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信报财经月刊》2014年6月

——彭文生阐释“后红利时代”经济改革

　　内地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释放的“红利”，出现见顶回落。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在“后红利时代”，要解决人口结构改变、收入分配差距和房地产泡沫三大经济难题，改革是根本出路，目的是提高效率、改善公平，促进经济发展。

　　彭文生3月18日在香港大学的演讲中，开宗明义地说：“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要达到7.5%的增长目标，应该有难度；短期增长放缓，是结构调整必须付出的代价，增长潜力要靠效率的提高。”

　　中国经济面临三大难题

　　他解释，今天的中国经济，主要面临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人口结构改变。15至64岁的劳动力增量，2003年增加了1400多万人，是一个高峰，2013年增加不到400万人。劳动力减少时经济放缓的根本原因。另外，劳动人口平均年龄也在增加，1990年最大的组别是20至24岁；2010年最大的组别是40至44岁。然而，社会经济的创新和进步，更多需要靠年轻人；没有年轻人，哪来的创新呢？”

　　收入分配不能劫贫济富

　　第二，彭文生指出，收入分配差距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不平衡，那么，要通过什么措施来促进平衡呢？“增长潜力靠效率，改革可制造效率。公平能促进结构平衡。中国经济要平衡，最根本的改革方向，就是要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

　　他说：“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大幅扩大，穷人想消费，却没有钱消费，对经济的影响，是平均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投资增加。不平衡在于消费不足，投资很多，要钢材，要水泥、要铜、要电解铝，因此，工业占了很大份额，服务业落后于工业，工业占用大量资源，结果产能过剩，这样的一个产业结构，怎能没有环境污染呢？经济不平衡最根本的症结，在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除了人口结构的原因，还有体制的原因。中国的GDP基本上是在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的，而在过去十多年，家庭占GDP比率大幅下降，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仅是家庭，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差距扩大，还有居民整体占国民收入比例也下降，背后有哪些体制的基本的因数呢？第一个是金融压抑，家庭占收入分配比例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利率的管制，还有救是上市公司派息率低。企业赚了钱不派息，而是不断地扩大生产再投资，这是金融压抑的一部分。同时，金融机构又给（大）企业便宜的资金。”

　　“另外就是跟中国的财税体制有关系，中国的税制，从公平的角度来看非常不合理，中国的流转税（commodity turnover tax）占总体税收的比例差不多是全球最高的（70%），流转税包括增值税、交易税、营业税，总之买东西就要交税，但是如果不消费，把钱藏起来或者投资就不用交税了——对消费者征税，对投资者不征税；对穷人征税多一点，对富人征税少一点——这就是中国的税制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种消费税是累退税（regressive tax），比方说，我一个月只挣3000元，17%增值税，17%所得便给了政府；然而，我一个月挣30000元，但我只花了10000元，花掉的钱症17%税，余下未花的20000便不用缴税，平均税率变相降低。因此，高收入群体的税率反而较低收入的低，这是不符合财政政策调节收入分配要求的。”

　　“还有就是城镇结构，过去都城镇化，有户口跟没有户口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有差别，这不仅加大了居民内部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这一部分受歧视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向城镇企业提供便宜的劳动力，而他们对社会保障的要求却比较低。”

　　房地产泡沫必须破灭

　　第三，房地产泡沫挤压实体经济也是大问题，“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房地产（企业）一直领先，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大发展，主要受益都被房地产和金融业挖走了，这是对实体经济明显的挤压。很多人说，房地产拉动建筑、装修材料、电器消费，这从需求端来讲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要想想他对供给端的影响：地价贵了，房子贵了，其他行业投入成本高了，影响供给和经济增长的潜力。房地产对需求端是正面的拉动，对供给端则是负面的拖累，等到地价、房价升到一定程度后，对其他行业的挤压愈来愈明显了。这几年大家讲“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一些沿海地区，过去做实业的，现在都不做了，去做一些虚拟经济的，房地产相关的，或者“钱生钱”的高利贷活动，这都放映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挤压的影响”。

　　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房地产市场真正得到调整，房地产泡沫能够破灭，才能够给其他实体经济提供增长的空间。我们要看经济体制改革是不是能够较大地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环境。”

　　他进一步解释，“金融风险主要看房地产，过去，中国货币金融扩张非常快，尤其是2005年以来，短短6年时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广义的社会信贷，所谓的社会融资总量，我们可以看做广义的社会信用扩张对GDP比例大幅增加，超过130%，接近200%。另外的一个因素，是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实际汇率从2005年到现在（3月18日），升值了差不多40%。过去两年也升值了差不多20%，汇率大幅度升值，往往带来问题：一、打击出口，对实体经济带来不好的影响；二、人民币升值往往与私人的资产投资风险篇好连在一起，因为短期的人们币升值，人们往往把钱拿去买房子，刺激了资产泡沫。中国的问题是企业部门的杠杆比率较高，非金融企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达到历史高位，还继续上升，这是中国信用扩张到来的风险。”

　　彭文生坦诚，“对于中国的房地产，我是比较悲观的，我认为房地产早晚会又一次比较大的调整。对于有没有“泡沫”存在很多争议，有人说中国的家庭部门杠杆比率低，美国的家庭部门杠杆比率高，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不是问题。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杠杆比率高低决定一个资产类别有没有泡沫，那怎样解释股市的泡沫呢？怎样解释股市大上大落呢？因为（内地的）股市投资者的杠杆比率很低，很少有人2借钱买股票，因此，说杠杆比率低就没有泡沫。显然站不住脚。还有人说，中国的城镇化率比较低，只有53%，将来还要达到70%，只要未来城镇化带来很多需求，对房地产价格便有支持，我说，看经济要看长远，不能只看需求，若只看需求，则非洲的增长最快。”

彭文生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不平衡。（法新社图片）

　　城镇化无法支持高房价

　　那么城镇化是否可以支撑高房价呢？“现在中国的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部分是老年人，年轻人基本都转移出去了，因此，未来的城镇化将会很不一样，因为现在全国过半人口都在城市，更重要的是，年龄在35岁以下的人口，超过60%都已在城市，因此，未来生育小孩的这一组人口，大部门都已经在城市，所以，指望未来的城镇化来支持今天的高房价，我认为是期望太高了。”

　　他指出：“房地产在中国，投资的属性很强，当住房投资属性很强时，就容易出现泡沫，因为人作为投资者，不总是理性的，投资往往会有羊群效应，有时过度乐观，有时又过度悲观……”

　　面对以上的问题，可以怎样应对？彭文生开出的药方是：改革促进新经济！

　　他指出：“改革有两个方面，一是效率，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公平，提高公平度，促进经济平衡。三中全会提到公平与市场的次数各有6次，说明两者是并重的。因此，改革的两个方向，是既要提高效率，又要改善公平，然而，在经济学而言，改革和公平是否矛盾呢？其实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效率和公平是可以做到统一的。福利经济学有所谓收入分配两阶段论，第一阶段，市场配置资源，按照每个市场的边际产出作出分配，是有效的、公平的，但收入分配可能带来的财富差距愈来愈大，社会不一定接受，故此有第二阶段，收入分配的调节，政府在征税时，富人多征一些，穷人少征一些，花钱在穷人身上多一点，中国至今仍未到这个阶段，中国在第一阶段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就已存在问题，第一阶段的资源配置既影响效率，又影响公平。就是说，按照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还未做到，所以很多改革措施，如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垄断，既提高效率，又能改变一些国有企业通过垄断来获取超乎寻常的利率和收入。”

　　要打破地方对土地垄断

　　“其次是政府职能转变，若真正能够改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便既能提高效率，又能减少权力寻租，同时能改善公平，改善收入分配。三中全会提出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要降低流转税的比例，其中最重要的是房产税。所以说，财税的改革方向主要调节收入分配；金融改革也一样，利率市场化，既提高效率，也改善公平；土地改革也一样，现在的问题是，土地买卖中，地方政府是唯一买家，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要真正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效率和公平这两个方面都要兼顾。”

　　总结未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彭文生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居民收入改善，消费上升，储蓄率下降，投资率跟着下降。未来中国经济是一个消费驱动的经济，消费驱动的经济有利创新，竞争程度比投资驱动经济高；

　　二、存款利率上升。到2020年，中国的消费率明显上升，投资率下降；消费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投资是过去的夕阳经济。在这过程中，可能有波动，如房地产价值可能有大幅度下降，对经济或许会有冲击。整个经济的未来走势要看改革，如果改革真正到位，既能提高效率，又能改善公平，促进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