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9年37期

文/林沛理

日前出席保利香港拍卖的秋拍传媒预展，看到璀璨的珠宝、珍贵的茶叶、中国歷代瓷器和吴冠中的画作。然而令我深思的，不是这些展品和拍品，而是拍卖行的文化影响力与中国的软实力。

提到拍卖行，多数人只知道有苏富比（Sotheby's) 和佳士得（Christie's)。这也难怪，多年来，这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以近乎「双头垅断」（duopoly）的方式在市场运作，一如大型喷气式客机市场由波音和空客平分春色，或者像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那样，几乎垅断了全球的软饮料市场。

当然，拍卖行在文化艺术界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影响力非客机和软饮料可比，虽然后两者在日常生活的存在显而易见得多。

在拍卖市场呼风唤雨的苏富比和佳士得有为「珍品」和「艺术」下定义的所谓「界定权」（defining power）。为什么「罕见球鞋」、好莱坞电影的海报和披头四与经理人签订的首张合约算得上是「珍品」？因为苏富比和佳士得说它们是。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来自两大拍卖行的市场领导地位，以及在行内行外建立的权威；也来自它们内部团队与所聘用专家的「解释力」（explanatory power）。

何谓艺术，艺术何价，从来难以说清，更不容易服众。苏富比和佳士得厉害，因为透过它们的操作，一些意想不到的发展会变得顺理成章。比方说，英国街头艺术家班克斯（Banksy）的作品《拿著气球的女孩》（Girl with a Balloon）去年于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以一千万港元（折合约一百二十八万美元）成交。这在昔日无法想像的事情，到今天已经变得理所当然。

还有的是它们预测市场的能力（predictive power）。苏富比和佳士得的眼光当然会失準，例如今年二月佳士得在伦敦拍卖莫奈两幅作品，事前开出巨价，最后却以流拍收场。可整体而言，它们对于什么能卖，大概能卖得什么价钱，总是心里有数。这不仅是它们了解艺术爱好者和投资者的品味，更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艺术品味的缔造者（tastemaker），透过拍卖在艺术市场建立起一套分优定劣的价值等级系统（hierarchy of values）。

以绘画为例，波洛克（Jackson Pollack）的「滴画法」今日被视为奇技多于正道，但他的抽象表现主义大师的地位稳如泰山，跟他作品的成交价屡创新高大有关係。二零零六年，苏富比为他的作品《No. 5, 1948》的出售者找到买家，愿意付一亿六千万美元天价。十年后，他的另一幅作品《Number 17A》更以二亿美元售出，令人咋舌。

一如好莱坞在全球建立的电影霸权，拍卖市场长期由英美公司垅断有深远的文化后果。西洋画与中国画本来各擅胜场，但前者的强势与后者的弱势却完全反映在拍卖品的成交价上。举个例，二零一七年，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以一亿四千万美元的成交价刷新全球中国艺术品的拍卖纪录，但这个价不但与当今最昂贵的画作——达文西的《救世主》——的四亿五千万美元相距甚远，也比在全球最昂贵画作十强中敬陪末座的利希腾斯坦（Lichtenstein）的《杰作》，少二千万美元。

自中国的经济起飞后，英美两地的拍卖行纷纷成立中国书画、古董、瓷器及艺术品的专家部门。但身为中国人，我们愿意看到中国的歷史、艺术和文化的定义权和解说权给西方人霸佔吗？中国要提升软实力，就要说好自己的故事。拍卖行每一次拍卖中国的书画、古董、瓷器和艺术品，其实都是在说关于中国的故事。中国人说自己的故事，此其时也。

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是保利文化集团的成员，而保利文化集团旗下的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是全球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额最高的拍卖企业。经营有道是肯定的，能否为中国艺术取得更多国际认可，以及把中国的故事说得更深刻、更动人和更有说服力，我们且拭目以待。

作者系评论家，曾任牛津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及《香港01》执行总编辑，现为顾问公司负责人及《Exposed》（http://www.facebook.com/NewsUSChina/）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