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左翼政党，自1949年建政以来，中共的治国方略就在“左”“右”之间因势调整。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强调“阶级构成”认为只有代表中国底层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才能够筑牢自身合法性的基石。因此，当时中共不单在理念上陷入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教条式理解，而且在政策上也过于强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网”。这种“左”的治国方式，演化到极致的时候，沦为了“极左”，酿成反右，文革等悲剧。

　　邓小平执政后，中共调整了毛时代的“极左”错误，转向了改革开放，相对于毛的左，邓小平时代的政策会更右一些。邓小平的政策让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到习近平2012年接班之前，中共的内部信仰日渐涣散，权贵主义和官僚主义抬头，党的权威持续遭受弱化。在中共传统党建理论框架下，这些表现无异于“极右”的政治“变质”。为此，习近平上任后，中国政治又开始向左的方向转舵，在推行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同时，还在党建层面重新拾起“左”的利器，强调“不忘初心”，希望中共能够重回建党之初时的政治本色，以此克服已危在旦夕的执政危机。

　　向左转

　　1980年，中共曾经为防止个人专断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将民主集中的集体领导体制确立为政治规矩，并强调“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相对于毛泽东时代最终演变为个人专断的“左”，集体领导则相对偏“右”。这种制度安排纠正了毛的专制主义，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到了中共十八大前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信仰退化，政治涣散开始在中共党内蔓延。作为一个具有江山意识的领导人，习近平自然不会允许中共继续沉沦，他希望通过“左”的方式整顿党风，对中共党的建设进行方向性的调整。

　　2013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开始在中共全党范围内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针对当时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思想上整顿党风。2015年10月18日，中共发布《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其中规定中共党员不得“妄议中央”，中共官媒人民网称这是“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纪律底线”。

　　2016年10月的中共六中全会上，习近平为全党立下政治规矩：“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无论是“集中统一”，还是“政治规矩”，习近平都是力求重塑中央权威。

　　2016年12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更是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将类似这样的举措联系在一起，不难发现，当前中共政治正在“向左转”。

　　左翼政党的政治基因

　　习近平采用了一些在外界看来比较“左”的方式进行整党，从历史的维度看，是为了继承毛时代的中共传统，从政治的维度看，则是因为中共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在当前国际政治光谱中，依然属于左翼政党。

　　相对于右翼政党，左翼政党文化十分明确地表现了一种构建平等主义的理想，因此，左翼政党的合法性一般来源于道义上的正当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共在成立之初就与当时全世界左翼政党的司令部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1920年4月，新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遣吴延康等人作为代表前往观察中国的状况，计划在中国组建共产党。1921年6月第三国际派遣马林，尼克尔斯基等人前往上海协调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进而组建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的二大上，中共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并成为第三国际的支部，受其影响甚大。

　　事实上，从1949年建政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共的政策追求是建立一个平等的，各社会主体无差别的乌托邦，以至于演变为一种以绝对的平均主义为政策目标。在中共看来，不平等的根源来源来自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为私有制的存在，所以人们之间存在差别，私人之间存在着雇佣关系。而这种雇佣关系因私有制的经营需要又产生了剩余价值，形成了雇主对雇员的剥削，最终破坏了社会平等。

　　中共理论祖师爷—马克思（Karl Marx）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即是左翼对私有制下的社会分配制度的态度。而中共建政到改革开放前的各种政策，试剂上也是在为消除不平等而不断地限制私有制。无论是建政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甚至是“人民公社”，其根本考虑都是社会平等。但事实证明，中共早期朴素的平等理想最终演变为一种绝对化的平均主义，并走向阶级斗争之路，酿成一系列“极左”灾难。

　　邓小平执政时尽管挑战了毛时代的“极左”错误，否认了绝对平等，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了改革开放，但究其本源，中共依然是左翼政党。无论是从指导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还是从具体政策来看，中共的左翼特征仍十分鲜明。

　　为“左”画红线

　　历史上深受“极左”摧残的中共，对于“左”一旦走向激进可能造成的危害一直有清晰认知。早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曾带中共走出“极左”阴影的邓小平就曾告诫中共：“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王岐山在2016年10月31日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八次会议上正式为中共左转背书确认的同时，也再次强调了‘左’的危险：防“左”关键是防过。”

　　事实上，从习近平2013年主持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外发布系统“改革路线图”时就可以看出，他对“极左”的危害有清醒认识。习近平为此开出了法治药方，在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总目标，在四中全会又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意在规范政治行为。至于六中全会后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更是明确规定，“任何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压制党内民主，破坏党内民主”，“畅通党员参与讨论党内事务的途径，扩宽党员表达意见渠道，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这说明了习近平将党内民主提升到了政治规矩的高度。

　　同时，“向左转”限于党内政治层面，在经济领域方面不仅不“左”，甚至看起来有些“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说：“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无疑是在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2016年10月，中共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决定大赦民企历史原罪，同时特别强调保护私有产权。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共在“向左转”的同时，也设定有明确的政治红线：对党内是不能够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党外则是划定范围，避免“左”的思维蔓延，在国家层面，则是用法治作为治病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