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7年11月12日

文/笔锋

　　中国政治往何处去？这是中共十九大之后，全球政治观察家不断解读的题目，也夹杂着很多人事的预测，猜想谁会做什么职位。但证诸西方媒体的分析，都陷入思想结构的谬误，用冷战时期的思维，以及“以我为主”的西方视野看中国，而无视客观上中国已经出现的“宁静革命”，旧貌换新颜，改变了中国，也颠覆了西方政治的论述。

　　中国政治的颠覆性在于它对政治人才考核与养成，八千多万党员从地方磨练开始，历经风浪，可以发掘人才，而不像西方只是靠选举，陷入公关的游戏，社会陷于撕裂与内耗，最后选出像特朗普这样的领袖。同时，中国强调战略性的长期规划，不但在高铁、高速公路、桥梁与隧道等都有强大的落实能力，也在减少污染，发展清洁能源上发展迅速，避免了西方社会换届就“人走茶凉”的缺陷。

　　尽管中国强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它的政治其实是“去意识形态化”，不受教条束缚。中国近年的政治标语强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

　　同时，中国发挥市场经济机制的特色，将民企与国企相辅相成，既重视强大的竞争力，但又发挥经济上的巨大作用。西方赞美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移动支付、无远弗届的网购、共享单车等，除了高铁是国企之外，其他都是民企的力量。而中国的民企，近年都为中国贡献了超过一半的GDP。但国企近年的表现也突飞猛进，打破过去国企只是垄断和缺乏竞争力的形象。从高铁的中车集团，到兴建港珠澳大桥的中交建，都成为中国在国际建设上的名片。因为国企要上市，融入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进入股市等透明监督体系，对内部施压。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就是让党国结构在市场经济上接受考验，不断保持高竞争力，但又有资本的支撑，发挥决策明快，并且重视长期规划，让历史的沿革与不同地区的发展无缝链接，不会如西方社会那样出现政策的断层、内耗严重等问题。西方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近年强调“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习近平雷厉风行反贪，消除体制内的负面力量，却又发挥一个集权政府严于策划和执行的特色，更善用资本主义，让一带一路成为全球化的最新理念与实践。

　　中国创新精神，推动中国的经济不断高速增长。从北上广深到越来越多的二三线城市，像武汉、杭州、宁波、天津等，都在人均所得上飙升，并且跃登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城市排行榜的前列。它背后是一种以创新为推动力的发展。

　　广东的佛山就是典型的例子。它过去是以高污染的陶瓷为支柱工业，但这几年“腾笼换鸟”，淘汰了高污染的行业，转而发展工业4.0的最新人工智能，收购了德国的机器人龙头企业“库卡”（Kuka），推动“匠心精神”，现在佛山的人均GDP都胜过北京、上海。

　　政府在这过程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主要是提供基建和社会上的“公共品”(Public Goods)，让民间的创意焕发。

　　西方政治强调权力制衡，三权分立，强调“绝对的权力终会绝对地腐败”，深信中国政治在独裁与专制的框架下，无法“可持续发展”，甚至出现崩溃。但这误读了中国的现实。中共内部有不少制衡的机制，让贪腐行为无法长期存在。中国政治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将内部错误自我纠正，避免陷入积重难返的局面。像过去十几年间的军队腐败问题、买官卖官问题严重，上行下效，早已是老大难问题，但最后在习近平的反贪狂飙中，抓了几只大老虎，严查积弊，终于将军中腐败剎车。

　　而中国政治也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在纠错之后，也有快速修复之功。像薄熙来与令计划等人所导致的政局震荡，中国也很快兵来将挡，没有让这政治危机恶化，避免了地方割据或派系恶斗，保持全国的稳定，对大局无所损害。

　　强大的中央核心，也展现长期计划与实践的效应，不会像美国奥巴马医改，被特朗普修改，甚至是整个计划都取消，西方国家选举，“人去政息”成为一种权力的宿命。从民主与政权的正当性(legitimacy)来说，中国的治理模式越来越受到全球重视，习近平的国内威望也上升到历史的高峰，民望支持率肯定比起美英日等国领袖高出几十个百分点。中国的政治创新，重视市场与竞争力，但又发挥全球一盘棋的宏观调控，让民企与国企成为两个成长的引擎，以社会主义的标签，善用资本主义的燃料，开往全球化的世界，也开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工业4.0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