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6年1月3日

文/林沛理

　　美国学者莱许认为，要拯救资本主义，政府必须介入市场拨乱反正，向拥有过大权力的人宣战。

　　二零零八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兜售繁荣》（Peddling Prosperity 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an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一书指出，在有关经济的议题上，合情、合理和合乎现实的言论（economic sense）与谬论和胡说八道（economic nonsense）有时只是一线之差。

　　所言甚是。这是经济谬论泛滥的时代，但若论荒谬的程度，莫过于坚称政府介入是干扰自由市场运作。这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深信不疑、视为教条（article of faith）的观点站不住脚，因为市场并非自然力（force of nature）而是习惯的力量（force of habit）。我们今日视自由市场为理所当然，甚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是习惯成自然而已。

　　曾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现任教于柏克莱加州大学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罗拔·莱许（Robert Reich）在新书《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 :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提醒世人，自由市场本身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政府运用它的政治意志（political will），透过决策过程加诸我们身上的一种制度。用莱许的话来说，市场的游戏规则不是自设而是由政府制定，所以政府在有需要时介入市场，不是扰乱秩序，而是维持秩序。（Timely intervention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disrupt the order of the market. Instead, it restores order.）

　　莱许认为，资本主义需要“拯救”，因为它已经变质和堕落为让极少数人理所当然、肆无忌惮和深入骨髓地剥削大多数人的制度。要拯救资本主义，政府必须介入市场拨乱反正，向在市场上拥有过大权力的人宣战。否则市场上的寡头垄断集团（oligarchy）必然会利用它们的不公平竞争优势（unfair advantage）谋取暴利，并往往在谋取暴利的过程中制造大量社会成本和“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

　　这种情况近期最恶劣的例子，是美国制药公司图灵（Turing Pharmaceuticals）在一夜之间将弓形虫症药物Daraprim的售价提高五十倍，由每片十三点五美元提高到七百五十美元。几年前，这药物只是卖一美元一片。再举一例，熟悉香港情况的人都知道，香港的自由市场名不副实，绝对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level playing field）。多年来，政府容许房地产市场以近乎不受管制和法规约束（unregulated）的方式运作，结果不但在市场上出现寡头垄断，更导致香港人的收入与财富分配严重不均。

　　这就是自由市场的本色。它关心的是商品的供求，不是使用者的死活。二零一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现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他在两年前出版的《逃出生天：健康、财产和不平等之源》（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指出，我们正活在人类史上的黄金时代。整体而言，人类从来没有像今日那么健康和富有。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确已经从物质的匮乏、疾病的折磨和早逝的要胁中“逃出生天”。然而迪顿最担心的是科技的进步和创新——特别是生物科技和药物研发——会进一步受市场利润最大化的“万有引力”牵制，未能令更多人受惠。这就是他所说的“不平等之源”。

　　市场与政府最大的区别

　　如何令社会变得更公平？政府在这方面当然责无旁贷，前英国首相戴卓尔（柴契尔、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列根（里根、雷根）也许是二十世纪后期西方的杰出领袖，但他们的“小政府”哲学，以及对自由市场近乎盲目的信念（blind faith），却对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产生了长远的负面影响。他们口径一致，理直气壮地告诉市民不要奢望政府帮他们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这其实是误解了公共行政的真正功能。市场与政府最大的区别在于：市场由利益导向（profit-driven），追求的是利润和收益的最大化；政府由价值主导方向（value-driven），追求的是社会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perrylam@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