球技术分工、供应链方面形成了稳固的产业链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从特朗普当选一直折腾到现在，全面脱钩都没有实现。甚至去年年底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还说要“重新挂钩”。但我们要头脑清醒，美国并不是真的要“重新挂钩”，只是实际上脱不了钩，在“有限全球化”的思维下，选择性地跟我们采购所需的物资。当然，这依然在客观上造成了去年对美出口的猛增。这种局面未必符合白宫的期待，但是在经济的问题上，白宫唯意志论是没用的，对华脱钩的程度越大，美国自身付出的成本也越大。

其次，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平衡中美关系的重要工具。我上次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合办的一个论坛上说，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太武断，甚至是太无知。他们总是攻击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进而将打压中国国有企业作为其政策的一部分。这样的结果是非常消极的。美国方面最近表示，中国未能履行于2021年底到期的两年期“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承诺（据传只完成原定目标的近六成）。中国以前能平衡贸易，就是因为中国善用国有企业这个工具。2019年5月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时候，中国派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采购，采购两次就能实现阶段性的贸易平衡。美国自以为是，打压中国平衡贸易的工具，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中国政府再强大也不能强迫一个民营企业去采购美国的商品，更不能直接强迫老百姓去采购美国的商品。当然这里也有我们自己学者的失职，我们很多自己人也不理解国有企业到底在发挥什么作用，更没有把这个道理给美国人讲清楚。中国的国有企业从来就不是美国所认为的国有企业。中国从汉朝到现在几千年都有国有企业，以前叫“平准经济”，很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用来）平衡市场。中国学者要把这个故事讲清楚，帮助美国人认识中国，也促使国有企业继续发挥平衡作用。

最后，美国的资本也是平衡美国战略的重要工具。特朗普搞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全面脱钩”，拜登搞“小院高墙”的精准脱钩；欧盟也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跳舞，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宣布冻结了中欧贸易协定的审批；日本更是唯美国马首是瞻，在各个方面积极加入对中国的围堵。但其实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开放，以上这些伎俩都不会有大效果。因为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地非难中国带不来利益，而资本是非常现实的，民主也好、专政也好，只要能稳定、能赚钱，就是资本青睐的对象。我们要学会站在资本的角度看问题，利用资本的力量平衡美国诸如“脱钩”一类的战略。马克思讲的是对的，资本的本性就是要赚钱，最民主的地方不赚钱不会去，要赔本的更不会去；最专制的哪怕是中东这样的地方，能挣钱的，资本也会去。那么，当中国争取加入CPTTP；打造海南自由贸易岛，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成渝这些经济带；不断扩大开放程度时，在资本的作用下，世界不可能同中国“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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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要“第三次开放”或者“二次入世”

有限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为了转移自己内部难以消化的问题，发动了诸如贸易战、脱钩、新冷战一类的竞争和对抗，这也确实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冲击。但只要中国坚持开放，这些所谓的脱钩现象就都是暂时的、可控的。那么中国在坚持开放的道路上还要做些什么调整和深化呢，这就涉及到了今后一段时期内最重要的对外战略，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三次开放”或者“二次入世”。

从大的历史来看，中国从近代以来已经走过了两次开放，现在进入了“第三次开放”。“第一次开放”是1840年、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被迫开放，西方列强用船坚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第二次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主动开放，成果非常巨大，用了40年的时间走了西方150多年的路，令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是第三名的日本的两倍还多。记得我1981年上北大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还不到300美金，而去年人均GDP已达到12,000美金。

现在的“第三次开放”不仅是一场中国主动的开放，而且是诸多领域的单边开放。什么叫单边开放？就是不管你开不开放，我都开放。从内部来看，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双循环”、“制度性开放”等，在实践层面，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海南自由贸易港都在发展。从国际层面来看，我们的动作就更多了，和东盟等国家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经在年初生效，另外我们也已经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加入CPTPP实际上也显示了中国“二次入世”的决心。

“第三次开放”具有深刻的国际和国内时代背景。在国际层面，我们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的竞争、对抗和冲突的风险不断浮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关起门来过小日子，开放的重要性比起以往任何时代有增无减。而且如今的开放不仅仅是开放市场来增加贸易和投资，更重要的是用开放来促进科学技术的交流。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新型举国体制，也就是在开放状态下的自主创新。我们还是要欢迎美国、欧洲的商品、资本以及技术进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大家要以大国心态来看大国关系，才能把握住发展机遇。

最重要的是，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是今天国际竞争的核心，更是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所以我们下一步要改革行政体制。从“双循环”战略来看，内循环的核心是统一国内的规则，外循环则是中国规则的国际化。我们可以通过内循环把各个地方的规则统一起来，例如先统一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则，其他经济区再去对接。内部规则的统一是国家统一市场的基础。规则统一起来以后，我们制定标准走出去，通过国际大循环，在世界规则上做补充和衔接。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大国，取决于如何强起来，也就是规则制定权。

在国内层面，我们已经走完了简单的数量扩张性的经济增长，要进入质量性的经济增长。高质量的发展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要让每个公民都更公平地分享发展的红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间，中国已经从贫困社会上升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促成了8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尽管这已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中国还需保持清醒的认知。中国的中产比例还不到30%，很多人刚刚脱离绝对贫困阶段，还存在着返贫的可能性。尽管我们从全球化中获益，但全球化也导致了我们收入分化状况的加剧。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尤其是包容和开放式发展，就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反过来就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图源：凤凰网)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消除贫困的伟大成就带给我们的关于三次开放的启示。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都没有解决好贫困问题。中国八亿人口脱贫，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脱贫，我们也终于在2021年消除了绝对贫困。即便是在美国，主流的经济学家也都承认，19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中国对于减贫的贡献量最大。如果没有中国，这个世界的贫困问题会严重得多。这一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无法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来解释的话，中国就不应当成功，但问题是中国成功了。尽管还是有一些西方人在统计的细节上不断质疑，但是总体来说，八亿人民脱贫的基本事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的，是颠覆不了的结论。

中国消除贫困、持续发展的秘密还是要用这片土地上的例子来解释。这方面，香港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香港作为中国的沿海城市，和三次开放都有关系，尤其是在第二次开放中香港人民对内地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一次被迫开放，香港被割让给英国，英国人说是给香港做贡献，不如说是政治上压制香港人的权利，经济上给自己牟利，在香港培养服务英国的经济利益，尽管客观上也促进了香港的发展。就这样，香港人凭借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一点点累积起家底。第二次改革开放是内地主动开放，香港作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我们必须铭记。香港在第二次开放中扮演了内地和境外世界的交流窗口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带来了商品、资本和技术，而且把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传播到了内地，为之后的发展解放了思想。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和香港是密不可分的，第一批资本都是华人资本，西方的资本是直到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进入的。所以香港对珠江三角洲是贡献很大的。我常对内地，尤其是深圳的朋友说，深圳现在富裕起来了也不要忘记香港，没有香港，深圳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当然，这一过程对香港来说也有遗憾的地方，就是香港把自己传统的制造业差不多全都转移到珠江三角洲或者内地其他地方而没有发展出新的产业，这逐渐消减了本地的航运优势，走向了产业的单一化。如今香港可以倚重的，除了金融，就是一些其他的专业服务行业，在制造和以制造为基础的科创领域乏善可陈，确实遗憾。在前两次的开放中，香港对深圳、珠江三角洲的成长来说贡献非常大，但也塑造了自身现在的局面，至于如何扭转，也还是要在第三次开放中找机会。

第三次开放与香港的未来

随着中国大陆开始推进第三次开放，香港完全可以，也非常应当抓住这个机遇，争取未来更好的发展机遇。我所在的机构最近一直在做关于横琴、前海、南沙要在大湾区的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的调研。其间形成的核心问题也和香港相关，那就是香港要扮演什么角色，现有的优势有哪些，是否匹配这些角色？我在跟内地各界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一般认为，香港的金融服务固有的优势是迁移不了的，在港经营的业务，也没法开放给内地做；香港的优势也不是技术，至少不是应用技术，因为香港可以应用这些技术的产业早已转移内地了，所以相关的开发是薄弱的；再如旅游、购物之类的相对基础的服务业，作为香港的传统优势在疫情中受到了很大打击，而且这类业务需要被服务对象人在现场，因此也不是开放的。那么，香港还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优势，可以让自己并入大湾区建设的快车道？应该是香港的专业服务领域对于国际化的规则系统较内地更熟稔，可以协助内地在统一国内规则和推进中国规则的国际化的过程中更好地吸收借鉴国外既有规则的可取之处。

中国目前人均GDP已达12,000美元，预计在2035年达到人均GDP23,000美元，如果目标再高一些，彼时达到今天亚洲“四小龙”里最后一名台湾地区的水平（2021年人均28,400美元），可能需要人均30,000美元。现实与目标之间，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追赶的策略就是双循环。怎么提升内循环水平？现在中央也意识到了，就是要完善中国的统一市场。现在的中国国内市场总量很大，但是分割还是很厉害的，制度和非制度上的壁垒导致了很多问题。2021年，中央深改委会议强调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在全国各个省市范围内完善统一的规则和标准，有利于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这一过程中，香港的专业界可以献言献策，协助内地选取、设定更加合理，也更易与外界对接的规则体系。

至于外循环，香港本来就是中国内外循环的重要结点，因此它的角色就更加显著了。香港作为中国内地和世界交往的桥梁，以前更多地是服务于外界的“走进来”，现在也要大力协助内地的“走出去”。比如我们一直在提倡香港和内地共同努力，为香港在贸易、投资、法律、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的规则、标准在内地落地构建基础。这样在条件成熟和有需要的领域内，香港国际化的规则就可以适用到整个大湾区的相关产业中去，而这一过程中，横琴、前海、南沙三地就是在内地对接、反馈、落实这些规则、标准的代理点。在这些高端服务业领域形成的“香港+”的服务优势，正好对接到广深的制造业、科创业上，会有利于内地以更顺畅的路径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配合推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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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可以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外循环中的规则构建问题。国家一直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量不断攀升，短期内需要的是中国和既有国际规则更加高效、顺畅的对接，长期来看，这还牵扯到中国规则的国际化之路。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为何中国不能仅仅是对接既有的国际规则，还要对国际规则做出修正，乃至国际化中国的规则？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预见到了，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国必然要接轨国际，但仅仅接轨是不够的，也要为国际规则做加法。美国整天抨击我们利用WTO规则（漏洞）、不遵守海上航行自由规则等等。然而，对国际规则有了一定了解的新一代中国人开始发现这些曾经由西方主导制定的规则中也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甚至根本就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如果能凭借中国的智慧和力量对其予以完善或者给出中国的替代性方案，对全人类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贡献。然而，西方目前对中国规则的国际化还是报以极大的警惕和排斥，虽然他们已经在很多方面难以有效围堵中国，但是依然竭力通过规则来围堵中国，毕竟直接入侵或威胁入侵中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么西方还能够用来制约中国的就是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诸多专业服务领域的人才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要承接这项重要的工作，需要先解决好思想问题，否则不仅无法推进工作，还会引发新的不必要的争论。我一直坚持认为香港在某些方面还是要完成去殖民化的步骤。但是很遗憾，香港在这方面完全失焦了。香港的报纸上还在热烈地探讨是否应该对香港街道地名“去殖民化”。但是，参考新加坡的经验来说，这些表面功夫没有太大意义，去殖民化要去的是头脑里的殖民主义观念。新加坡将殖民时代的很多像是地名、路名、古迹之类的东西作为历史的印记保留了下来，但这并未减损新加坡去殖民地化工作的成果。不是脱掉西服，穿上中山装就是去殖民化了，没有必要机械地把去殖民化理解为抹除一些相关印记，关键还是思想要去殖民地化，回归中华文明、中国文化。

香港虽然是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但根本上还是一个华人社会。在缺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的情况下去治理一个中国文化底色的社会，就会出现治理困局，就会出现优势无从发挥，短板全都暴露的尴尬。倘若香港能将自身在规则构建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和内地形成合力，则会能量无穷。如今特区政府初步拟定了北部都会区的计划，按照其开发面积的体量来说，几乎可以说是再造一个香港。300平方公里的宏伟项目，对保障就业、改善居住都是很大的利好，而且为发展产业创造了空间。曾经董建华先生要在香港扶持科创，因为遭到既得利益反对，终究无果。但是如果建设一个新的都会区呢？虽然在香港发展科创并不容易，在具体产业的选择上还要做很多扎实的研究，但是我们应该对此满怀期望。将来北部都会区会有250余万人，相当于现有人口的1/3，有新兴的科创产业作为增长点，因为发挥了香港在规则制定方便的优势而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这就是香港在第三次开放中熠熠生辉的未来。

像华菁会这样集中了爱国人士和专业人士的组织，在香港和大湾区的发展中都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内地要和这样的团体多做一点交流。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香港的问题主要还是政治信任的问题，那么巩固和加强信任，就要从多交流做起。目前，面对面的交流当然因为新冠疫情影响而难以实现，只能线上交流，但这必然只是暂时的。随着中央在香港防疫政策上的重要决定落地，这些困难未来都必然被克服。香港固有的优势依旧，国安法的通过给香港在政治上夯实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国家第三次开放中的双循环战略、大湾区战略、香港的北部都会区规划，都给香港在经济上制造了改善原有短板的契机；再加上香港人民历来的勤勉与务实的精神，还有什么优势发挥不出来呢？在今天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起点上，我们必须抖擞精神，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