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 2023-02-07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我十一岁。刚刚读书的年龄,《论语》读不懂,就读诸如“北京二七机械车辆厂工人理论组”、“上海第五钢铁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的译文或选批本,对照着背诵《论语》。应该说,到今天还能够记得《论语》中的话,多半是那时候的记忆。我并不了解当年的政治大势,但我知道了孔子、韩非子和少正卯之类的历史人物。
同时,我也知道了两个人,一个是赵纪彬,他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很有名。蓝封面,竖版,读着不顺眼,文言文的写作也不大懂,翻了翻而已。还有一个就是中山大学的杨荣国。我没有读过他的雄文,只是老师在课堂上选读了片段,但他的名字记忆深刻。一直到后来上学后,才知道,杨是个大学者,还是“三八式”老干部,不仅多了份关注。
2021年1月,我采访原海南省副省长辛业江老人。批林批孔时,辛老在广东工作过,我不免就问到了杨荣国。他给我看了那一个时期的笔记本。我看到了一篇关于杨荣国的记载:“杨荣国同志等外出学习参观情况 中山大学黄佳耿同志汇报批判孔子问题的情况”,时间是1973年9月22日。
在那场“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大批学者被卷入其中,尤以“南杨(荣国)北赵(纪彬)”为突出代表。一贯对孔子持批评立场的杨荣国,因为两篇文章迎合了当年的政治形势,不经意就红遍全国。杨荣国也在全国飞来飞去,到处去演讲。辛老的这篇笔记,基本上勾勒出杨在这场运动中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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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这篇笔记为线索,参考杨当年的助手李锦全教授所著《现代思想史家杨荣国》内容及有关材料,可勾勒出当年历史的部分原貌。
“参观学习”变成了巡回演讲
1973年8月7日,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杨荣国,带着两个助手李锦全和黄佳耿外出“参观学习”。
在那个年代,各地运动如火如荼,各地经验也不同,各地互派代表相互“参观学习”也是一种惯例。能够被委派出去“参观学习”的人,倒是一种政治上的认可,杨荣国就是这样的人。
在这场大运动中,杨本人也受到过冲击,但并未伤筋动骨,尤其是在政治上依然是组织信任的人。但是,他的妻子陈慧敏则未能幸免。经过一串串的批斗,陈精神上无法承受,成了精神病患者。迁延到1973年的某一天,陈离家出走后再未回来,后被发现在佛山县的一条小河里溺亡。杨陷入到巨大的悲痛之中,一时情绪低落。
中山大学驻校军宣队负责人对杨有恻隐之心,让他出去“参观学习”。据李锦全回忆,此行并没有安排任何任务,只是以“参观学习”的名义出去走走而已。杨荣国的行程是,先到上海、南京,再转赴北京。
8月7日,赴上海时,尽管事先已与上海方面联系,但上海方面并未安排人接机和安排住宿。他们一行的飞机晚点,到达上海已是夜里12点多了。他们三人只好坐着民航的免费班车到了市区民航办事处,再与上海方面联系。值夜班的人答复说:上海市革委有一个接待小组住在和平饭店,但现在夜深无法派车,如你们有办法可以先到那里住一晚,明天再作安排。
公共交通夜间停运,他们有什么办法?只好在办事处滞留。办事处的一位好心女职员前来询问,得知是杨荣国等人,大为惊讶:“今天《人民日报》发了篇批评孔子的文章,广播电视到处转播,作者署名是杨荣国……”。
在女职员眼里,杨荣国的文章能够被这样重视,是有来头的人。她很快联系了一辆小车,将三人送到和平饭店。
与女职员的重视形成反差的是,上海市委的人倒对杨有些怠慢了。杨的文章即使通国皆知,但他们也得保持大上海在这场运动中的范儿。
对于杨荣国来说,文章在今天发表,也并不知情。但无论如何,这篇文章改变了杨这次旅行的目的:他开始了一个半月的巡回演讲,并为来年年初开始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作了预热。
“南杨北赵”的起因
《人民日报》发表的杨荣国署名文章是,《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这篇文章如何写成的?有什么背景?是此后杨荣国所必须面对的询问。黄佳耿在汇报时也谈到了这一点:
这次外出,很多人见面后问我们的文章是怎样发表的,意思是打听发表文章有什么背景,有什么来头,有什么负责同志找谈过。
我们告诉他们,没有什么背景,在写文章过程中,经常同省委宣传部联系,《人民日报》的汪子嵩来过,帮助写稿。
汪子嵩时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专业背景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他专门前往广东“帮助写稿”,怎么能说“没有什么背景”呢?只是包括杨在内的写作者并不知情而已。
其实,早在1968年,毛泽东就流露出要批判孔子的情绪。在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谈到应该怎样对待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翦伯赞、冯友兰、杨荣国、任继愈、赵纪彬、杨柳桥、周谷城、刘大杰这些学术权威的问题时说:帝王将相这一类,我们不大熟悉,特别是年青人不熟,你如果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们;有少数人去搞,不是讲以后再出帝王将相,而是说帝王将相这个历史要有人注意。他还说:广东的杨荣国,党校的赵纪彬,不认识。他们都是批孔的,听说他们也被关起来了。这次讲话,就是后来批林批孔期间风传“南杨北赵”的起因。
毛的讲话传达后,12月12日,在中央党校的赵纪彬被解除了隔离审查;而在李锦全看来,杨荣国后来“成为批孔的大红人,大概此时已有先兆了”。
到了1970年8月,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到要学点中国哲学史。杨荣国很快就受到来自北京方面的重视。
1971年5月,人民出版社刘元彦、王东发两位编辑专程来到中大,要杨修订此前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杨当然视为殊荣,让助手李锦全和吴熙钊负责修改工作。修改稿完成后,先由出版社印成稿本。1972年10月,在北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再修正后1973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改名为《简明中国哲学史》。
在修订这本书期间,大概在1973年四五月间,《人民日报》汪子嵩专门来约稿,请杨荣国写《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
汪子嵩专程来点题约稿,是基于此时对中央精神的理解。
1973年5月,在中央党校的赵纪彬接到指令,要他把此前写的关于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文章合成一本书,并催促赵说:“快赶,当下急用。”
早在1969年夏,党校负责人曾找赵说:“毛主席在1953年批判梁漱溟时,谈到过孔子诛少正卯。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有争论。中央叫你写个材料,说明自古有几种说法,各见于何人何书。同时也谈谈你自己的看法。”赵写出《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史实明辨”部分,报送中央;1972年又完成此书的“五恶疏证”部分。赵按照指示把合编书稿报送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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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何以急用赵的稿子?与毛有关。
1973年春天,毛送jiangqing一本郭沫若所著《十批判书》,言明是“为了批评用的”,并口吟一首五言绝句给江:“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由这首诗引发的讨论中,批孔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了。赵的书被紧急征用,正是因为这次会议的精神而来,甚至有可能是作为与会者阅读用的。
6月26日,汪东兴通知赵纪彬去参加“关于林彪反革命《笔记》问题的座谈会”,受到江青的接见,并加入对林彪笔记的解释工作。
“北赵”被重用,“南杨”自然进入中央党报的视野。汪子嵩南下给杨点题约稿的幕后背景,也就一清二楚了。
文章是如何发表的?
汪子嵩直接参与了这篇文章的修改。文章谈及孔子杀少正卯事,原只有几句话,汪建议多写。汪告诉杨及其助手,关于孔子杀少正卯事,毛前后讲过三次。周恩来也曾问过郭沫若此事,郭检讨说,他的书中没有写此事是个错误。当然,关于上文提到的赵纪彬应中央之命写书的事,汪自然也会谈到。在汪的启发下,关于此事在文章中增加了分量,并按照汪的要求,力求通俗易懂。
杨荣国的稿子为何安排在8月7日发表,也与毛的态度有关。
8月5日,毛把江找去,江记录下毛那首著名的《(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作。毛在谈话中,历数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并明确地以儒、法两家划分。至此,在毛那里,评法批儒已呼之欲出。
这次谈话中,毛明确说到杨荣国的文章:杨荣国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
毛是在《人民日报》“情况汇报”(2253号)上看到杨的文章的,8月3日,毛写下批语:杨文颇好。同时转给周恩来总理,周看后转给姚文元。姚及时批准在《人民日报》发表。
至此,在中央层面,批林批孔运动进入酝酿之中。
为“批林批孔”造势
此时,正在上海的杨荣国一行,正按照原计划入住复旦大学招待所。中午在餐厅吃饭时,赶来的朱永嘉就给杨一个热情拥抱。朱原本为复旦人,时任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急于想了解文章的背景,就把李锦全拉到一边询问。李当然不了解上述背景,也只能如实说出汪子嵩约稿的事实。
朱永嘉介入了,杨一行在上海的待遇立刻提升:安排他们住进和平饭店,并要求复旦方面提供一辆车归“杨老”专用。
随后,朱永嘉就接到了姚文元的电话:“杨荣国已经写文章了,你们怎么没丝毫动静呢?”朱永嘉“坐不住了”,立即布置写文章紧跟。
8月12日,复旦安排杨荣国作了一场关于批孔的报告。朱永嘉亲临会场讲话,并表达对杨的谢意。第二天,杨荣国的另一篇文章《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又在《人民日报》刊出。
朱永嘉提升了杨荣国的住宿待遇,却也没打算热情到替他们付房费。离开上海时,杨一行才发现这一点,只好自己付了“高额房费”。
接着,杨荣国一行到达南京,被安排住在西康路的一处招待所。有了上海的经验,他们先向接待人员咨询房费。还好,这里免掉他们的住宿费。
南京大学安排了杨荣国的第二场批孔演讲。南大校党委副书记主持,江苏省也有人参加,但并未讲话。
杨荣国到南京,是老友邓克生去接的。邓克生哲嗣邓伍文兄有回忆:
是在8月间,杨伯伯从上海来电报,要来南京,父亲就去火车站接他到家里。母亲张罗了家宴。饭后乘人力三轮车,父亲送杨伯伯去西康路招待所。这一次,我不在家。听说杨伯伯和他的助手在南京停留不长,顺便同南大、南师的师生有过小范围座谈。来年春上,南京街头的大字报中,说杨荣国来南京遭冷遇,没有其他省市那样隆重,接待规格全国最低,甚至点名质问省委头头,一副抓着把柄狠揪的样子。知情人忍不住发笑:真别冤枉省委头头了。杨伯伯难得来南京,就是会会老友,一心要见见我父亲,没打算惊动江苏省委领导。他离宁以后,恰逢党的“十大”结束,到处应邀宣讲“批林批孔”,可谓走哪讲哪。虽非“公派”,但场面越来越隆重,在文革史上留下很深的印迹。
大概在上海时,杨写信与北京的汪子嵩联系,提出去北京的安排。但在南京,杨荣国接到汪子嵩的来信,说北京情况复杂,暂时不要赴京。杨荣国遂与李锦全等商议行程,李锦全建议由南京去河南,从开封经郑州、洛阳,顺道参观。北京能去就去,不能去就回程广州。
杨一行到达开封,在开封师院作了第三场演讲。这次演讲,规格明显提高,不仅“院党委副书记,还有市委副书记都讲了话”。
在开封,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使杨一行的规格更加提高了。据李锦全回忆:电话是北京大学李德良打来的,说,由迟群、谢静宜建议,北大、清华两校党委决定,请杨荣国到北京作批孔报告,并告知明天和8341部队副政委郭宗林到河南,邀请杨荣国一同赴京。
杨立即将电话内容通知陪同的开封市教育局副局长。副局长不敢怠慢,立即通知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此前,杨荣国的文章见报后,“纪登奎同志曾找辽宁河南在北京的同志,问他们的省报转载了没有?没有转载的话要赶快转载,不转载的话就要犯大错误”。现在,人就在河南地界,北大和清华又如此重视,刘建勋焉能不近水楼台先得月?
于是乎,在刘建勋的安排下,杨荣国在郑州的演讲首先由“学术报告”变成了“政治报告”——“杨老的报告怎么能是学术报告,是政治报告。”为了造声势,郑州市内拉线连接喇叭筒,现场直播演讲。
这次政治报告,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张耀东主持,刘建勋和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维群以及军区佟副政委都出席。
杨荣国的报告结束后,刘建勋和王维群等都讲了话。刘建勋说:“在我们的同志中,虽然没有读多少孔孟的书,但孔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每进行一次改革,新旧斗争都很激烈,有些同志总是对新鲜东西看不惯,推行一件新事情,总要经经过几次斗争,几次反复,几次改进。批孔要同我们思想上新旧斗争结合起来。主席提出要反潮流,有的同志就右倾,想阻挡潮流,到后来必然遭到当头一棒。”刘还讲了接班人,重男轻女等问题。他说:“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有些干部群众对新上来看不惯,有等级思想,这就是孔孔子的影响。”
与会的军区佟副政委在讲话中,“提到批孔要同批王新(原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结合起来,把翻案风打下去”。王新原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运动中受到冲击,“据说开封军分区司令员去开封为王新翻案”。
在河南讲完后,杨一行在李德良、郭宗林的陪同下赴京,立即受到热情安排。北京方面安排了四次演讲:北京和清华大学各一次,国务院科教组会议一次,工人体育场一次。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由北大党委书记、8341部队副政委王连龙主持。杨演讲结束后,王连龙讲话,“他讲了批林批孔是大方向,要批深批透”,“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们内部有些同志,讲过尊孔的话,写过尊孔的书,还是内部问题,在批孔中受到教育,提高认识,觉悟过来,不要把这看作是革命反革命的问题,批孔要同革新与保守的斗争联系起来”。
在工人体育场这次,有七八万人参加,由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丁国钰主持。杨演讲后,丁讲话,“说要通过批林批孔,同孔孟的影响,同旧的思想作斗争。当前要正确认识干部上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问题,在思想上通过批孔解决”。
9月8日至11日, 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杨荣国在会上作《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在会上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
杨荣国在北京是四次演讲,已经将中央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信息,传达到社会上了。
9月14日,杨见到了汪子嵩。汪“谈了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就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有个站队问题”,汪并说,“杨在人民日报发的两篇文章,主席都看过,姚文元同志也看过,提了点意见,不多”。
说起来,毛决定开展批孔运动,是由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引起的。但在开展批孔时,中央曾有指示,不涉及到郭沫若。汪子嵩跟杨和助手谈到了这个情况:“在这次批评中,不要把矛头指向郭老。《光明日报》9月11日发表了北京的两篇文章,指导思想是批郭老的,虽然没有点人名、书名,但矛头所指是清楚的,也用了书上的原文。就是说姚文元同志看到后,当天就提出了批评,说这样做是错误的,并且规定,以后《人民日报》发表批孔的文章,事先都要给他看。”汪并说,他“已经给广东、上海打了招呼”。
在北京,中央有关方面还安排他们参观了毛家湾林彪住所。留给他们的印象是:“看了以后,确实体会到,林彪是烂透了。他那所房子很大,一万三千平方米,占了一所医院。在他的房子里,没有一个毛主席的像,没有一条马列的语录。墙上挂满了所谓字画,充满了封资修。孔孟的东西多得很。”
北京之行结束后,又加了一次辽宁之行。前边说到,纪登奎给河南和辽宁打招呼,要求转载杨的文章。主政辽宁的陈锡联不甘落后,立即请杨一行到沈阳宣讲。
杨在沈阳的报告,也如同在郑州一样,搞得轰轰烈烈。黄佳耿的描述是:“听报告的很多,沈阳市四十多万人,334个会场,还给52个县拉了线(有线广播)。主持人在讲话中说:“批孔不是学术之争,是政治斗争”“要把批孔同学科学领域的都批改结合起来,带动起来”。
在沈阳,杨一行还和辽宁大学师生座谈一次。辽大师生反映,“批孔中,文、史、哲等课程的教学体系,值得考虑。照原来那样讲不行了”。
结束沈阳之行后,他们又到了天津。此行多半是王曼恬邀请去的。王是毛的表侄女,时任天津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她主持演讲会并设宴招待。“一些负责同志陪同吃饭时说,开展批孔,对肃清旧思想,继续革命有好处”。
杨一行三人,大约在9月21日回到广州。
当红的学术明星
这次巡回演讲,杨荣国在全国有了很大影响。李锦全说:“由于他的名声和影响,这次在北京及回到广州后的几个月期间,他受到各路诸侯欢迎,从东北到山东、湖北、湖南以至广西、云南,各省领导都闻风而起,高规格邀请他来作批孔报告,成为全国闻名的大红人。”以至于赵纪彬曾当面开杨荣国的玩笑:“你知道吗?现在我们那儿厕所里都贴着你评法批儒的宣传材料。”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被转发到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1月22日,中央又发一个二号文件,框定了“批林批孔”三个单元的“学习文件和文章”,所列的9篇文章中,杨荣国的独占了三分之一,有《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三篇文章列入其中。
杨荣国也随之成为全国耀眼的“学术”明星。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杨就病了,到1978年8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