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文/杨敏

　　1967年1月底的一天，在梅建明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梅建明的父亲，是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梅龚彬（著名网民“草庵居士”（梅凤杰）的祖父。梅凤杰应是梅建明之侄——《前哨》编者），文革开始即受批判。

　　参会的人包括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的头头朱成昭以及叶剑英的女儿、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叶向真等人。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总结出了后来震慑一时的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其中包括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的观点。

　　正是这次会议，使得他们与中央的矛盾公开激化，最后被打成“朱叶反革命集团”。他们先后被捕，辗转于功德林监狱、半步桥监狱、秦城监狱等。最后出狱时，叶向真已几乎不会讲话了。

　　3进地质部

　　1966年6月1日，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时，北京地质学院大一学生梅建明正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实习。他们接到通知，立刻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梅建明跃跃欲试。“当时认为是毛主席要搞运动，目的是反修防修，因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而中国不能再出了。所以我积极参与，对不好的地方抨击。”朱建明语调轻松地对记者回忆。68岁的他，看着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

　　8月8日，地院成立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因为不限出身，声势很快壮大，以致后来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东方红联络站。总司令是水文系四年级学生朱成昭，其他核心人员包括勘探系五年级的蒋良檏、探工专业五年级的王大宾等人。

　　为了让工作组退换整右派学生的“黑材料”，8月23日，东方红1千多人从海淀区的地院步行15公里，来到西四的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向师生作检讨。因为地址部拒绝交出邹家尤，9月5日，“东方红”再次冲进地质部。

　　梅建明在这次行动中有立功表现。朱成昭问谁有办法找到地质部副部长们的住址和电话，他想办法从家里偷出了父亲的秘密电话本，得到朱的赞赏，后被提拔为“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站长。

　　“东方红”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此时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她常常往返于钓鱼台和“东方红”，很支持“东方红”。

　　身为“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站长，梅建明带了一支特殊的“战斗队”进驻地质部，任务是跑“东方红”驻各单位院校的联络站，搜集动态，并在驻地进行宣传，形成对部党委的政治攻势。国家计委特地拨了一批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给他们，表示支持。作为站长梅建明能参加地质部的党委会，听取老干部们的思想检查。

　　10月18日，东方红第三次冲进地质部，并在地质部召开“揭发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日深夜，把何长工带到地院。

　　“何长工在文革初期不支持红卫兵小将，他已经作检讨。但文革要继续批斗他，找些事情强加到他头上，逼他认罪，我很反感。”梅建明说。

　　梅建明对老干部有种复杂的感情。他们中很多都是他父亲的老朋友，也是开国功臣。他觉得，他们工作中是有错误，但不至于发动一场运动来斗争他们吧？他开始有点动摇了。

　　被彭德怀征服了

　　1966年11月10日，梅建明带着联络站的一个小分队离京串联，12月回北京时，朱成昭的思想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朱成昭见面就问梅建明：“你对文化大革命什么看法？”梅建明说：“老干部已经检讨得差不多了，反动路线也肃清得差不多了，不该再没完没了地整下去了。”朱成昭想了想说：“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应该改弦更张了？是不是不要再这样搞下去了？我汇总以后，跟中央文革谈一次。”

　　正在这时，朱成昭接到中央文革的命令：把彭德怀从西南抓回北京。他当时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的头头，名头响亮，深受中央文革器重。

　　时任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后做过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回忆：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我到他办公室，急冲冲地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阎长贵与李讷同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年纪相仿，走得很近。他从李讷处对朱成昭早有耳闻。李讷很欣赏朱，认为他有思想，有号召力，能发动群众。”

　　“中央文化将抓彭回北京这个任务交个朱成昭，也足见对他的信任。”在位于北京沙滩北街的寓所，阎长贵回忆说。

　　当天下午，阎长贵在“东方红”驻地质部联络站找到朱成昭，向他交代这项紧迫又特殊的政治任务。朱即刻派在武汉串联的王大宾带人赶赴成都。

　　在成都与彭德怀详谈之后，王大宾觉得1959年对彭的批判是错误的，彭是支持文革的，遂致电向朱成昭汇报，朱同意派人向中央文革汇报汇报后再做决定。

　　听完汇报之后，戚本禹很恼怒，对阎长贵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遂派“北航红旗”的头头韩爱晶再赴成都抓彭。

　　朱成昭心有不甘，派出东方红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赶赴成都。因是秘密行动，为掩人耳目，“东方红”内部称之为“揪聂克行动”（聂克是地院党委副书记）。梅建明的任务是从地质部调出部长们的小车，随时待命。

　　“东方红”在成都设有联络站，仗着人多，反应灵活，胡乐成、王大宾等人从“北航红旗”手中抢到彭德怀，将其护送上火车，又与他一路恳谈。

　　12月27日，列车开到北京西直门车站，梅建明调来的小车将彭德怀接回地院。时间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我们很想跟彭聊聊天，可他可能是太累了，不愿意说。”梅建明回忆。

　　朱成昭安排彭德怀住下，根据随车从成都带回的资料清单，找到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叫人把它抄写下来。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份万言书，都认为言辞恳切，切中要害。

　　三四个小时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来地院接走了彭德怀。

　　“彭德怀被接走后我们开始看清中央文革的意图。我恍然大悟，彻底明白了，原来中央文革是要把一帮元老搞下去。”梅建明说。

　　秘密会议

　　1967年1月初，公安部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开始大规模的抓捕“联动”分子。这些中学生很多都是梅建明认知的，他觉得，中央文革不给这样把他们往死里整。

　　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和康生在会上公开点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名，说他是王任重的“黑后台”。朱成昭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斗争对象不是群众揪出来，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

　　1月23日，陈伯达手书一封意在警告朱成昭的亲笔信，让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拿去单独念给他听。王广宇记得，其中一句大意是：要是继续往下走，就掉到茅屎坑里，成茅屎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王广宇对记者回忆。朱成昭听完信后很冷静。他问：“伯达同志的这封信要不要向总部人员传达？”王广宇回答：“他没说向别人传达，传达不传达，怎么传达，由你决定。”最后，朱成昭向总部人员传达了这封信，等于公开了中央文革和他的矛盾。这让王广宇觉得，他还是“挺磊落”的一个人。

　　几天之后，在梅建明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会的人包括朱成昭、王大宾、蒋良檏、杜金山和梅建明这几位“东方红”的核心人员，还有叶向真和她的朋友张九九（最高检察院长张鼎丞之女——《前哨》编者）。

　　文革开始后叶向真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并于1966年9，10月间来地院找朱成昭，请求援助。两人政治观点非常一致，也很谈得来，不久陷入恋爱中。

　　会上，大家交流了对文革的看法。

　　梅建明认为，运动扩大化了，不像群众运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朱成昭马上说，这像不像运动群众？于是定下一条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

　　叶向真给大家讲了其父叶剑英在1月20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事。当时，老帅们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的争执，叶激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断了右掌掌骨。

　　“当时我们就认为，中央的上层矛盾已经激化，我们当然要和老帅们站在一起，跟中央文革对着干。”梅建明说。

　　讨论后，大家的意见被归纳成8条。第一，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发表早了，大串连搞早了。第二，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第三，关于揪与保的问题上，认为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第四，关于大联和大夺权问题，认为大联和大夺权搞早了。第五，关于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联动问题，认为抓人太多。第六，关于坐牢问题，都认为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第七，聂元梓问题。第八，关于康生和高级党校问题。

　　2月3日，又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上决定，请中央文革派人来先行内部沟通，不行就贴大字报。会后，朱成昭回到地院，给中央文革打了电话。中央文革很快派人来了。对方听了他们八大观点，斥为“一派胡言，纯属反动言论”，此后，中央文革责令朱成昭闭门思过。他被关在西三楼三层的一个小房间，不许与外界接触。梅建明是精神上思过，但不限制行动自由。

　　第二天，2月4日，“东方红”3千人聚在地院大饭厅，听朱成昭作检讨。大礼堂外面也挤满了人。口才很好的朱成昭趁机亮出八大观点，并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讲的时候，全场人安静地听。

　　“散会后，很多人碰见我说，讲得太好了！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梅建明回忆。

　　会后，有人根据记录写成大字报贴出来，流传很广。

　　朱叶反党集团

　　朱成昭受批评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阎长贵几次去见“东方红”的二把手王大宾。当时，王大宾因腿部有病，正在住院。

　　“‘东方红’在全国影响很大。我当时觉得朱成昭倒了，东方红不能倒。我去医院劝王大宾，你应该挑起这个担子。”阎长贵说。

　　王大宾成为一把手后，改组了“东方红”总部。

　　梅建明听到风声，中央文革要继续“肃清朱成昭余毒”，于1967年7月南下广州。广州“东方红”联络站的人仍然识朱成昭的牌子，视梅建明为总部派来的人，任他调遣。梅建明向朱汇报广州的情况之后，他有了东山再起的想法。

　　7月10日，朱成昭、梅建明、张华清、张华府从北京经天津、上海、杭州，一路走走玩玩，南下广州。为避免目标过大，叶向真和蒋良檏已先走。

　　他们刚离开北京，戚本禹就得到了报告。他立刻报告中央文革，说朱成昭、叶向真等人携带地质部的机密文件，企图叛国外逃。周恩来立刻给北京卫戍区、上海警备区和广州警备区都打了招呼，要他们一旦发现这几个人即刻请回北京。广州警备司令部立刻派出侦察科的人，守在火车站口，守株待兔。

　　所幸的是，朱成昭、梅建明5人在前一站下了火车。到广州后，他们联系上叶向真和蒋良檏。一行人去广州西樵山、佛山玩了两天，打算回广州落脚到张华府的姑姑家，但刚到不到半个小时，广州警备司令部的人就到了。张华府的姑父和姑姑都是中南局的干部，早就被打了招呼。

　　据梅建明所知，抓叶向真时，中央文革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当时处境困难的叶说：你们抓吧，抓谁我都不管。据叶向真后来回忆，江青早就想抓她了，因为她太活跃了。但抓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搞倒父亲。她出狱后才知道，为了整叶剑英的材料，当时叶家的6个子女和保姆都被抓进了监狱。

　　几个人被很客气地逮起来，送到从化疗养院，好吃好喝地款待，等待中央来人带他们回北京。梅建明觉得，一来这跟周恩来“请他们回北京”的指示有关，二来是因为叶家在当地的影响力。过了一天，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从北京赶来，与朱成昭、叶向真单独谈话。朱、叶二人一口咬定，来广州只是为躲避中央文革的批斗，出来散心。于桑将二人带回北京。

　　蒋良檏3人由广州警备司令部送回北京。梅建明由哥哥梅向明接回京。

　　彼时，其父梅龚彬已被逮捕，以特务之名关进了秦城监狱。之前，统战部的造反派闯进档案室，获取了关于他身份的机密档案，获知了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经常迫使他到统战部接受批斗，因此对他的被捕，梅建明早有心理准备，“不抓他到奇怪了”。

　　789集中营

　　1967年11月初，正在外地串联的梅建明接到电话通知，回校复课闹革命。一回校，他就被看押起来。朱成昭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宣布，对其实行隔离审查。

　　朱成昭专案组由中央专案组“二办”负责。让梅建明交代的问题有3：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叛逃国外和冲击中南海，谋害毛泽东。

　　第三条事出有因。大约在1967年8月，朱成昭、叶向真、蒋良檏等人在颐和园开会。有人提出，直接去中南海见毛泽东，跟他谈中央文革的问题。若他不知道中央文革的行径，就提醒他；如果他知道并支持，不如动员老帅们起来废掉江青。但这次会梅建明因事并未参加，只是会后听他们谈起过。他只坦白承认第一条，让专案组的人非常恼怒。

　　1968年3月17日，梅建明被北京卫戍区带走，关进了功德林监狱。走时，他听到校广播台的广播正在播放：“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逮捕反革命分子梅建明！”

　　8月下旬，朱成昭被公安部正式拘留，同叶向真、蒋良檏等人一起，也关进功德林监狱。

　　在功德林监狱，梅建明只受些疲弱之苦，但朱成昭、蒋良檏等人则被灌过迷幻药。吃了这种药后，人会恍惚，容易被诱供。梅建明觉得，大概因为自己没参加所谓 “颐和园黑会”，才逃过一劫。

　　1969年2月，梅建明被转移到半步桥监狱。6月，又被转移到北京市北苑少年犯管教所。少管所代号789。

　　从1968年9月到1973年9月的4年间，“789”设有3期“干部子女学习班”。据研究者称，这个学习班前后关押过65名高干子女，其中副总理级以上干部的子女有19名，部长级干部子女17人，包括贺龙之子贺鹏飞和女儿贺黎明，叶剑英之子叶选宁和叶选平，陆定一之子陆德，薄一波之子薄熙来和薄熙成，彭真之子傅锐等人。

　　梅建明是第三期，同期的有叶剑英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婿邹家华等13人。梅建明回忆，叶选宁是班里的头儿，而叶选平“很有大哥的样子”。

　　少管所的生活条件监狱好了很多。劳动强度不大，家人每月能探望一次。小卖部还有烟卖。白天，一般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梅建明倒是没有被要求揭发父母的问题。他觉得，大概是父亲的案子属于保密级别高的，不轻易让外人涉入。但他也时刻警惕，不要被别人抓住了小辫子。

　　3个月后，地院派人到少管所来接梅建明，称其问题已查清，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回学校监督改造。离开少管所时，因顶撞过队长，少管所对他作的结论是：学习态度不端正，顽固，拒不认罪。

　　1970年，梅建明大学毕业，带着“反革命”的帽子被安排到湖北丹江五七地质队劳动改造，后在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分校教矿相课，每月只能拿到20元的生活费。

　　1974年，梅建明和家人6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有严重的肺病，身体看着很不好，瘦得厉害。因有看守在旁，他没说多少话，就被送回了监狱。1975年5月，身患重病的梅龚彬被强制转移至江西宜春，8月去世。

　　文革结束后，1976年，原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党委书记高元贵复任院长，了解了“朱叶反党集团”情况后，决定给梅建明这些在校劳改的人恢复工资。

　　1980年，在陈云的帮助下，梅龚彬获得平反。1981年，梅建明经过一番周折，调回了北京，在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部（当时改名武汉地质学院）工作。

　　叶向真后来被关进功德林监狱，再到半步桥监狱，最后转入秦城监狱。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叶剑英重新出来主持军委工作。叶向真从秦城监狱出狱。由于与世隔离太久，她几乎不会讲话了。1972年，她改名江峰，在北京医学院学习，并留下做了外科医生，与朱成昭、梅建明等人几乎断了联系。1978年，她又改名凌孜（又名凌子），回归文学界，指导了电影《原野》，一举成名。

　　1975年，朱成昭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发配到湖北一劳改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回学校等候处理。1980年，获得平反。1985年，被分配到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1990年代初，他在下海自办建筑公司，生意一度做到很大，但后来破产，壮年病逝。

　　朱成昭去世后，学校破例贴出了讣告。当年的许多老师和同学一起，在北京昌平的殡仪馆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