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多维》2018年3月5日

文/戴仑、席溪、时擦

　　本刊曾于028期发表《中共统战流变 习近平时代的民族复兴统一战线》一文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从未如此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共的独有法宝“统一战线”，也应该有所“升级”，服务于这一目标。

　　而中共于2月25日发布的修改宪法建议，就将爱国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加入“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与本刊此前的主张非常相似。

　　习近平时代的“民族复兴统一战线”与毛时代、邓时代相比，有怎样的发展与超越？中共改革如何构建“民族复兴统一战线”？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党导立宪制的提出者柯华庆。柯华庆认为，统一战线是一种民主模式，“民族复兴统一战线”内涵更广、包容性更强，目标也更宏伟。在构建民族复兴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向世界证明中国价值更具普世性的自信。

　　多维：应该说中共每一次修宪都有具体背景，这一次修宪为什么要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增加“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表述？为何选在这个时间点？

　　柯华庆：实际上这种说法不是现在才出现，2015年5月18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就已经在统一战线的表述上加入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源头可以追溯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刚开完，习近平在当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的说法出现后，还需要经过一番必要的程序。中国大陆上一次修宪是2004年，这次将中共认为已经可以定论、定调的提法写入宪法中，这是非常正常的。

　　在我看来，毛泽东时代是革命统一战线，邓小平时代是爱国统一战线，到了习近平时代，我曾经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这个提法是受《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启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显然比原来的“爱国统一战线”气场更大、包容性更强，要实现的任务也更加宏大。我曾经就这个提法写过一篇内参，时任统战部长孙春兰也做过批示。倒是这次修宪，统一战线的总名称依然沿用“爱国统一战线”，反倒是让我有点愿望落空的感觉。

　　多维：习近平的民族复兴统一战线与毛、邓时代相比，有怎样的承袭与延展？

　　柯华庆：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种民主模式，即“党导民主”，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党争民主”。毛泽东不是有个著名的说法吗，“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这句话实际表达了民主政治的精髓：多数取胜原则。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统一战线就是区分出哪些是敌人、哪些是朋友，实际上就是“拉一派，打一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应把革命思维转换为建设思维，但毛泽东一直保持着革命思维，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总放不下“朋友—敌人”的概念。

　　毛泽东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称为中共的“三大法宝”，我把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放在一起，叫“党导民主”，武装斗争则是为了革命成功、取得政权，所以前者是民主的手段，后者是民主的目标。

　　在邓小平时代，党的领导与统一战线依然共同形成民主手段，而民主目标，从武装斗争换成了经济建设。

　　到习近平时代，民主目标已经从经济建设变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统一战线就是一种民主模式，只不过不同阶段所服务的民主目标是不一样的。

　　多维：在毛时代和邓时代，统一战线都有具体的“目标取向”，比如毛时代是抗战和建立、建设社会主义，邓时代是发展经济。而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语境下，习近平的民族复兴统一战线，显然需要对之前的统一战线有所超越，画出一个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更加广泛的同心圆。

　　柯华庆：民族复兴肯定比经济建设的内涵更广泛，经济建设的目标很单一，就是要富强。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要让中国成为毫无争议的世界老大，因为曾经中国人就认为自己是老大，现在不是要复兴古代的文化，是要复兴老大的地位，中国的“中”本来就是世界中心的意思。所以民族复兴统一战线的目标也更宏伟。

　　在具体的统战目标人群上，举例来说，对于海外华人华侨群体就应该有新的包容性。过去统战工作一般会举出两面旗帜──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求必须爱国才能纳入统一战线，而爱中国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爱社会主义。

　　但事实上，很多海外华人不一定赞同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甚至不一定“爱国”（不认同中共政权），但他是华人身份，黄皮肤、黑头发，都是炎黄子孙，他爱自己的民族，心里盼着自己所属的中华民族能越来越好。

　　随着中国的强大，华人在全世界的分布已经非常广泛，现在应该树立起第三面旗帜，就是“中华民族主义”。总强调爱国，光是很多台湾民众就不喜欢，他认为你说的是爱大陆。其实，民族复兴统一战线特别强调包容性、广泛性，这样所能聚集的力量跟以往是很不一样的。

　　多维：多维曾提出，统一战线是习近平时代中共的“五大法宝”之一（其余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如何发挥这一“法宝”的作用？

　　柯华庆：中国的体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延续了秦始皇以来的“大一统”，一山不容两虎，区别在于旧中国是家国的君主制，新时代是党导国的民主制。统一战线最核心处，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按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来画同心圆。在革命时期，共产党代表的工农阶级也不一定是决定性力量，想要壮大力量，该怎么做？那就是扩展朋友圈，团结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等不同群体。

　　今天也是一样，最重要的是圈子怎么画，面对圈中不同的层级，如何把尽可能多的人划进朋友圈。

         所以建立朋友圈的时候，把哪些群体化为朋友是首要的，另外建立朋友关系以后要保持一定的联系，我觉得在这两点上目前中共做得是不够的。特别是现代社会中，思维是多元存在的，怎样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使你的朋友圈更大，需要智慧。

　　在这方面，习近平还是很明白的，他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就是思维是否能跟得上，能不能理解并贯彻中央的精神，以及在不违法、不破坏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包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发展。

　　多维：具体落实到统战对象人群上，对于新的社会群体，比如留学人员、港澳台青年一代及专业人士，包括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中共在统战过程中应该讲求怎样的方式方法？习近平曾说过，在与党外人士交友时，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佛跳墙”这样的功夫菜。

　　柯华庆：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很大，最突出的表现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

　　刚才你提到的那些党外群体，其实都可以放进八个民主党派里来，但现实中为什么做不到？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对民主党派的打击是很沉重的。尽管改革开放后，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政策发生了很大转变，但民主党派已经不是解放之初的民主党派了。

　　中共说过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现在哪来肝胆相照？民主党派不敢讲真话，仅仅提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建议，他们的政治性几乎没有了，没有政治性，还能称为党派吗？习近平特别提到的新兴社会阶层，本来都可以针对民主党派进行统战，但很多人都不愿意进来，以至需要统战的对象越来越多。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融合性和紧密性的问题，朋友圈也分远近，需要保持张力在里面。

　　说实话，现在民主党派能得以维持，与中共的政策有关系，比如人大代表需要有多少比例的党外人士，特别是政协，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规定，必须有60%的党外代表性人士。但这种方式凝聚不了人心，加入民主党派是为了更有机会当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不是长久之计，功利性太强，成本也很高。

　　我认为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从心里把这些人当朋友，就像人和人相处。组织也是一样，你有没有团结人的能力，在态度上让别人感觉是敬而远之？还是愿意跟你亲近？

　　多维：港台问题一直是统一战线重要一环。面对香港与台湾社会在不同制度下的差异，近些年来中共的港台政策总体给人的感觉是强硬有余，灵活不足，容易把一些本应是爱国的力量群体推到对立面上去。对此你有何建议？

　　柯华庆：统一战线根本上是人心问题，肯定不能通过强硬的方式。实话实说，中共是一种集权体制，权力特别大。作为一个集权性格的“人”，与别人交朋友，开始可能是平等的，万一出现他对你爱理不理的情况，就需要你自己去调节心态，需要耐心。

　　所以做统战工作的人，能力和性格都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本来就强势，是做事的人，你让他去和别人打交道套近乎，他肯定做不了。这与一般工作是不一样的，要下特定的功夫。中共有必要提高统战部门的地位让更多优秀人才做统战工作。

　　多维：统一战线还涉及国际交往层面。中国像美国那样推行强权的可能性不大，但近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锐实力”的批评不断，其中虽然包含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但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的价值主张尚未完全得到国际社会的信服。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出发，你认为中国在国际交往上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柯华庆：中国的对外政策经历了几十年的韬光养晦，现在强大了，自然就会想要与以前的强者平起平坐。这时候我觉得中国没必要继续延续韬光养晦时期的习惯。我个人觉得，中国这几年对外的意识形态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发财”，我是光明正大“发财”，说明我能力强，我的制度是可以的。

　　所以在统一战线问题的对外交往层面，我与很多人的观点不一样，我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再屈就自己，该平起平坐就平起平坐，不用太在意别人舒不舒服。

　　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一些西方国家必然会鼓动中国周边国家，对它们灌输中国威胁论。当然，这些小国本来就对中国有焦虑情绪。别人怕你，是因为客观上中国毕竟是这么个庞然大物，又是个集权国家，谁不怕？美国不是集权国家，都到处做世界警察。套在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身上，很多国家难免会有类似的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要保证平等待人的和平外交，在对外关系上避免摆出一副强势姿态。对于弱小的国家，一定要保持克制、平等、关心、关爱的态度，就像我们曾经的“天下”思维一样。

　　当然，面对强权的时候中国也不要怕，不要西方一说「中国威胁」我们就缩头，没必要。对于这一点，我要说，想打造中华民族复兴统一战线，中国尤其应该高举普世价值大旗。中国理论界目前很糟糕的一点是，宪政、人权、民主等都不敢讲，好词不敢说。我的基本观点是，世界上有普世价值，但没有普适制度。

　　存在普世价值，是因为我们作为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中国人口数量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从实践角度讲，我们有这么多人都赞同这个价值，所以更应该宣扬普世价值，而且应该让美国人民认识到“我的普世价值要比你那个普世价值更普世”。

　　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的社会主义，就是因为比资本主义更普世，所以才有那么多人要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是少数人享有自由、平等，社会主义国家是绝大多数人自由、平等，我比你更普世，凭什么反而被你给制约了？中国在意识形态理论上的工作还是太薄弱，一谈到价值就说中国特色。你总强调特色，那别人没办法与你交流，还怎么搞国际交往，又怎么能引领世界潮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官方不敢提普世价值，是因为普世价值这个词在中国经历了两次转换：第一次转换，是把普世价值等同于美国的价值。这一点其实没问题，我们都想住大房子，都想要一个自由的生活环境。第二次转换，又把美国的价值等同于美国的制度，这才是要命的地方。由此形成的逻辑是：什么是普世价值？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把价值和制度绑定在一起，就失去了言说的空间，所以我们要区分价值和制度。就好比我们都想去一个美好的地方，制度则是你前往的工具。从北京到广州，与从东莞到广州，使用的工具怎么能相同？意识形态需要分析，需要讲道理，不能只是强硬的宣传。

　　另外，提倡普世价值并不是说所有的价值都是普世价值，只有某些价值才是普世价值，这就是统一战线中的一致性与多样性。中国理论界对这些问题一直都没有讲清楚，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不解决，很难构建起中华民族复兴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