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8年4月22日

文/笔锋

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处于世界前沿，可以充分利用，处理社会公正与资源分配问题，解决异地社保、户籍问题等死结，处理弱势群体问题出现后发优势，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名副其实，而不是在国家资本主义框架中，沉迷于资本狂欢，忽略底层百姓福祉，也违背共产党「不忘初心」承诺。

三月底上海长宁区环卫工人集体罢工的消息，引起不少关注。起因于一家环卫公司发出通知，调整该公司工人早晚上下班时间，正好错开了上海市规定可以请领早晚班津贴的时段，每个月减少了五百六十元人民币（折约八十九元美金）的收入。 此举对于本来就处于经济弱势的环卫工人来说，造成了生活上不小的冲击，因此工人们连日聚集在上海市容管理局前维权。最后在政府介入下，罢工停止，工人接受环卫公司的条件，但每月工资依然减少二百六十元。 类似情况不久前也在陕西咸阳发生，有二百多名环卫工人被拖欠三个月的工资。

工人权益受到剥削的情况层出不穷，广州白云机场最近也出现工人维权请愿，负责扩建工程的公司未按合约支付工资，最后由机场管理公司介入支付工资摆平事件。 其实近年中国各地工运此起彼落，也受到国际劳工组织的关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越来越熟悉以商业逻辑来处理政治与社会问题，将原来政府承诺担起的职能外包给民间公司，一旦产生纠纷，政府又无法有效扮演仲裁者的角色，此次上海环卫工人事件就是一例。政府在公共事务上的推搪与退缩，甚至是行政失灵，也会累积出更多的民怨，对社会稳定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去年北京大兴区强拆，宣称驱赶「低端人口」，就被讥讽为中国内部的阶级歧视，北京市政府在处理的手段上更为人诟病。这导致后来习近平亮出整顿利剑，将难辞其咎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调职，才稍为消弭民怨。

从北京的违建户到上海环卫工人，大部分都是从农村走进大城市谋生，在快捷的网购与叫餐服务背后，骑着电瓶车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送货小哥亦是如此。在户籍制度下，他们无法取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机会与待遇，尤其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都缺少了由当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检讨这套僵化的户籍制度，部分城市将放宽「暂住证」转为「居住证」的限制，二零一六年北京则是宣布将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不过由于历史因素所积累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已在社会内部划出一条隐形的分界线，反而使得阶级流动停滞。中国大陆大城市里的「学区房」现象，就排挤了理应雨露均沾、机会平等的教育资源。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方面的研究都处于世界前沿，都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新的高新科技突破，来处理社会公正与资源分配的问题，解决异地社保、户籍问题的死结。如果中国在处理弱势群体方面可以出现后发优势，弯道超车，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名副其实，而不是在国家资本主义框架中，沉迷于资本狂欢，忽略了底层百姓福祉，也违背共产党「不忘初心」承诺。

过去中国视自己为第三世界的一分子，以现在的发展成就来说，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头羊，如同习近平所说的「不忘初心」，更应该坚守原有的社会主义理念与理想。 一般认为台湾与新加坡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地区，但它们不约而同在社会体系之中都存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例如台湾于一九九五年开办的全民健康保险，以及新加坡覆盖率达百分之八十的公共组屋制度，对于人民的医疗或住房有均等的保障。 中国大陆在强调以市场竞争提升经济成长的同时，或许也可以放下身段，看看台湾与新加坡的正面经验。

不久前结束的中国两会，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要「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事实上，大陆内部的维权运动基本上是群众对生活权益与保障的诉求，并非西方媒体塑造出来的反政府运动，说明中国人民要求的不过就是安居乐业，眼前小事可以获得重视与解决。 诚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所言：「我们也要求竞争的起点越来越公平、公正，我们还要求生命的终点越来越有同等的尊严。」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强起来」之后，更应该共同「好起来」，把先进性展现出来。

二零一七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有段经典的论述，他认为中华民族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飞跃到「强起来」三个阶段。 这套对于中共历史任务的理论，其实与过去一般认为近代中国要解决「挨打」与「挨饿」，进展到现在要解决「挨骂」这三座大山的说法是一致的。

中国全面的提升国力，不仅是总体财富的突飞猛进，还要突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瓶颈。近代中国历史的苦难确实形塑了当代中华民族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认知，基本未脱清末以来「救亡图存」的框架。西方汉学家史华慈曾用「寻求富强」来解读严复，但「富强」不只是富人之强，而是在于全面之强，以及如何照顾弱势群体，如何落实社会公正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