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6年8月
文/索达
一九六六年七八月，在北京发生的校园暴力中，有三大案例，分别是“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案”、“清华附中模式”和“四中现象”。作者经过资料搜集，也访问过相关人士，分析“清华附中模式”的是与非和解构“四中现象”的罗生门，并提出除了关注红卫兵是否出手、出手是轻是重之外，也要注意深层的精神摧残。最后诘问：谁为文革校园暴力负责？
——编者
陈晓鲁、宋彬彬半个世纪后的高调道歉，除了红二代的自我感动之外，引起网上一片反弹，更遭到死者家属的拒绝。我们不得不再次反思一九六六年七八月北京的校园暴力。海内外史学界对此争论最多的莫过于“清华附中模式”和“四中现象”了。它和“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并列校园暴力三大案例。
一九六六年六月底，北大附中彭小蒙邀请各校展开对联大辩论。“邀请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即红卫兵首创者之一宋柏林的日记，下称“宋柏林日记”）这场一上台就问“什么出身”的辩论，实际上是站在血统制高点上的干部子弟一面倒的喧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四中的刘辉宣自己都没料到，他这首“连词带曲，一挥而就……有意弄得更难听些”（刘辉宣：《昨夜星辰昨夜风─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的口号式“造反歌”在会场上一炮而红，穿上黄军装的红卫兵声嘶力竭。来自清华附中的骆小海被这种气势震撼，虽然对这种等级森严的官气不以为然，却对自己的杂乱着装自惭形秽。
同是四中的牟志京在《似水流年》中描述：“新成立的红卫兵身着军装，武装带要么系腰间，要么在手中挥舞，威风凛凛。校园到处是娇艳的美人蕉，一夜之间，被抽得七零八落。南院堆着大量图书馆的书籍被点燃，化作青烟缕缕，升空而去。”
尽管四中和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领袖，都声称自己不同意“对联”的绝对化，但原因并非一样。四中开国元勋子弟觉得无需再通过血统论强调自己的特权传承，而清华附中最早造反的红卫兵里有不少“非红五类”子女。但“对联事实上成为红卫兵的组织原则—只有出身‘红五类’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红卫兵，而坚决反对对联的学生，即使出身‘红五类’也不能参加红卫兵。对联成为老红卫兵与生俱来的鲜亮胎记。”（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
尽管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再表示对四中“对联歌”的不屑，但它的激进派“齐向东”贴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却给对联提供了理论支撑：“我们要造反，要夺权，要组织阶级队伍干革命，就是要大讲阶级路线，就是要看成份！”
出身既是干部子弟的保护伞，也是非红五类与生俱来的紧箍咒，但却也能剎那间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四中老师一句“你爸爸并不是党员”，对于原以为是革命后代的陈凯歌来说犹如五雷轰顶，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张明在得知自己的姨父居然是台湾的行政院长李焕时，自贬到西小院当木工。
“四中现象”的罗生门
“对联歌”使“四中成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之一。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北岛：《文革中的北京四中》）这种思潮里包含着歧视和蛮横，正如歌词中的“滚他妈的蛋”一样。
这种仇恨一旦化为暴力便如脱缰野马，它的第一轮对象就是姑息纵容的校领导和失去话语权的“反动学生”。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四中操场发生了群殴校领导的暴力事件，但对现场的描述却出现了罗生门式的不同版本。
北岛回忆：“八月四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现，带回学校，在操场上打得半死。与此同时，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共二十三人）被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刘东在《亲历者的见证》记载：“拳脚雨水般砸向被游斗的人身上。”挂牌子戴高帽的“杨滨花白的头发散乱了，鞋子也掉了，脸上血水、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淌落在操场地上。”（杨滨花为四中校长）
但根据另一些记载，我们看到不同的说法。秦晓在《四中往事》中说，是“孔丹正召集我们开会，听到消息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拉起手拦着，不让搞过激行动。那帮学生就向校长和老师泼墨水，我们几个都被泼上了。随后，由孔丹主持开大会，他试图把秩序扭转过来。”刘东说：“新上任的‘文革会’主任孔丹走上讲台，首先带领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然后明确指出，批斗学生不是运动的大方向，‘文革会’不同意召开这样的批斗会。’ 刘辉宣说：“有人做了个大木枷，套在他们头上。周坚快气疯了，黑着脸叫人拿下来。那次批斗会打得杨滨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是赵胜利扶她下的台。“他还举例，当时不管是受冲击较小的军界干部子弟，还是困境中的薄家兄弟都帮助过老师。秦晓说：“杨滨是个老革命，我们一路保护……不能让她自杀，也不能让她受罪。”他们把校长老师集中在一个废弃食堂，由专人看管。名为可随时批斗，实际是给予保护。红卫兵领导既体现了政策性，也表现了掌控力。“后来杨滨一直念叨这件事，直到临终还说，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基本上都没挨过打，更没有自杀或被打死的，后来杨滨的儿子宋心鲁称之为‘四中现象’”。
然而，牟志京的回忆否定了这种基本没挨打，更没有自杀的“四中现象”：“某日，在总务处小院，我看见教地理的汪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坐在书堆上默默流眼泪。第二天就听说她和丈夫在香山一同自尽了。某日，在校园有人用担架抬着教历史的朱老师。他一脸平静，问起来，据说是自杀未遂。”
“清华附中模式”的是与非
七月二十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激进派“齐向东”拿起皮带，在全校广播《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也就是在这天他们开始批斗本班四个出身旧阶级的“右派学生”。
在宋柏林的日记里纪录了七月五日批斗团委书记顾涵芬、七月十一日批判班主任丁淑慧、七月二十日批判学生郑国行。批斗会由各班的红卫兵核心小组发动，班主任被争先恐后的学生围在中间，任何辩解都会招来更激烈的呵斥甚至被泼墨水和浆糊。
尽管工作组和红卫兵在权力分配上出现矛盾，但在批判学校领导上是一致的。清华附中对老师学生的批判开始于七月初，到八月末上升为肉体暴力。
高六五五班八月的大字报《做顶天立地的人》，更是蛮横霸道：“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作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凡出身非工农革干子弟者，我们可以随意找来谈话。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矮三寸！”
各班对学生的批斗不断升级。八月八日，高一才貌出众的女生Ｙ由于不堪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晚上跳窗逃到圆明园，然后到五道口冲向驶来的火车。“四个邮电学院的大学生穿过铁路时，发现铁轨边的一个蜷曲的人，浑身是血在草丛中翻滚呻吟……。”
八月的北京已开始笼罩着一种躁动的狂热，“破四旧”已蔓延成群众的私刑。八月二十六日开始，发生了被留美学者王友琴称为“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宋柏林在当天的日记里也有记述：“……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
挨打最严重的是高六三一班郑国行、郑光召、徐经熊、戴建中等四个红卫兵的宿敌。孙立哲看到自己的邻居徐经熊是最硬的：遍体鳞伤，但一声不吭。
但打人的并不都是红卫兵，郑光召在日后文章中提供了一个细节：“大多数人原来都是一派。许多人为拯救自己，只有拼命打，以此表现‘反戈一击’、‘划清界线’”。
八月二十六日，在五楼大教室批斗校领导，暴力达到顶峰。我采访了曾被工作组圈定的四个“黑帮”中，除过世的校长万邦儒外的其他三位：
顾涵芬（女、团委书记、三十岁）：红卫兵“把我的头剃了，弄的乱七八糟。然后就跪着那儿批斗我，有几个女同学拿着皮带抽我，拿皮带头打我，把我左眼打坏了。”
冯玉中（教务主任、支部委员、三十八岁）：“八月二十五日就是在五楼大教室，开始是文斗，后来就有动作了。我反正是打得够戗，就用皮带什么的打，皮带头。”
韩家鳌（党支部书记、副校长、三十四岁）：被逼着烧他送的“腐蚀工农子女的字典。一边把我的头往里面摁。然后后面还有拿着鞭子、皮带的什么抽呀，打得后面皮下出血。”
所有挨打的老师都说，挨打最厉害的是万邦儒和刘树华。万邦儒作为头号“黑帮”校长，打得遍体鳞伤内脏出血。但刘树华只是一个兼任团委副书记的物理老师，由于以前学校对他感情生活的材料传出，不堪轮番毒打和精神凌辱，爬上烟囱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值得注意的是，批斗的还有分管附中的清华大学教务主任邢家鲤。“宋柏林日记”记述，他一进校门看到红卫兵就摘下眼镜准备挨打。八月十六日，参加围攻团中央。晚上“把胡克实押回学校，‘借’来斗争。”
尽管清华附中给予齐向东撤职处罚，对外在发表了反对打人的“紧急呼吁”和“十点估计”，但却无力控制本校的暴力。无独有偶，和四中一样，清华附中也把校领导看管在西小院，但却成了各派学生随意施暴的场所。
血统论下的精神摧残
红卫兵在辩解打没打重不重时，往往忽略了深层的精神摧残。刘东记述，四中虽然把老师集中看管避免挨打，“但夜半时分，四中小院不时传出像哭一样的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有的神思恍惚，但有的居然摇头晃脑，打着拍子，自我陶醉一般。”
被红卫兵抄家的陈凯歌在《青春剑》写道：“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彷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
当陈凯歌听说父亲陈怀恺参加国民党时，对父辈施以身体冲击，成为两代人终生的悔恨。“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清华附中被打得满脸血污的郑光召为表明忠心，把毛主席像章别进肉里，直到溃烂。一个女生把自己当过地主婆的奶奶拖到操场烈日下打骂。校长万邦儒和韩家鳌被强迫互搧耳光。致使刘树华爬上烟囱的最后一击，是因为为师者遭受颜面扫地的凌辱。
两个学校领导老师的不同境遇也和他们的角色和个性有关。四中校领导本身就是老干部，对子弟是保母式的看护者，而清华附中领导都出身旧阶级，是得罪人的改革者。学生的行为往往是老师的反弹。这种宽容和刚直的个性反差在几十年后依然泾渭分明。
面对当年红卫兵的自责，刘辉宣说，四中老师几乎众口一词的说当年没有挨打，反而受到了保护。“我们怎么没有批斗过他们呢？但四中的老师，不仅没秋后算账，反而设法把学生保护起来。”
秦晓等总提起，老校长杨滨一直到临死还叨念：“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她真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还是当年的闹事的子弟已成了权贵？对于逝者不应妄评。但她留给学校的形象只是一个慈母般的老干部。
相反，当时绝不低头的清华附中校领导日后也不讳言红卫兵的暴力。顾涵芬为接见当年的红卫兵，几次吃了降压药，并表明“红卫兵对我身心的损害是终生的”。
万邦儒虽然也说“你们都是我的学生”，但生前面对严谨的学者，仍指出了当时的暴行和肇事人。他的铜像今天立在学校新楼的前厅，是当年各派红卫兵对这个“教育改革家”的集体忏悔。
从红卫兵的定位思考
我不怀疑道歉者的真诚，也理解没有得到宽恕或称颂的迷惘。现在仅从红卫兵的定位提供下列几点：
一、从个体上讲，红卫兵领导大都年满十八岁，是宪法规定的承担全部责任的公民。
二、从整体上讲，红卫兵是当时（从七月工作组撤离到九月军宣队进驻）学校的执政者。
三、从现时上讲，道歉者的退休和分化已失去代表性。而Ｘ二代的割裂犹如血统论复燃。
我们还需要回顾一下清华附中和四中红卫兵在北京乃至全国的位置。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到十二月，老红卫兵占据舞台二百天，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清华附中带领人大附中等海淀中学，领导了第一阶段反校领导、第二阶段反工作组，到“八一八”达到顶峰。男四中带领八中师大女附中等城区中学，领导了第三阶段破四旧、第四阶段对抗中央文革，到冲击公安部走向衰亡。
清华附中当时成为全国学生各国外宾朝拜的圣地。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在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后，直接奔向清华附中。而四中红卫兵一直延续接班人的角色，在现在的舞台中心仍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
（作者为文革史研究者、教授级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