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博士，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在读，发表多篇论文在《文化战略与管理》、《南方都市报》、《医学与社会》等刊物。 2012年9月1日在“云南大学东陆书院学术研讨会”上，刘涛博士发表演讲，多次引用《塑造有“恒心”的中产阶级——对分配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与《论“和而不同”在当代中国的实现——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与主流价值观问题》两篇文章的内容，有一定的见解，推荐大家阅读参考。 

塑造有“恒心”的中产阶级——对分配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      

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刘涛

　　社会分配结构的优化（或改革）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外政界、学界以至新闻界的“严重”关切，本次研讨以此为主题可谓切中时弊。原则上赞同以均富战略擦亮社会主义招牌、给劳动者希望与尊严的提法。就目前形势看，虽然我们不知道它是否真的会成为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但胡锦涛在纪念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言之凿凿的讲话——即：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和谐，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未来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鼓励先进、促进发展，又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和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渐趋严重 、“仇富”已成为街头巷议和网络热词的社会现实却无疑在传递这样一种信号，即为了维护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建设在地上，而非虚悬于空中的和谐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优化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无疑都是不可回避，必须直接面对的重大议题。

　　未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在哪里？许多人都认为应该是创造和保护中产阶级（或者说中间阶级、中间阶层、中产阶层、中等阶层）。在他们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 中产阶级不仅是扩大消费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更是缩小两极分化、缓和两极对立、实现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就说过：“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经济高增长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但这些并不表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财富过于集中，掌握在很小一部分人手中，中产细小，而人口的大多数都处于中下层。很多人仍然处于贫穷人口的边缘”，“中国的社会形态实际上更类似于‘地雷型’。这是个最不稳定的结构，最容易爆发多数人对少数人或者穷人对富人的社会运动甚至革命”，“中国社会的命运维系在中产阶级。从这个角度来说，很显然，中国政策的最高议程应当是确立社会政策，创造和保护中产阶级。无论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社会稳定，或者执政党的长期执政，都取决于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 这种观点流布、影响很广，时至今日，尽管中产阶级在传统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地位十分尴尬——不可能担任革命的首倡者和领导者，有时还会拉革命的后腿， 但在中央政府2012年的工作重点中已然明确表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具体措施包括“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促进机会公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有效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这里虽没有明确提出中产阶级的名称，但其实际指向则昭然若揭。毕竟，无产阶级的领导并不意味着一下子就能把私有制废除，诚如恩格斯所说：“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应该注意的是，虽然可以说中国社会（包括政界和学界）当下已经对中产阶级的重要性有了相当程度的共识，但旨在抑制两极分化、壮大中产阶级队伍的实际政策、措施的制定与施行却依旧举步维艰。著名经济学家大前研一在《Ｍ型社会》一书中提出过判定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1.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2.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3.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如果有任何一个答案为‘是’，你就不算中产阶级！”此标准是否全面尚有待商榷，然而，过高的房价和教育成本将对中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阻碍却无疑是客观事实。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的中国，上述两种因素不仅是普遍存在，而且短期内也看不到有降低的可能——相信在座的各位即使不为住房和子女后辈入托、入学所苦，也会对此类情形的普遍存在感同身受。以房价为例，虽然国务院近年来一再表示要调控房价，促其合理回归，但整体来说，全国的房价走势并无明显下降别地方甚至出现越调越高的现象；而在“卖地财政”的压力下，更是不断有地方政府试图突破限购政策的“红线”。就教育来说，虽然九年制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但由来已久、严重影响教育公平的高校招生分省录取制度和重点高校生源属地化却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一方面，“高考移民”的家长为了使子女能上一所“好”大学不惜花费重金，屡屡以身试法；另一方面，还在“暗中”对已经备受诟病的教育产业化推波助澜，共同导致了扩招之后享有优质高等教育的实际“门槛”不降反升。温家宝总理就曾提到：“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这有多方面原因，要认真分析研究，关键是要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统筹。很多名人都是苦出身和从农民中来的。”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现象，可能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则似乎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执政高层对中产阶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未有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过于重视中产阶级在社会稳定上的作用，却没有认识到或者是忽视了中产阶级的存在也是重要的改革动力源泉之一。

　　历史已然无数次证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相对于没有财产的无产者，家有“恒产”的人总会是比较在意自己财产的安全，进而不大愿意改变（或激烈地改变）既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社会秩序——如毛泽东就认为中产阶级之所以拉革命的后腿，怀疑革命是因为革命会使中产阶级完全失去发展成为大资产阶级的“希望”， 但这些理由并不足以将中产阶级在近代以来的历次社会变革（或革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全然抹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身（或者说重要的来源）之一都是中产阶级，这也就决定了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在面对不断变动的社会现实时从来不会缺乏共同的利益和改革主张。历史地看，不但资本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中产阶级的支持，需要联合中产阶级、满足中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从中产阶级到资产阶级的“上升”或向无产阶级的“下降”更是曾在方向和速度上极大影响了整个近代社会变革的过程，前者的典型有工业革命时期小工厂主、高利贷者向工业巨头和金融寡头的嬗变，后者则在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或者说启蒙与进步的新因素）的同时也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己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俗话说的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有活力、能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也必然在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上具有相当的流动性，在此意义上，与其说中产阶级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价值在于其处于社会两极中间的收入水平，倒不如说是因为它“天然”地就比其他两极容易、适合产生向上或向下的流动。有一种说法，中产阶级是天生的改革派——由于其教育和职业背景，但其实不管是稳定的基础——因为动乱会破坏财富积聚和地位上升的正常途径，还是改革的动力——拒斥制度变革的僵化与保守同样会阻碍中产阶级的上升和压缩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都与中产阶级的高流动性特征紧密相关，但目前，相关的领导人讲话、中央和部委文件在提到中产阶级（或者说中间阶级、中等阶层、中等阶层）的问题时其主要指向却似乎都只是一维的“收入”而已。

　　2、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形象在被长期地刻意扭曲之后对中下阶层已无多大吸引力，就现实而言，相对于享受小康生活的中产阶级，中下阶层羡慕、追求的则可能更多地是正在“炫富”的资产阶级以及某些拥有特权的社会阶层。

　　中产阶级一词源自西方，鉴于其指涉范围和划分标准的复杂，中国历史上有无与之相类似的社会阶层素有争议。西方发展的经验表明，真正具有独立经济、政治地位和诉求的中产阶级之形成是近代以来才有的事情，“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以此而论，说中国延续千年的的专制社会中有中产阶级存在确实有些牵强，但如果按照拥有介于君主贵族和下层庶民之间的经济基础、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政治主张、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来评定，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或者说取得了“功名” 的知识阶层）则确实在许多方面可以与中产阶级共通。余英时说：“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中产阶级，知识阶层是防范政治权利泛滥的唯一压力集团。他们的防范努力虽然不算成功，但是毕竟多少发生了一些消极的抗腐作用。知识分子是保卫文化价值的人，他们所争者在社会的合理与公平，不在实际的统治权力”。 在中国社会“道统”与“治统”长期分离的政治生态和注重教化、强调职责而非权力及道德理想主义政治传统的光照下，尽管“士大夫”一词在历代文献中的含义多有变化，然而，对士大夫所担当的传承道统、道德伦理模范的双重社会角色，任何初通中国历史者都不会生疏，他们或出仕为官僚，或退隐为缙绅，但其行为准则都应接受儒家伦理的指导，即使在免官、退休之后，也要承担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组织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组织团练和征税以及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诸多社会职责——尽管这些活动往往同时也给了他们谋取经济利益的机会；他们虽具有政治、经济特权——如“见官不跪”和对于维持较高生活水平十分重要的免役权 ，但却不能世袭，如果后辈中没有“读书种子”，那么这些特权以及依附于特权所积聚的财富都会丧失。 就前现代“官不下县”——县以下不设置以皇帝名义任命的官员——的中国社会而言，可以这样说，“士大夫”阶层及其所附属的绅权固然逃不脱成为压在下层庶民身上的几座大山之一，但无疑也是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存在的重要支柱。

　　近代以来连续不断的社会革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中央到基层的超级官僚社会的确立——把士大夫阶层和宗法制度一起扫进了垃圾堆。在国家无所不在的强力干预下，经过由国家直接掌控的宣传机器之改造，无产阶级（工人和贫下中农）内部互助合作的价值被空前放大，而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等与中产阶级更加相类或者说接近的社会集团则完全丧失了曾经拥有的道德、伦理示范功能——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文艺作品中，他们做过的善行，如施粥、施药、捐资助学、救济孤贫即使能出现也往往会被刻板化为沽名钓誉和包藏祸心。此种对财富与道德之间联系的彻底切断影响甚大，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后则犹烈，不但房地产商的血管里没有流淌道德的血液， 政府官员、法官、医生、律师、作家、工程师等的职业操守也都已很成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金钱拜物教和物质主义的信徒，将人生目标设定为做大官、发大财、官商勾结、过奢华的生活，但对于社会公益却是普遍地“善财难舍”——近年来政府虽大力倡导社会力量对公共事业的参与，然而，相对于私人财富的迅速集聚和扩张，真正热心公益、有社会责任感的慈善家其数量依然是少得可怜。

　　3、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主要是以财产数量为依据，并未形成适合社会良性发展需要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对改革措施的反应、态度各异，不能代表、联合社会底层形成对改革的强大推动力量。

　　作家梁晓声曾言：“（中国）仅有的这些所谓中产阶级，他们之间的价值观念也很不同，这和西方中产阶级同质化的价值观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同样是中产阶级，一个是从平民家庭里通过刻苦读书成为优秀分子的人，一个是官员子弟，通过不合理的制度及种种优势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人，价值观能一样么？以一个平民子弟的眼光来看，他认为要反腐败，打破特权，加强底层的福利；可是，另一方可能对他的观点非常不屑。同属一个阶层，但共识的稳定价值观并不存在。” 事实确实是如此。从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分布来看，“中产阶级”主要包括公务员、企业家、企业高级职员、科研人员、技术专家、大学教师、医师、律师等，由于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在征收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调整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税基和税率、高考录取制度改革、征收房产税和遗产税等关乎保护中产阶级、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问题上往往因为过多考虑自身乃至行业、部门、地区的特殊利益而导致缺乏应有的共识。比如：曾任中南财经大学校长、武汉大学副校长等职的一位专家就说过“起征房地产税的想法，源于高层领导想借此控制房价，因为房价实在太高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有很大问题的——价是价，税是税。从理论上来说，有了税以后，这个价格应该还会更高。按正常规律，房地产价格，没有含税应当低一些，有了税之后反而更高。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么高的房价，有没有税收其实并不是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为了平抑房地产的价格向民众征收房产税，这绝对是错误的。” 其实，如果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热钱涌动、投机盛兴的现实和对房产税的征收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只以拥有多套住房或“豪宅”的家庭设为征收对象以及决定价格的根本因素是供求关系，就会感到此论的荒谬。与之类似的还有罔顾累进税率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而以减少征收成本、简化征收程序为理由主张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应实行宽税基和单一税率；对存款实名制的实行和《物权法》中对于物权登记制度的详尽规定全都置之不理，顽固坚持我国没有完善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所以在征收遗产税上有很大难度，而且会导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其实，我国现在不征收遗产税，每年被贪官们转移出去的钱难道还少了？）；将拿全国人民钱的部属重点高校生源地方化的原因简单解释为部属高校受属地援助支持较多，有责任为地方经济发展作贡献，即便牺牲公民在受教育权上的平等也在所不惜。

　　根本上，中产阶级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收入水平上的类别，它之所以对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十分重要其原因还在于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使它比社会的另外两极更适合成为底层民众的同情者与代言人，能以人文思考的力量和对人类普世价值观的理性追求、表达去对抗暴君与暴民的政治。由此反观当下的中国社会，中产阶级不但远未成熟，还因为不能承担上述社会职责而更容易成为底层发泄愤懑、不满的对象——恰如梁晓声所言：“底层和资产者阶层的距离太远，他们想象不到富人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另一个国度里的事情，他们只能从网上偶尔知晓他们结婚花费了多少多少，股票又怎么怎么了。他们与新兴的中产阶级距离更近，对中产阶级的言行更为敏感，比如收一个红包，可能几千元，他们一下子就能看到。正如哲学家所说，使人郁闷、恼火和不高兴的事情往往是我们的左邻右舍。” 实际上，在近年来轰动一时、被媒体热炒的“富二代”、“官二代”、事件中也真地看不到多少顶级富豪和中央高官的影子。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此处的“恒心”与“无恒产者无恒心”中的“恒心”一样其实都是指对价值观的尊奉与坚守。十八大之后的中国会向何处去，我们还不能确知，但如果我们大家还相信民主、自由、公正、正义是值得整个人类去追求的东西，大概就不会反对将壮大中产阶级作为分配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至于是先分国有企业的“蛋糕”，还是先采用房产税、高额遗产税、奢侈品税等税收制度的改革来限制高收入阶层财富的过快增长抑或两者并行则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也会赞成在保护中产阶级收入的同时，应该对中产阶级的流动性和价值观问题保持足够的关注。最后，请让我们一起回顾恩格斯说过的话：“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楚到哪里为止算是诚实，从哪里起就算是欺诈。然而政权是站在欺骗者还是被欺骗者方面，这始终是有很大差别的”。 终究，在当今中国经济中心主义依然强势、政府仍旧掌控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待推进的大背景下，没有执政者的坚定支持，要塑造一个有“恒心”的中产阶级简直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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