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多维》2019年7月4日

文/何乾强

随着中美经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对华科技领域种种遏制行为轮番登场，包括实施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投资限制、技术封锁、人才交流中断等。日前《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发表文章《数字霸权之争》（The battle for digital supremacy）说“如今世界科技领域的格局，已经不是美国动脑、中国出力了！”美国必须重新审视现在中国人的优势在哪儿。文章认为，若要“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需要有一个全局观的判定，而不是简单“膝跳反应式”的接招。

目前的特朗普（ Donald Trump），似乎“目光短浅”在和中国的抗衡之中，有点“只计较微利而无视大局”。

在科技领域，中国与美国依然是存在相当差距的，这点毋庸置疑。但在不少流行的说法里，中国的发展似乎都是美国“恩赐”的，一旦美国收回“恩赐”，中国立刻就要崩盘。他们之所以做出这种描述，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毫无科技实力。这也是幼稚至极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后发优势的位置，“我们和美国还有巨大的差距”，这句话在1978年说，在1998年说，和在2018年说都是可以的，但是背后的含义已经完全不同了。

成也市场败也市场

统计当前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企业，可以发现其中有八家都是美国的企业，其中前五位全部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包括脸书（Facebook）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通常被统称为FAAMG。（见图1）

而所有这些公司，全都是靠资本市场培育的。一个典型的科技公司诞生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创始人成立公司，随后PE、VC等股权投资基金进入，之后再经过多轮融资，最后成功上市。

以Facebook为例，由哈佛大学学生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创立于2004年2月，帮助大家在网上认识学校的其他成员。最开始网站的注册仅限于哈佛大学的学生，随后注册扩展到波士顿地区的其他高校，之后全球大学生都可以注册，最后对所有互联网用户开放。

随着Facebook的发展，不断有股权投资基金进入。最早是2004年9月，贝宝（Paypal）创始人泰尔（Peter Thiel）投资了50万美元，对应公司估值为500万美元。随后，2005年5月阿克塞尔合伙公司（Accel Partners）投资了超过1200万美元，公司估值已经上升到超过1.2亿美元。到高盛（GoldmanSachs）等进行第十轮投资时，公司估值已经升至500亿美元。2012年，Facebook在纳斯达克上市。从上市到现在，市值又翻了10倍达到50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市值的公司。（见图2）

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之下，美国的科技企业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研发创新，以获得不断的成长。以亚马逊为例，2017年的研发费用为226亿美元，占收比例的127%。而FAAMG在2017年研发费用总和为6388亿美元，研胶强度平均为134%。（见图3）

再从当前全球股票市值来看，按照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4月，美国股票总市值为34万亿美元，遥遥领先于中国的82万亿美元，以及日本的57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股市的龙头都是科技企业，而中国股市的龙头都是金融地产和能源。

美国繁荣的股票市场好比是一片蓝海，帮助美国孕育了无数的科技创新企业。正是依托于发达的资本市场，美国的科技一直领先于全球。优秀的企业诸如FAAMG可以成为万亿市值的公司，这也让微软的盖茨（BⅢ Sales）、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Jeff Bozos）等人成为世界首富。

但是回顾美国的经济历史，虽然在科技上一直领先于全世界，但并非一帆风顺。

从1904年到1978年，美国的科研投入强度从3.1%降至23%，而同期日本的研发强度从15%至2%，与美元的差距大幅缩小。在汽车、半导体等多个领域，日本企业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见图4）

而观察美国股市前十大市值公司的变化，也可以感受到美国经济当时遭遇的巨大挑战。

在1967年，美国前四大市值的公司分别是，国际商用机器（IBM）、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柯远（KODAK），通用汽车（GM）。此外前十大市值的公司中还包括通用电气（GE）和宝丽莱（Polaroid）六家公司都是当时的科技公司。

但是到了1980年，虽然美国市值最大公司的前两名依旧是国际商用机器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但是前十大市值的公司中剩余的其他公司几乎都是油气公司，包括埃克森（Exxon），印第安纳标准石油，斯伦贝谢，壳牌石油（Shell Oil），美孚（Mob），加州标准石油等。

也就是经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股市的领头羊几乎都从科技公司变成了油气公司。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研发强度下降，科技公司淡出？主要的原因在于货币超发，导致了物价飞涨投机横行，而企业失去了研发创新的动力。（见图5）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广义货币增速仅为5%，到六十年代升至7%，到七十年代升至10%，而同期美国的经济增速不升反降，结果就是通胀率的显著抬升，从五十年代的平均2%升至七十年代的平均8%，房价涨幅也从六十年代的4%升至七十年代的10%。（见图6）

由于物价的飞涨，其实年代的美国居民热衷买房，富豪热衷商品投机，当时亨特兄弟凭借投机白银一度成为美国首富。

从美国居民的财高构成来，1965年，财富中的金融资产占比高达67%。但由于此后十多年美国股市基本未涨，而房价持续上涨，到1980年金融资产占比下降至59%，房产等实物资产占比升至41%。

这段周期的货币超发，科技创新乏力，但从1980年到1990年，美国研发强度从2.3%回升至2.8%，此后长期保持在2.8%的相对高位。从美国GDP中知识产权投资的占比来观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保持在1.7%左右，但从1980年开始持续上行，到1990年上升至2.8%，目前已经高4.4%（见图7）

美国研发的70%是来自于企业部门，其中上市公司又是绝对的研发大户。欧盟（EU）委员会公布的2018年全球工业研发排名中，前10名当中有一半是美国企业。而在研前100强中，美国企业有35家。在全部2500家上榜企业中，美国企业研发占比高达37.2%，远超欧盟的27.2%，日本的13.6%和中国的9.7%。

而美国1980年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那一年里根（Ronald Reagan）竞选美国总统。里根认为美国经济陷入滞涨的根本原因就是货币刺激，他给美国开出的药方是“供给学派”，核心思想是两大内容：一是降低货币增速，二十大幅减税。

在里根时代之后，美国的货币增速发生了大幅下降，从七十年代的10%降至八十年代之后的6%，这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首先货币增速的下降使得通胀和房价涨幅显著回落，抑制了商品和地产等投机炒作，其次是货币增速的下降使得美国利率水平大幅下降，也显著提升了股市的估值水平。（见图8）

里根的另一政策是减税，他实施了两次大规模减税，大幅减轻了居民和企业的税负水平。

正是得益于里根新政，美国的货币增速大幅下降，泡沫投机得到抑制，与此同时利率下降提升股市估值，减税提升企业盈利，之后美国股市开启了近四十年的超级大牛市，进而培育了一代代优秀的科技公司。

抓住三个关键点

了解了美国料技发展历史，再去理解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这与我们这些年的经济上的泡沫化有很大关系，P2P、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等泡沫，使得人们的学术思想也泡沫化了。一个基础理论形成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大家都不认真去做理论，都去喊口号，几十年以后我们不会更加强大。”

中国过去的十年其实特别类似于美国的七十年代。美国七十年代的货币增速高达10%，而中国过去十年的广义货币M2平均增速高达15%。美国七十年代物价飞涨、房价大涨。中国过去十年虽然名义物假涨幅不大，但房价涨幅很大。

美国七十年代培养了一大批石油公司，中国过去十年培养了一大批地产和金融公司。2018年，中国最大地产公司碧桂园的全口径销售金额达到7287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华为公司的销售额。而2018年中国地产公司销售额前十名的门槛已经超过2000亿。从股票市值来看，当前A股市值排前十名的公司中包括五家银行、两家保险，还有中石油和中石化，以及贵州茅台（见图9）

在货币超发的环境下，金融、地产和能源这些行业赚钱最容易，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浮利润为33万亿，其中约三分之二属于金融、石化能源和房地产等三大行业。但这些行业几乎都没有研发投入，比如在银行业中号称科技投入最大的招商银行，2018年的科技投入佔营收的比例为278%，中石油2018年的研发强度仅为0.9%，而地产企业的报表中几乎没有研发费用，其中披露研发费用的金地集团和华侨城等企的研发强度都不到0.1%。

因此，在货币超发的环境下，资金流向了金融、地产等行业，但这些行业的企业只赚钱不研发，其实就使得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受到严重拖累。据统计，2017年A股上市公司平均研发投入为1.9亿元人民币，仅为美国的13%

中国光有一家华为是远远不够的。华为是中国企业创新的旗帜，在2018年欧盟委员会公布的2018年全球工业研发排名中，华为以113亿欧元研发费用排在全球第五名。美国竟然举全国之力来对付一个中国企业，这本身也说明了华为的优秀。（见图10）

对于创新，任正非在讲话中给出了线索：“国家发展工业，过去的方针是砸钱，但钱砸下去不起作用。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大家要想到，东欧国家都比较贫穷，但是美国大量的领袖、科学家、金融家…都是东欧人，我们为什么不大规模吸引东欧人到中国来，或者在东欧建立各研究基地？”

任正非表示：“当然，中国现在回来了很多人才、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比外国高很多，如果来到中国，要多缴这么多税，“雷锋”精神是不可持续的，雷锋是把一切都给国家、献给党。但是，毕竟这些顶级专家是从外国到中国、不仅没有优惠，税收还高很多。美国两百年前是印第安人的不毛之地，就是政策对了，今天是世界霸主。我们国家有五千年的文明，有这么好的基础，应该拿出政策来拥抱世界人才来到中国创业。”

其实将任正费的话总结来说，就是工业化可以靠钱砸，但是创新一定要靠人。所以要想创新发展，就应该用政策来吸引人才，激励人才。再结合美国的经验，要进一步创新发展，恐怕要在三件事上着力。

首先要切忌货币超发。过去两年的去杠杆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在资产管理新规实施之后，中国影子银行受到了全面监管，广义货币M2增速出现了显著下降，从之前十年的平均15%降至当前的8%左右。这意味着未来的金融和地产泡沫会受到抑制，资金将有望从这些行业中逐渐流出。

其次要大力减税。任正非说要拿出政策来拥抱世界人才，这个政策可以是税收优惠政策。如果在中国创业的税负水平比海外低，就可以吸引人才。中国从2018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而2019年的减税降费金额将进一步达到2万亿，其实也是非常值得肯定。从可持续性的角度来讲，最佳的税收政策组合应该是给人才减税，给资本加税。（见图11）

最后是要发展健康的资本市场。在创新时代，核心是靠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属于轻资产，因而最佳的激励方式还得是股权融资。

目前全球前十大市值的企业中，有两家是来自中国的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而这两家企业全部都是通过海外的资本市场培育成长的。在普华永道思略特全球创新1000强报告中，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分别排在第45名和第59名，研发强度分别为14.4%和7.3%，这一研发强度也和国际科技巨头基本相当。

但比较遗憾的是，目前中国许多优秀的科技企业都在海外上市。这其实和中国上市制度有关系，过去要求只有盈利的企业才能上市，但是很多初创的科技企业在寻求上市时都是亏损的，所以无法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

另外，在科技企业一般都会设立同股不同权制度，也就是创始人的股份给予更多的投票权。原因是创新企业发展需要融资，但同时要保留对公司的控制权，所以往往拿出来融资的股权给予更多的是分红权。例如谷歌、脸书、阿里巴巴、东京都有这样这样的设计，而当初阿里巴巴就是因为香港市场没法接受同股不同权而去了美国市场上市。

华为虽然没有上市，但其股权的设计就非常类似于同股不同权。通过虚拟股权的形式，员工通过工会间接持有华为公司大多数股权，从而享有分红权。而任正非虽然持有股权比例很少，但是拥有投票权。

今年中国计划实施的科创板块，其实就是制度上的创新，通过实施注册制，科创板将允许未盈利公司上市、允许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公司上市、允许红筹和VIE架构公司上市等，真正做到让优秀的创业企业能及时在本土市场上市融资。在退市制度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中明确，科创板不适用单一的连续亏损终止上市指标，不设暂停上市、恢复上市、重新上市，一旦符合退市条件，直接终止上市，这一退市制度完全与美国市场接轨。寄希望科创板能够极大地助力中国创新企业发展。但中国有一句俗话“酒香不怕巷子深”，本刊也曾连续在第44期《写在科创板开闸之前》、第46期《科创板整装待发 希望是“盛宴”不是“剩宴”》等文章中对科创板提出建言，期待科创板的实践，能够真正做到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

对“华为模式”的思考

这一场中美贸易战让世界都认识了华为，作为不上市的科技企业的龙头。事实上，在了解美国科技企业的发展之后，美国科技企业的发展固然可以借鉴，作为后发的中国可取长补短，而华为是另一种模式，是另一个维度的对资本和劳动者的理解。

外界对于华为众说纷纭，看看华为员工如此说：第一，华为如果上市必然会受到资本的追捧，届时华为员工会產产生大量掌握巨额财富的人，而股市为他们套现离开提供了途径。随之而来的将是员工的大量离职，这对于华为会是一个重大打击；第二，更为关健的是，随着员工的大量离职，华为多年积累形成的企业文化也随之付诸东流，没有了“魂”的华为，在竞争越发激烈的市场中很可能被淘汰；第三，华为上市后，很可能会于市场的压力放弃一些有利于长远发展而短期不盈利的计划，尽管短期可以获利，但将影响未来华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第四，华为上市后，任正非或将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这无论是就创始人的情感来讲，还是华为发展的需要来说，可能都是不可接受的。

华为员工的说法，说明他们理解并赞同领头人任正非不上市的理念也说明华为多年积累形成的企业文化已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并不像有的中共党员甚至官员那样，说起“初心”、“为人民服务”一套套的，一看行动，一窥实践，却是南辕北辙。

其实，任正非在多次采访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其一，赚钱不是目的，资本只是用来做大做强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工具。

任正非说：“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工具，不可以因为工具可以直接带来许多真金白银，就直接去追逐真金白银了，这就错了！华为不会为了钱去上市。”

当然无论对社会还是企业，资本都很重要。然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赚钱、把资本无限增值视为目的，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把资本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工具这正如任正非说的：“不能把工具当成目的。锄头是用来种地的，不能因为锄头多、造型美，就在那里耀武扬威，不去种地了！不种地，锄头没有一点意义。”“上市就要受干扰，不可以专心致志地锁定华为的战略目标了。这是赔本的买卖，华为不去做。”“我们永远不会上市。我们上市，就是赚几百个亿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对钱看不上，我们就是对长远的战略感兴趣。”（《沉默已久的任正非谈虚拟经济》）

任正非还说：“中国还是要搞实体经济。你没有实体经济，怎么解决就业问题。一个劳动法，就把工业逼到第三世界国家了。低端搞掉了，高端就没有了基础。工业是从低端走向高端的，如果把低端都给搞没了，高端怎么来？炒房就能来个几十万，谁还专注做实体。我认为，还是要扎扎实实做实体。”

其二资本市场都是贪婪的，依靠劳动者才是企业的真正出路。

任正非认为搞金融的人光靠数字游戏就能赚进大笔财富，真正卷起袖子苦干的人却只能赚取微薄的工资，这是全世界最不合理的事。他说“不能让雷锋吃亏”“我们都听过传统经济学中的大量理论，这些理论都宣称股东具备长远视野，他们不会追求短期利益，并且会在未来做出十分合理有据可循环的投资。但事实上，股东总是很贪婪，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榨干一家公司的每一滴利润。”“资本市场都是贪婪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説，不上市成就了华为的成功。”

任正非不让华为上市，而把98.6%的股权开放给员工，而他作为创办人，仅保留了1.4%的公司股权。分享华为股权的是现在的82000多名合伙人，他们可以享受分红与股票增值的利润。并且，每年所赚取的净利，几乎是百分之百分配给员工。2010年，华为就配出了一股2.98元的股息。若以一名在华为工作十年绩效优良的资深主管，配股可达40万股，该年光是股利就将近120万元人民币。

在任正非自己撰写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为轮值CEO鸣锣开道》一文中，道出了华为员工持股制度的产生过程：“我创建公司时设计了员工持股制度，通过利益分享，团结起员工，，，，，，凭自己过去的人生挫折，感悟到要与员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创立之初我与我父亲相商过这种做法，结果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过经济学。这种无意中插的花，竟然今天开放得如此鲜艳，成就了华为的大事业。”

这造就了华为的向心力。

其三，任正非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公司运作中，践行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认知，摆正了自己个人和公司十几万员工的关系，摆正了华为和全球ニ十多亿客户的关系。

他在《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文章中，就此推心置腹地谈了很多：在华为成立之初，我是听任各地“游击队长”们自由发挥的。其实，我也领导不了他们。前十年几乎没有开过办公会类似的会议，总是飞到各地去，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理解他们，支持他们，，，，，，也许是我无能、傻、才如此放权，使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大发挥，成就了华为。我那时被称作甩手掌柜，不是我甩手，而是我真不知道如何管。今天的接班人们，个个都是人中精英，，，，，，相信接班人们的智慧。到1997年后，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华为企业文化，说这个文化有多好，多厉害，不是我创造的，而是全体员工悟出来的。我那时最多是从一个甩手掌柜，变成了一个文化教员。业界经常说我神秘、伟大，其实我知道自己，是名实不符的。我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隐起来，而是因为害怕而低调的。真正聪明的是十三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与牵引，我只不过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粘合起来。

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矛盾的交集，我却无能为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真的，不是公司的骨干们，在茫茫黑暗中，点燃自己的心，来照亮前进的路程，现在公司早已没有了。这段时间孙（亚芳）董事长团结员工，增强信心，功不可没。

经历了八年轮值后，在新董事会选举中，他们多数被选上。我们又开始了在董事会领导下的轮值CEO制度，他们在轮值期间是公司的最高的行政首长。他们更多的是着眼公司的战略，着眼制度建设。将日常经营决策的权力进一步下放给各BG（business group）、区域，以推动扩张的合理进行。这比将公司的成功系于一人，败也是这一人的制度要好。每个轮值CEO在轮值期间奋力地拉车，引公司前进。他走偏了，下一轮的轮值CEO会及时去纠正航向，使大船能够早一些拨正船头。避免问题积累过重不得解决。

我不知道我们的路能走多好，这需要全体员工的拥护，以及客户和合作伙伴的理解与支持。我相信由于我的不聪明，引出来的集体奋斗与集体智慧，若能为公司的强大、为祖国、为世界做出一点贡献，二十多年的辛苦就值得了。我知识的底蕴不够，也并不够聪明，但我容得了优秀的员工与我一起工作，与他们在一起，我也被熏陶得优秀了。他们出类拔萃，夹着我前进，我又没有什么退路，不得不被“绑”着，“架”着往前走，不小心就让他们抬到了峨眉山顶。我也体会到团结合作的力量。希腊大力神的母亲是大地，他只要一靠在大地上就力大无穷。我们的大地就是众人和制度，相信制度的力量，会使他们团结合作把公司抬到金顶的。

其实看到这里，一个有趣的问题就出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过资本雇佣劳动的方式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的。那么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通过什么方式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呢？显然，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问：是让最广大的劳动者为资本服务，还是让资本为最广大的劳动者服务？进而要问：是劳动创造财富，还是资本创造财富？最后还要问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

看看华为的企业制度设定。1997年，华为制定了《员工持股计划》（ESOP），按照员工的工作水平和对公司的贡献，授予其获得的股份数。2011年12月，获得股份的员工约为6.56万名，2012年12月约为743万名，目前约为8万名，约占员工总数的54.5%。绝大多数员工的持股量为数万股，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达到了数百万股。这些员工的股票，由华为公司的工会委员会持有。除了任正非持有的不到2%的股份外，其他都由华为公司工会委员会持股。在员工离开企业时股票只能由华为控股工会回购。中高层员工在离开后，要经历公司严格的6个月审核，确认不出现创业公司的产品与华为构成同业竞争没有从华为内部挖过墙脚等条件中的任何一条后，方可全额兑现。持股员工每五年选举一次，每个持股员工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推选51人作为股东代表。再在这51名代表中，轮流选出13人作为董事会成员，5人担任监事会成员最新的股权创新方案是，外籍员工也将大批量成为公司股东，从而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工者有其股”。

华为这种持股方式也是一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即劳动者集体所有制可以从另一个维度来比较华为、苹果以及三星（SAMSUNG）。在华为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企业里，所有员工都是为自己的企业，也是为自己而奋斗。苹果则是极少的股东为自己奋斗，大部分员工是为极少数的股东和资本市场投资者打工。一旦极少数股东中的关键领导者，比如乔布斯（Steve Jobs）去世，其他合伙人的领力和创新力下降，公司的前进动力就会大幅减退。韩国的家族企业三星，其家族裙带关系很重要，加上极为重视人际关系，职业经理人只是对家族负责，但更多的是采取迎奉、走后门的方式与家族建立特殊关系，这难免侵蚀制度和标准。而大多数员工也只是打工者，更无所谓坚持原则，这或许也是三星质量事故频发的根源。

可以说，华为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是现今工业企业领域极少见的，但“华为模式”是一种朴实、脚踏实地很中国式的模式。

而此次“华为模式”又再次引发了多年前的“路线讨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对于科技企业如何发展一度出现分歧。联想公司“贸工技”“技工贸”的争论则使得路线之争集中爆发。通过硏发联想汉卡、程控交换机等，联想公司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和资本积累。但是技术的研发需要持绩的巨额资金投入，给联想带来巨大财务压力。下一步联想怎么走，时任联想箽事长柳传志与总工程师倪光南产生了严重分歧。柳传志主张“贸工技”，而倪光南则极力主张“技工贸”。“贸工技”，就是先做市场和商品买卖，继而深耕加工、生产，等到时机成熟进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阶段“技工贸”的顺序则刚好相反。

最终联想董事会选择了支持柳傅志，倪光南黯然出局，其一手打造的技术团队被悉数裁撤，一场于市场和技术的路线之争就此落幕。其后的几年，联想公司先后并购IBM和日本电气（NEC）个人电脑业务，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PC厂商，但是在技术研发上始终缺乏重量级的拳头产品。

2019年5月24日，已经卸任联想董事长职务的柳傅志在接受电视台采防时称，当时的联想内忧外患正在经历“至暗时刻”，自己甚至在医院住了三个月，“过去了，杀出一片血路，后面就是一片天；过不去就是全军覆灭。”

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华为作为典范，而联想就连柳傅志都出来现身说法，对于众多科技企业来说，都会有一个正面的激发作用。

回头想想，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松下公司，在与松下幸之助的会谈中，邓小平询问“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幸之助不假思索称：“无论什么，我们都将全力相助。”一问一答，成了两位老人之间的“君子协定”。

其后，松下公司在中国投资248亿日元，建立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成为当时投资规模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自此开始科技工业化的路程。从文革后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到九十年代的路线之争，从本世纪初全球化带来的西学东渐，再到如今的自主创新，每一个阶段都见证着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次次突围。

虽然短期来看中国在贸易摩擦中还会继续受到美国的技术霸凌，但这几年去杠杆、大力减税降费都是正确的选择，而且未来资本市场将转向“宽进严出”助力中国企业研发创新。从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和挑战也终将过去。最为关键的还是，脚踏实地完成自身的飞跃。

（本文作者系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昆仑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