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6年8月

文/郭于华

　　看到“群众运动”、“批倒斗臭”、“彻底搞臭”一类的字眼，让人有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文革似乎真的呼之欲出了。经历者会感到脊背发凉，人们难免心惊：文革要来了吗？文革会来吗？文革离我们有多远？这种担忧不难理解，但我想说，就现实而言，文革不会重演，当下的种种迹象和一些人对文革的召唤，只是对文革拙劣而丑陋的模仿。理由是，当今世代，文革的基础和条件已不具备。

 　　文革的发动至今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文革的结束至今也已经四十年了，然而文革并未远去。当年刚刚记事和懂些事（十岁）的小学生，今年已是花甲；当年的革命造反小将们（中学红卫兵），大多年近古稀；而当年革命的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若还在世也是耄耋之年了。能够记忆和比较清楚地讲述或写出文革经历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然而，这样一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和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革命”，却至今在它所发生的国度没有得到清楚的过程呈现、事件记录，仍然缺少多角度多主体的讲述，更遑论全面分析和吸取教训。没有完整的真相，没有彻底的否定，没有深刻的反思和真诚的忏悔，文革就没有走远。

　　发生在中国，研究却在外国
　　人们不难发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海外进行的。有关文革的记录和研究，至今已有不少面世。人们比较熟悉的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三大卷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马若德与瑞典当代中国研究学者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作完成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旅居美国的华裔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中国作家冯骥才的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九六六─一九七六》、旅美学者林达《已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杨继绳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等等；难得有人整理了《汉语文革书目》（截至二〇〇九年），国内国际共计六百零四种。但这些记录和研究成果，大多在海外出版。国内的记录、研究特别是发表仍然是一个禁区，即使以个人回忆录方式呈现对那段历史有所涉及的作品，也是相当有限的。
        对比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灾难和悲剧事件，例如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等，都有大量的纪实作品、研究专著和文学、影视等方式的表现，而中国的文革这样一场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精神世界、给整个社会乃至世界都带来巨大损害的运动，却在不记忆、不讲述、不讨论、不思考中渐渐淡出人们的 视野。
    既是人类，就不能过着他的生活而不讲述他的生活，记忆、叙述和思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属性。人作为政治动物，其自我的存在是通过对公共事物包括历史事件进行思考、言说和积极的行动来实现的。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理性的自由讨论和公开言说是公共领域存在的条件和表征，而且讲述的公共性——是人作为社会动物与政治动物的尊严所在（汉纳·阿伦特着《人的条件》，兰干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页一八）。
   　不记录、不讲述、不反思，不仅仅使巨大的政治灾难被淡忘，被粉饰，甚至使之被扭曲、被美化。时至今日，一些极左派甚至将文革视作大众民主、追求平等的革命，并以文革思维和文革方式反对改革开放和宪政民主，阻止社会前行的脚步。

　　不清算，永远放不下历史的负担
　　关于文革，自其结束以来一直就有“正确对待，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张；而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更确定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且用组织审查取代法律审判，用政治结论取代历史判断。一九八〇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判断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半个世纪之后，一些人对文革的看法甚至达不到这个历史决议的程度。文革作为“灾难性的内乱”，所导致的中国人民无数生命财产的毁灭和整个民族精神道德的沉沦，在人类历史上都可谓空前绝后。时至今日，从朝到野，从高官到平民，不仅没有在文革的判断上达成共识，反而因对文革的态度不同而造成社会的撕裂。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态度影响其未来发展：不回顾，便不能向前看，更无法前行；苦难若不被记忆、不进入历史，就不会成为人生的财富。
   　 徐贲曾引述德国历史学家莫森在阿伦特《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序言中所说：“极权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会中所有的人群，无论是充当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同样适宜。”（徐贲：《群众和“人民文革”》）
    　文革是中国人的历史共业：在一九四九年至文革结束期间，我们经历了中华民族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都堪称独特的历史过程，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以政治运动作为基本机制与途径，大大小小的运动，一波接一波的高潮充斥和控制着整个社会。这类运动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发动，普通民众或被迫或自觉地参与其中。无论是积极加入，还是被动裹胁，抑或成为受害者，都难逃运动的罗网。
    　文革是在历次政治运动基础上达到极致的运动。其动力机制需要专门分析，以村落小区为例，“官报私仇”就是运动发起和持续的重要机制之一。村庄一如所有有人群生存的地方，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矛盾、冲突：家庭不和、宗族矛盾、地方争端、为各种利益包括土地、水源、林木、牲畜放养等发生的冲突乃至械斗都不鲜见，而这林林总总的矛盾冲突除极少数可能激化外，大都能够在乡村共同体的框架内得到解决。然而作为国家仪式的政治运动，经由权力技术建立和演示权力与权威，划分阶级，区分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并由此造成群体的分类与分疏，并形成斗争之势。这种分类与（阶级）斗争技术自然与乡村社会中原有的矛盾冲突交织互动，构成村民们所说的“官报私仇”现象：个人恩怨或群体矛盾通过一次次政治运动而不断地累积与升级，逐渐变成你死我活的世仇。在这一过程中，公共逻辑与私人逻辑、革命逻辑与人情逻辑相互置换，成为民众参与政治的重要动机或动力。这也是运动自身所具有的动力机制，即运动一旦发动，就有不断持续下去的能量。按照村民的说法：运动就是人整人，一次运动来了，这拨人整那拨人，下次运动来了，那拨人又翻过来整这拨人；运动来运动去就成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结下的恩怨到下一辈都解不开。
    　有人认为文革的积极意义包含了人民反抗官僚主义的内容，其实文革前造成人们不满的主要原因并非官僚主义，不满和怨气来自极权统治造成的贫困和不公。“干群关系”紧张尖锐是事实，但这一表象本质上是极权统治与被统治的紧张。文革之前官僚体系对毛的无法无天稍有辖制，遂成为毛发动文革的动因之一，因而毛才是始作俑者，官僚集团不过是执行他的意志、而后又作为他发动文革的靶向而已。所以，所谓“人民文革”、“大民主，大自由”都是不存在的：被动员、被驱使、被裹胁而参与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工具和炮灰，何从谈民主与自由？
    　历史共业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承担，施害者、协从者、受害者、互害者都需要更多的回顾和认知。灾难和痛苦唯有进入集体记忆和公共讨论，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经验教训。

　　不反思，永远走不出罪恶的渊薮
　　在文革结束四十年后的今天，文革后遗症仍然存在，甚至还有人在召唤文革的阴魂。当年薄、王在重庆的唱红打黑，让人清楚嗅到文革的气息；对言论、出版、研究的严格控制让人感受到与文革非常类似的方式，甚至一些官方话语都与四十年前如出一辙；对不同政见甚至不同意见的凶狠攻击、打压甚至法办更是将文革一幕直接推到人们眼前，以至许多人开始担忧文革再度发生。
    　在当下的反腐运动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举报文字：“对这些人渣、垃圾，最根本的还是发动群众，还是文革，还是把狗东西批倒斗臭，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对此有人提问：这不是文革的方式吗？“各种积怨都可藉政治施放，就看谁能抢占意识形态话语至高点，这就是文革。”
   　 看到“群众运动”、“批倒斗臭”、“彻底搞臭”一类的字眼，让人有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文革似乎真的呼之欲出了。经历者会感到脊背发凉，人们难免心惊：文革要来了吗？文革会来吗？文革离我们有多远？这种担忧不难理解，但我想说，就现实而言，文革不会重演，当下的种种迹象和一些人对文革的召唤，只是对文革拙劣而丑陋的模仿。理由是，当今世代，文革的基础和条件已不具备。
     　不难理解，文革不是突然发生的，前十七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方式将“革命”推至高峰，文革是运动式统治达到登峰造极时的产物。而文革之所以能够全面铺开，达到“全国山河一片红”，有着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总体性社会的条件以及闭关锁国的环境。这意味着，全党全民无可选择，只能跟着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林彪语）。无可选择即只能在“活着”还是“不活”之间做出选择。而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的今天，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已基本确立，单靠意识形态话语无法绑架所有人走回头路。虽然文革悲剧并未真正得到全面清理和认真反思，召唤罪恶幽灵的声音也从未中断过，但毕竟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已经判定了文革的基本性质，国门已经打开，互联网将全球连接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扼住人们生存命脉、能够迫使人们卷入运动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
   　 虽然文革实际上难以重现，但我们仍不可掉以轻心。值得我们关注并思考的是，文革悲剧虽不至重演，但文革毒素却并未肃清，文革思维和文革逻辑并未走远：否则，为何未曾经历者也谙熟这一套？为何轻易就用文革方式表达或行事？人们又为什么动辄祭起文革的旗帜？以意识形态话语为器攻击他人或讨要公道？
    　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没有在呈现真相、厘清逻辑基础上的彻底清算和深刻反思，认知错误和观念混沌就在所难免。对历史认识的扭曲、混乱必然导致整个国家和国民是非不明，对错不分，认同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这意味着，文革的土壤未被清理，文革重演的隐患就依然存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在一个日益告别传统迈向现代的社会中，“运动”，作为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的机制并未终止，中国的城乡社会在许多方面依然保持仪式化运作、运动式治理的传统路数。而且“运动”意识也并未在人们心中消失，以红色话语和伟大旗帜包裹私货和欲念，为速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以作恶方式借助公权力打压对手铲除异己等屡屡可见，这说明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文革遗存并不是遥远的天方夜谭，而将人们拉到“运动”战车之上和卷入车轮之下的社会文化基础也并非不复存在。
    　运动式治理，是以文革方式反对文革体制造成的弊端，其实这种方式并非发端于文革，也不会终止于文革，毋宁说它是一种以恶制恶的方式，而作恶机制一旦起动就难以中止，其结果无异于缘木求鱼或南辕北辙，终不免害人害己。
    　文革更为长久的影响和令人更为担忧的是，文革思维与文革方式，作为一种毒素对整个社会的污染和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毒化。这种污染和毒化带来的后果未能及时得到清除，也从未有过认真的反思，因而其恶果可能导致万劫不复。文革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制度之恶与人性之恶如何相互建构、相互促成；制度、文化与人性陷入恶性循环；遗毒入骨，暴戾、奴性、欺骗成为政治基因。在文革发动已经半个世纪的今天，从根本上清理和反思更是迫在眉睫。
     　我们距离文革有多远，取决于我们的观念、思考以及我们如何行动。

　　（作者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