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
文/康雪培
童年时我知道母亲的爷爷康有为是历史名人，家里有些古旧而又宝贵的东西与他有关，仅此而已。记得在五十年代，母亲在很远的虹口区的一条老式里弄房子里有个小阁楼间，曾带我去过几次。在我朦胧的记忆里，屋里满满堆放着积满灰尘的书卷字画、古旧家什等。屋内光线不足，空气滞闷。房间很小，母亲进屋后就没有空间了，我只有站在门口等候。再说我嫌脏，对那些属于历史的东西毫无兴趣。当时那里是属于上海的“下只角”，房间里没有煤卫设备，地段又偏远，虽然上海住房紧张，母亲从没在那屋里居住过。用上海方言发音，那地方叫“洞狐狸”，我根据谐音称之为“狐狸洞”，觉得我的编造很贴切，因为我讨厌去那个脏兮兮的小房间。直到长大后才知道那条里弄名“同和里”。康有为一九一三年结束逃亡生涯回国后在上海居住过数年，“同和里”阁楼间东西的主人应该就是康有为。
我出生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从小在阿婆（外祖母）家长大。生活中，康有为不是家人的话题，因为那年代中国几经改朝换代，康有为和他的改革维新理念早已过时，无人问津。再者，阿婆岑德静在三十年代初就与外公康同篯离异，之后与康家后人不相往来。阿婆是清朝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四女。岑春煊（一八六一至一九三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的政治风云人物，能文能武，性情耿直刚烈。他支持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引进西方的现代文明，曾与戊戌维新派人士诸多往来，并多次上书大清王朝条陈变法事宜。维新失败后，两人在政见上分道扬镳。
康岑两家成为亲家，顺理成章。阿婆天生聪颖美丽，备受父亲宠爱，岑家千金自小都反叛当时的社会传统观念，不接受裹足。阿婆在教会学校里学习，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她会弹钢琴，讲得一口流利英语，是当时极为少见的新时代女性。她与康有为之子康同篯（一九零八至一九六一年）结缘，我猜想是经人门当户对撮合的吧。阿婆嫁到康家时，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成为大清王朝的头号“钦犯”逃亡在外，所以从没见过公公。康家的一切由康有为的第二任夫人梁随觉掌管。母亲和阿婆都称她阿妈。
阿婆和外公生有二女一子。由于岑康二家的政见相悖、两人性格不合之故，于一九三四年离婚。分手后外公康同篯带着母亲梁随觉，儿子康保延去了台湾定居，阿婆和女儿留在国内生活。六十年代初，母亲保庄和妹妹保娥阿姨决定将爷爷的遗物捐赠给国家，这样就清空了“洞狐狸”的小阁楼，母亲也随之放弃了那间小屋的所有权。她们这一捐赠举动后来被证明是十分明智和及时的，否则在几年后的文革中，康有为的书卷字画必然被当做“四旧”而付之一炬，其他家具古董也难逃避红卫兵小将的打砸结局，母亲自己也因此免遭因收藏“四旧”而带来的灾祸。康有为的遗物是在六十年代初分几次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的，所以在文革中安然无恙。在上海博物馆大厅的正门大理石墙上，多处刻写捐献者母亲和阿姨的名字。
一九六五年底，中共党内酝酿着一场恐怖的政治大风暴。经江青（毛夫人）、张春桥策划，毛泽东支持姚文元炮制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批评历史剧为名，目标针对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成为中国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社会大动乱的直接导火索。同事，历史电影《清宫秘史》被批判，死人被活人利用，以达到你死我活的政治目的。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正式揭开了文革序幕。文革初始，康有为在青岛的坟墓被红卫兵破坏，尸骨挖出，头颅被小车推着游街示众后放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展览馆”（青岛市博物馆）展示（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在文革浩劫中，生前流亡逃生十六年、离世三十九年的康有为仍不得安宁，惨遭迫害，实为荒诞，令人发指。
一九八四年康有为的墓得以重建，一九八五年保娥阿姨、庞莲叔婆、潘庆昭表姨（康同復之女）前往参加。
怕康有为的名字连累
一九六六年，我上初中一年级，根本不懂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文革初始，经常会在报纸上看到或在收音机里听到康有为的名字，心里便十分紧张，害怕哪天康有为的名字会连累我家，我也纳闷：连毛主席都拜读他的书，赞赏他追寻的大同社会，一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好人祖先，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历史罪人？母亲一向敬佩爷爷，坚持爷爷保皇有其历史原因，没有罪，但她在外面是闭嘴不敢讲的，以免招致批斗。我的心里很矛盾：既相信毛主席是英明正确的，又不顾接受祖先康有为是个坏人罪人，从此我的心门禁闭，不敢向任何人提及康有为。还好，那时我的同龄人对康有为知道了解的人甚少。
文革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国，其过程依次为：“破四旧”、斗“牛鬼蛇神”、抄“黑五类”的家、斗“走资派”、造反派相互武斗……。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似乎人人都要经过“斗人”及“被斗”的轮回。我上的是重点中学，学生以高干、革命干部出身为大多数。学校一停课，干部子弟成为红卫兵“打，砸，抢”的先锋，高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向身边的老师、出身不好的同学猛烈开火。我家的窗户面对着我中学校园的一角，两者仅一篱笆墙之隔。文革时期这一角落变成了批斗重地。每天早晨我趴在窗户上，心惊肉跳地看着我熟悉或不熟悉的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在这里站队，边自打耳光边唱“牛鬼蛇神之歌”。此仪式完毕后，他们就分别拿起扫帚等工具去打扫校园。之后的一天，时而会有一两个老师被红卫兵揪到这里，一阵拳打脚踢。我们楼里六楼住的是我中学（原位育中学）的创办人、前校长、教育界名人李楚才，文革中被打成“学店老板”。由于“天时地利”，学校红卫兵经常光顾。他们一来，整个楼里响着革命口号、叫嚷声、窜上窜下杂乱的脚步声，楼里家家大门禁闭，如临大敌。红卫兵走后，我们小朋友悄悄上楼去看，李校长家里被抄得空空荡荡，讲话荡出回声。他家保母告诉我们，红卫兵扇校长耳光，并抓把赤豆加绿豆，放在个大勺里，往马桶里舀勺水，逼年事已高的李校长喝下肚去，要他体会解放前劳动人民吃的是什么，我听得心都紧揪起来。这些都是那年头的事，记忆里挥之不去。
外婆家住址在位于黄金地段的襄阳南路（旧时为英租界的拉都路），距离闻名的淮海路（旧称霞飞路）仅两条横马路。襄阳南路不长，在马路两边两三层楼的弄堂房屋中，耸立着一幢六层楼的公寓楼房。周围的人仰面望楼，称之为“大楼房子”。大楼房子里住的多为经济条件尚好的“长字头”（局长、院长、校长）、资本家、医生、教授等，生活与楼下对面的低矮破旧汽车间的人们形成了鲜明对比。文革时期，除了新搬入一小间房的一家工人红五类家庭，大楼所住人家无人幸免于抄家。大字报、批斗会使得大楼房子人家威风扫地，进出老实低头。下面住汽车间的人幸灾乐祸，双手插腰，争看好戏。那时，只要听到外面的锣鼓声由远而近，停留在楼下，阿婆就怕得提裤子去卫生间，慢了就会小便失禁。最怕的抄家终于还是躲不过。那天造反派把家门敲开后，阿婆镇定地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包首饰交出，并出示了俩女儿捐献给国家的文物清单。造反派也就没有翻箱倒柜，只搬走了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席梦思床褥和沙发。
阿婆与死神擦肩而过
文革期间已退休在家的阿婆被召回她原来工作的化工厂劳动改造。她每天穿上褪了色的蓝布褂，挤着公车到厂，没完没了地洗刷化工用瓶。从小娇生惯养的阿婆成了洗瓶工，她为之自豪，说自己是工人了，还经常把她的工作证给人看。阿婆洗瓶子那几年是身体最差的阶段。文革十年里，她胃出血共有二十余次。有一年间胃大出血四次。最危急的一次，家里没有别人，阿婆在马桶上排便因失血过多昏迷，面如土色。我竭力将她身子托住，看着她靠在我肘弯里的脸一下下抽搐并缩小，我惊恐地哭喊着“阿婆”，那情景我终生难忘。幸好那天死神没将她带走。文革后期，阿婆因身体关系，不再被要求到厂里洗瓶，身体才渐渐好起来。一九八七年，阿婆终于能到香港与别离几十年的儿子保延和儿媳田良玉会面。两岸往来开放之后，保延舅舅夫妻也来过上海小住，与亲人团聚。
阿婆一生经历了几个朝代，因为她是历史名人岑春煊的后代，电视台联系采访她。阿婆以年事已高的理由婉言谢绝。她于二零零九年去世，享年九十八岁。
康有为的大多后人，默默无闻、生活平淡清苦、与世无争。在我记忆里，母亲的四叔康同凝、妻子庞莲、妻妹大毛（小名），生前同住康定路的弄堂房子里。一楼亭子间住的是别户人家。独身的大毛阿婆住二楼正房、四叔公和叔婆睡二楼过道暗小阁楼。白天三人均在大毛阿婆房间度过。三个老人都已退休，膝下五小，相依为命。家里有一个很忠心的保母照顾他们。文革期间，他们也被抄家。由于他们为人低调，总算没有遭受批斗。文革中最受逼迫的是康有为次女康同璧。当年父亲被迫流亡，“支那第一人”毅然离开家园去陪伴父亲。和父亲一样，康同璧始终气节坦荡，坚定不移。
文革终止了在校美好时光
文革时期，我的出生成份为职员（知识分子），属非红非黑五类。但知识分子当时被贬为“臭老九”，职员成份的学生在种种方面也受到歧视限制。我一向品学兼优、积极向上，是班上的中队学习委员，学校的大小活动我都有份。文革终止了我在校的美好时光。出身好的同学都加入了红卫兵，班上唯一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男生，给同学打耳光，红肿疼动。校园里红色的硝烟滚滚。我和一些职员出身的学生争取当上“红外围”，被允许参加大串联。千辛万苦挤火车到了北京，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我们却被限制在天安门广场之外。接着学校召回非红卫兵的学生回上海，下乡劳动锻炼。“血色血统论”将人分成等级后，我领悟到这场运动与我根本无份。下乡劳动回来便在家里当起了逍遥派，买菜烧饭之余和邻居好友整天在一起玩，日子过得很快。
铁路因“大串联”几乎瘫痪。全国到处群众斗群众，武斗成风，处于一片无政府主义状态。“复课闹革命”那阵风把散乱在外的学生刮回了学校。所谓复课，每天不是上文化课而是学毛主席语录。一九六八年全国几千万在校初、高中生（老三届）面临毕业。如何安置这批人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给当年他利用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一个新名字“知青”，大手一挥，就把千万个知青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安置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我积极报名去黑龙江建设兵团，被拒绝了，原因是家庭有海外关系。一九六九年年底，我去了离上海较近的安徽农村插队落户。
我插队在安徽东部穷乡僻壤的一个小村庄，生活非常艰苦，我和另外两个女生组成一个知青户，过起了与当地农民一样的生活。冬日打塘，春时播种，炎夏薅锄，秋季收割，日出日落，岁岁月月。那时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杯饮不尽的苦水。为了能有机会上调回城工作或上学，我们拼命下田劳动挣足工分，认真接受“再教育”，养猪养鸡，被评为县里的“先进集体户”。我个人也被评为公社和县里上山下乡先进个人。
出身成份决定知青前途
我插队落户的那个村仅二十来户人家，竟有四家划为地主成分，每月必须集中到大队部受训，不准乱说乱动。有次队里派我“押送”四个地主去大队部。地主们在大队仓库里受训，我在外面等候，与大队仓库外看场的一个农民闲聊起来，他有个当大队干部的大舅。他说其实这地方的地主不怎样，不过是辛勤耕种得法，有能力购置了几亩田地，土改时就倒了霉。他还神秘地说他知道我们三个知青的出身成份。我觉得奇怪，要他道出。他说我们仨知青里就一人出身是好的，另外两人（我和另一个成份为“资产阶级”）的成份都不好。我一下给激将起来，问道：“瞎说，我怎么成份不好？”那农民支吾说：“不，不是你家庭，而是你祖上有问题。大队干部从公社那里知道的。”我一下懵了，心沉到了谷底，猜想他是否从他大舅那里听到些什么。我的档案里有可能写上了康有为的名字。可是四代株连，怎么可能？但是我心里还是多了个问号，与问号相连的是一团压在心里的乌云。
那年代的中国，一个人的出身成份与其前途紧密关联。出身成份不好，就像是天生的畸形残障，成为其终身的捆绑和阻碍，无法更改也无法自拔。我知道要是我档案里真的写有祖先康有为的名字，我前面的路将会坎坷难行。
一九七二年我争取到了一个叫人羡慕至极的机会：参加首席工农兵大学生文化考试。大队里共有二十多个知青，唯一一个名额能给我，使我激动得无法入眠。正像大家描绘的那样，一张入学通知书就可以把我送到家里的地板上。我找来了初中数理化课本，白天出工，晚上就着煤油灯微弱的光线，绞尽脑汁苦心啃读起来。报考的英语专业是我拿手的，因为上小学前就在家学习好了底子。这次大学招生是自文革以来的第一次，考虑到考生来自工厂、农村、部队基层，文化程度有限，考试形式为开卷考。花了一个月时间，掉了大把头发和十斤体重，我考试准备得蛮有把握了。的确，考试结果很理想，数理化答题我都做对了，英语口笔试更没问题。我回到了生产队，心中有了盼望，期待着能收到录取通知书。没想到一天收工回家，挂在土墙上的广播喇叭开始广播《人民日报》有关考生张铁生的“我的一张答卷”的社论。我在小广播喇叭下发愣，流着眼泪听完了社论。考生张铁生交了白卷，在考卷上批判了文化考试的修正主义倾向，一夜间他成了轰动全国的“白卷英雄”：因此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改变了方向，考卷全部作废。张铁生进了朝阳农学院，而我呢，只是做了场好梦而已。没有办法，我还得在农村继续我的艰苦生涯，心里装满的是深深的无奈和无望。这种感情在心里留下烙印，在离开农村后久远的日子里仍然会出现在梦中，泪水湿了枕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随之告终。同时，在农村饱受煎熬的知青的不满情绪发展到公开游行抗议，最终中央政府同意知青回城，结束了上山下乡运动。一九七七年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制度，使中国的高考教育走向正规。我一九七八年参加了考试，为全国重点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录取，当上了一名真正的大学生。四年后毕业分配到上海的一所大学当英语教师，可谓苦尽甘来。一九八九年为了赶上出国浪潮，舍弃了成真的梦，又去追寻那个诱人的未知。出国首站是新西兰，就读奥克兰大学英语研究生课程，可是为了生存，精力全部集中在打工挣钱。一年后辗转来到美国完成研究生学业。经过数年的“洋插”奋斗，全家在休斯敦安居下来。但是曾经经历的人间艰辛看，不用提起，也不会忘记。
二零一二年下半年，休斯敦知青联谊会会长打电话给我，说是想联合写本英语版的知青回忆录。这是继该会二零零一年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的第一本书《三色土》的第二部书，《三色土》里有收录我的文章片段。考虑到中国将上任的新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半数以上的政治局常委委员都曾经是知青，我们有责任把中国知青这代人介绍给西方社会，也给我们在美国长大的孩子留下父母经历的文字记录，我同意参加写英语版新书并负责总编工作。于是那个知青年代的事又被重新提到嘴上。
二零一三年庆祝春节，我邀请了几个知青笔友来我家小聚，有个朋友恰好是我先生就读上海高中的校友，现在是德州大学的教授。他当了整十年的知青，在那里和一位天津女知青成了家，女儿出生在北大荒的土炕上。我先生沈毅也是知青，曾插队我们县另一个公社。我们就是在参加一九七二年“工农兵大学生”高考时认识的。那时他已从农村上调到县城当英语老师，我们从各公社送上来的考生由他带队，他本人也参加考试，大家边吃边聊，天南地北，话题离不开当年上山下乡、高考、出国等坎坷生活经历，每个人都有讲不完的故事。谈到争取参加一九七四年工农兵大学生考试时，我先生突然冒出一句话：
“当年我们县就两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额，一个是给了上海市市长曹狄秋儿子曹稼祥，另一个给康雪培，非常不容易。”
“我？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愕然！又一次激动起来。
“是啊，你——康有为的后代嘛。你自己怎么忘啦？”
在坐的每个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调侃说不管怎样，工农兵大学生的考试机会给我们牵了红线。谈笑之余，我的思绪又被拉回到过去，那个曾经压抑我多年的谜在无意中揭开了。作为康有为的后代，文革年代我心里承受的压力，只有我自己清楚，连我先生也难以体会。他一直以为我是知道自己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推荐上来的，我却一直蒙在鼓里。我庆幸自己不知道，否则我会日子更不好过。在美国已生活了二十多年，我的档案可能还留在我工作学校的档案柜里，与我不再有关系，这个谜足以一笑置之。可是当年的那种苦涩，仍然余味犹存。
毛泽东对康有为从赞赏、效法到憎恨
是个机缘吧。二零一三年三月，我儿子告诉我休斯敦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将放映有关康有为的电影，我很惊讶。我从来没看过一部专门有关康有为的电影。国内前几年放过《戊戌风云》、《走向共和》等电视连续剧，我人不在，错过了。能在休斯敦看到有关康有为的新影片，机会实在难得。
从小时候起，祖先康有为的形象在我心中一直是正面的，就是在文革时期也从没受污染改变。由于成长的时代背景经历和对清代历史的一知半解，我对于康有为的认真仅限于“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等一些运动名字上。虽然我上海家的书柜里有许多有关康有为的书，床底下有本硕大的《大同书》，我从没有想过要翻书研读。儿子沈康达从小在美国长大，不识中文，对中国近代史一无所知。祖先康有为对他来说，仅仅是个名字而已。名字响亮，提起会有反响，使他觉得祖先是个不凡人物。香港陈耀成导演的《大同——康有为在瑞典》（二零一一）摆脱了以往历史纪录片的严肃沉闷，集记录、剧情和舞台艺术为一体，与众不同，让我耳目一新。陈导运用了蒙太奇的电影表现技巧，将跨越百年的史料，经过消化、沉淀和筛选，采用父女对话形式将历史真实地展现在银幕上，也将康有为和伴随他流亡的女儿康同璧表现得有血有肉有生命感染力。影片开场与结尾也颇具美感新意。因为是康有为的后人，我看得极为认真，泪流不止，怒康之怒，悲康之悲。我不时留意儿子的神情，他也看得十分投入、虽然听不懂粤语，但精通英语字幕，他能看懂情节。影片使他对康有为有了基本的感性认识，对祖先更加肃然起敬，特别是对美国总统罗斯福两次接见康有为，康有为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华人进关时进行的侮辱性裸身检查。电影观后，我们母子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毕竟有血脉亲情的关系，我的感情里多了份怜悯，为康有为遭受的政治重挫，逼迫流亡，最后被人下毒七孔流血致死的悲剧人生，心里苦涩，久久不能平静。
继影片《大同——康有为在瑞典》，陈耀成导演又编导了外篇《康有为二三事》并寄了张光盘给我。我连看了两遍，很有感触。外篇以记录形式为主，将历史顺时序呈现在银幕上，同时插入《大同》主片的康有为在瑞典的有关主体镜头，形成一个吻合的整体。毛泽东曾称康有为“中国的先进人物”，赞赏他的“大同社会”的理念。建国后毛泽东执行“三面红旗”时期，康有为《大同书》里的章节印在小册子上广泛地派发给基层学习。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路线在全国迅速发展到极其狂热极端的地步，接踵而来的是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万的“三年自然灾害”（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针对毛的错误路线，国家主席刘少奇指出“三年自然灾害”实则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批评，惹怒了毛泽东，招致了杀身之祸。擅长搞“革命”的毛泽东认为他的地位受到威胁，而解决的方法就是再来一场文化领域的革命置刘少奇于死地。就这样，毛泽东亲自出马，导演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国家主席惨遭迫害致死的悲剧。《康有为二三事》有这样的一段旁白：
刘少奇提出了“人祸”之说——对曾经参考《大同书》去组织人民公社的毛泽东来说，这是否也是一场“书祸”？他对康有为有没有生出一些愤恨？
我觉得陈导提出的“书祸”精准地道出了毛的内心世界。影片从康有为的中国近代社会延续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现代社会，提出了毛泽东对康有为从赞赏、效法到憎恨的演变过程，给出了为什么康有为名字被用来作为文革浩劫开场白的一个明确解释，并揭示了中国政坛高层领导人物沉浮的深层内幕。《康有为二三事》仅四十五分钟，却能将观众引入对历史更深层的思考。从清代到文革结束，中国革命不断，流血是每场革命的特征，正如毛泽东的语录：“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据统计，文革动乱迫害致死的人数高达数千万。我每年回上海陪伴照料母亲一段时间。二零一三年底回去整理母亲的东西时，看到一九六一年母亲和保娥阿姨联名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祖父康有为先生大量遗稿《大同书》、《政见书》、《戊戌奏稿》等手稿，以及旧抄稿、电稿、涵礼、账册、章程、电码、山水轴、书卷、字碑、书册、照片等遗物的清单，共一百四十一号，心里泛起了莫名的惆怅，不由联想到幼年时看到的那间塞得满满的“狐狸洞”。除了这两份清单外，她们之后还捐献了一次给上海博物馆，清单丢失。九十年代，母亲和保延舅舅、保娥阿姨联名捐献现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康有为手书真迹》，北京大学图书馆评语：嘉惠学林，功莫大焉。同时，母亲将家里留存的康有为的家具、衣物捐献给南海博物馆。母亲无偿捐给国家众多的珍贵文物，可多年来她靠拮据的退休工资，生活节俭朴素，从来没向政府提出过任何照顾要求。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将中国从“政治革命”引入“经济改革”，这个政策改变了贫穷落后的中国面貌，使百姓的生活有了质的变化。今天，我们共同目睹的是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小康社会”的实现。但年前的一场全球关注的对中国前中央政治委员，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审判反映了长久以来中国高官黑暗腐败的一面，也使人们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中国新当政的领导人与以往领导人的不同之处是他们本人曾经历文革浩劫，当过知青，接触过最穷苦的基层，他们的“接地气”特质促使他们朝着建立一个以社会为本，以人民至上的社会作出努力。作为他们的同龄人，我们身在海外，仍心系故国，期盼着这代国家领导人在政治改革上能不负众望，做出有突破性的改革措举。先祖康有为改革的出发点不是要推翻政府，而主张政府以民为本，顺民意政改，以完善其自身。他曾提出的众多改革措施对当今的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零一五年五月于休斯敦
（作者是康有为的曾外孙女，现居美国休斯敦市。著有英文创作的文革回忆录《插队农村》（In The Countryside）。Zhiqing, Stories from China’s Special Generation | 书之主编，该书二零一四年在美国出版。曾为美国不同的文学杂志翻译当代的中国诗词及短篇小说，曾任《德州文刊》（The Texas Review）的翻译及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