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夜光杯20211010
文/陶斯亮
本文作者
我大哥石来发是一个苦命孩子。他是湖南革命烈士夏明震的遗腹子，英勇就义的蔡协民的继子，一位石姓农民的养子。在党的早期革命家生涯中，这样的子女境况并不少见。
话转正题，我大哥家有几个姓？比较复杂，在他众多儿子、孙子、重孙辈中，有的姓石，有的姓蔡，如今又多了个“复姓”——石夏。原先从没获得泽被的大哥一家，如今却要肩负三位父亲的宗族传承，真够难为他们了！
长话短说
我母亲曾志与石来发的故事，说来也漫长，回溯有93年之久。母亲早在1999年出版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已有记述：“这个孩子被石连长夫妇抚养成人，取名石来发。石连长去世后，来发继承了石家香火，植根井冈山。至于石来发苦难的经历，他如何能在以后的腥风血雨中生存下来？井冈山人民对他有怎样的大恩大德？他为何不来广州与我共同生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遭遇，以及他为何至今还是一个农民？这些需要另一本书才能写清楚。”
现在，这本“书”由我的侄子和侄孙子完成了，他们讲了两千多场红色家史，听众达百万人次，那血泪家史感动了无数的听众。
今年9月28日本文作者与侄子、侄孙子、侄重孙女合影于北京家中
生于劫难
我母亲是参加湘南暴动后跟朱老总上的井冈山。这之前她已经与夏明震结为夫妻。夏明震时任郴州中心县委书记，才华横溢，英俊潇洒，不幸在暴动中壮烈牺牲，身上被捅了十几刀，弃尸于河滩，年方21岁。我母亲怀着大哥走上井冈山，在根据地立足未稳就临盆了。有一位热心善良的毛大嫂用杉树皮和竹子编的墙，为母亲建了个小小产房。
“1928年11月7日我临产了，因为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所以我记住了这个日子。由于是难产又是第一胎，我足足疼了三天才将孩子生下来。”母亲这样回忆道。
生下大哥后，产后凶险的并发症母亲一个也没落下。先是产后大出血，一次次昏死过去；然后生乳疮，乳房疼痛难忍，变成又红又肿的脓疖，根本无法喂奶；紧接着患上产妇最可怕的产褥热，几天高烧不退。而国民党对井冈山的围剿却没曾停歇片刻。
母子分离
母亲九死一生才保住性命，可如何抚养孩子却让她愁肠百结。她在自传里写道：“当时我年仅17岁，加上战争环境那么艰苦残酷，如何带得了孩子？说来也巧，正在犯愁的时候，有一天王佐部队一个石副连长的妻子来看望我，她看这孩子可爱，便高兴地说，那就送给我吧！于是她就高高兴兴把刚出生26天的孩子抱走了。”
母亲回忆说：“一旦母子真的分离，我又难过起来，孩子毕竟是母亲的骨肉至亲，我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淌。”母亲一生很少流泪，这是一次。
蔡氏血脉
夏明震遇难后，我母亲与蔡协民结为伴侣。工农红军撤出井冈山后，蔡协民与母亲曾志去福建开展地下工作，那恰是我母亲精力充沛的韶华时光。闽西打游击，建立福州、厦门中共机关，搭乘粪船去漳州向主席汇报工作，后又建立闽东革命根据地，只身收编海匪……可见母亲当年的精明干练。网上流传的一幅“丽人照片”，那是我母亲与蔡协民去厦门照相馆拍照留念，照相馆老板把为我母亲拍摄的单人照，陈列于橱窗，才得以保留。
蔡协民因被叛徒出卖而英勇就义，我母亲又一次深受打击。不过，因为蔡协民，我又有了一位二哥。
左图：2013年6月陶斯亮与石来发之孙蔡军在井冈山蔡协民烈士雕像前；右图：2010年7月陶斯亮与蔡军全家在湖南郴州夏明震烈士墓前
蔡协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在井冈山声望很高，所以根植井冈山的大哥自然而然地领取了蔡协民的烈士证，与二哥一起成了蔡氏血脉，而他并不知自己的生父其实另有其人。
寻而复返
1949年后，第一时间我母亲就托人分别从井冈山和福建找回了我的大哥和二哥。二哥留在了母亲身边，后来去东北上学工作，成为一名工程师，并娶妻生子。但大哥又重新回到井冈山。
今日见报的版面图
大哥第一次被接到广州，后来为什么又回井冈山了？对于这一段，1997年母亲在接受江西电视台采访时，有以下叙述（根据采访视频整理）：
“1950年，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组织一个团去井冈山慰问，我说你去跟我找孩子。他去了以后，他就帮我找到了。石来发一天书也没念过，我就叫他在工厂里做工，一边做工一边学习，那时工厂里都有夜校，我叫他学习，他不愿意。他说‘我从来不知道还有另外的父母，我是我的祖母带大的，养父母后来很快就死了，我要有良心，要祭祖坟，不能离开。’另外，他老婆也很能干，还有五亩山林，有十几亩土地，他也舍不得，他就不来。我说你不来也好，你来不来都是革命的儿子，当农民、当工人的儿子都一样。”
就这样，大哥又回到生他养他的井冈山。这次寻而复返，大哥尽显纯朴、善良、可爱的本色，母亲也顺其自然。
艰难选择
1964年社教运动中，大哥犯了一点小错，跑到广州避难，这次他请求母亲让他留下。“但是，曾志却拒绝了儿子。什么原因？难以定论！”我的年轻作家朋友李春雷在他近期发表的《真有后来人》一文中这样写道。母亲为什么拒绝大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有解的。
大凡经历过的人都知道，1964年是一个特别的岁月，那是一场大灾难的尾声，又是一场更大灾难的前夜。做为生产队记账员的大哥被查出有错，并正在审查中。极“左”的四清运动无限上纲上线，大哥私来广州恐铸成大错，母亲把大哥留下来在当年既有失公正，也违背原则。再说，大哥时年36岁又是文盲，在风声鹤唳的环境中，更是难以安排。
简言之，这是老一辈革命者在自律与亲情的纠缠中做出的艰难选择。
再次相聚
待后来母子又相见，中间相隔20年。直到1984年，母亲以74岁高龄从中组部退休，又燃起她对亲情的渴望，于是召唤她的孩子了。
我第一次见大哥是1985年，当年井冈山既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机场和火车，大哥带着两个侄子路途迢迢，千辛万苦来到北京，这一趟总得走个三四天吧！
母亲这边也是很兴奋，破例让吴秘书和司机小邢去火车站接他们。平时母亲是不准家人搭乘她的专车的。
终于见到了大哥！他个不高，清瘦，不同于我和二哥的泡泡眼儿，他眼睛深邃，面部立体，笑容真诚。“大哥年轻时一定很英俊！”我悄悄地想。两个侄子长得也好，很清秀。大哥和两个侄子衣着虽然简朴陈旧，但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庄稼汉模样。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哥竟然是挑着一副担子千山万水来看望母亲的，这份情真是太重了！一副担子两个箩筐，一个箩筐装的是井冈山的土特产，另一个箩筐装的是珍贵的石拐（石蛙），这些家伙吓我一跳！这是大哥能送给母亲最好的礼物了。现在石蛙已经被列为井冈山保护动物。
全家隆重地迎接了大哥，母亲更是高兴，一连几天陪他们去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甚至不顾年迈陪儿子登上了长城。
1985年，曾志与石来发及孙子蔡接班登长城
血浓于水
后来母亲又于1987年和1993年两次上井冈山去看望大哥一家。刘朝辉秘书回忆1987年陪母亲上井冈山的情景：“曾老从一进门就握住石大哥的手，吃饭时也不曾松开，那种慈母情溢于言表。”
后来，母亲把她的二孙子草龙和曾孙女石丽接来北京。母亲为石丽联系了北京旅游学校，毕业后我带她去了广州。我向一位搞房地产的老板声情并茂地讲述了石家、蔡家以及夏家的悲壮故事，后来这位老板接受了石丽。石丽在做房产销售时认识了她的真命天子，一位家境殷实的广州小伙子，如今孩子都上大学了。妹妹蔡燕也来了广州，也嫁了个好人家。草龙的两个女儿也都在广东发展。唯有全家长子蔡军，在驻港部队完成兵役后，回到井冈山，在中组部办的干部管理学院工作，是位素质很好，很有能力的年轻人。
话扯远了，再说回大哥。自从1985年重逢后，与大哥一家就建立了亲情关系，侄子们常来常往，我在母亲去世前后更是频繁上井冈山，每次都在大哥家里吃一顿丰盛的农家菜。大哥不善言辞，但他一声妹妹的称呼，一句对妈妈的问候，就足以表达对母亲真挚的爱了。
1998年7月，陶斯亮与石来发夫妇及蔡春华夫妇在井冈山
最后告别
大哥再来北京，则是陪母亲过她最后一个生日。
我在《曾志与夏明震》一文中，描述了这个生日场面：“母亲今天有点激动，讲了不少话，她对大哥和二哥说：‘我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吃了很多苦。春华残疾了，石来发至今还是个农民劳动者。但是当时我也是没办法，我也只是个小孩子，又要行军打仗，环境很苦，没有办法养孩子，要请你们原谅！’”
刚强又倔强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请求两个儿子的原谅，说明在她心中始终都惦念着这两个苦命的儿子。那天，二哥几次哽咽流泪，他对母亲的感情太复杂了。相较之下，大哥简单得多。他诚恳地对母亲说：“你白养我们了，你病了我们都不能来照顾你，劳累妹妹一个人了。”
1998年4月，曾志与石来发、蔡春华夫妇、陶斯亮在北京
我很敬重大哥，他过得清苦，他的房子破旧，他有很多的艰难，但他恭敬温厚，朴实真挚，从来没有埋怨过母亲，反而一再对我说：“我们不能照顾妈妈，全靠妹妹了，妹妹辛苦了！”他在母亲面前的从容得体，让我暗自惊讶，不愧是夏明震的骨血啊！
土地纠结
如今，大哥的故事早已冲出井冈走向全国。侄子们讲述大哥和母亲的故事中总少不了一个情节，就是母亲不为大哥一家办商品粮这件事，可能这是两个侄子一直最纠结于心的事吧。他们的讲述本是为了突出奶奶的革命性和原则性，但也有不少人感觉这有点不近人情。
其实这纠结的原因就在于两代人对土地的看法不一样。
解决孙子们的商品粮问题，对奶奶而言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也曾经问过母亲：“你一向热心助人，帮助过的人不计其数，为什么单单不帮一下自己的孙子呢？”妈妈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干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得到一块田地吗？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这个道理如今越来越清楚了，我曾再三对家里从农村来的阿姨说：“上面再怎么忽悠你，你都绝不能卖你的地！将来最值钱的就是土地！”
很多亲朋好友都去过我大哥家，无不艳羡赞扬我大哥家的田园风光。虽然房子破旧些，但风水特好。四周是广阔的稻田，屋前有一口池塘养着鱼和鸭。屋后是一座翠岗，长着茂密的竹子和各式树木，还有石家祖坟和我大哥的墓，不远处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日夜潺潺流淌。大哥家就是我心目中的美丽乡村。如今听侄子金龙（蔡接班）说，他们已经把祖宅修葺一新。守着这方好山好水，不知道侄子们现在会不会幡然醒悟，当初奶奶的决定是多么睿智啊！
说到底，侄子们的事，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巨大的城乡差别，致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理解侄子们对城市生活的渴望，毕竟在城市能找到较好的工作机会，能挣到更多的钱，无可厚非。
亲情与命运
我的侄子蔡接班和石草龙，跟我大哥一样，一辈子在井冈山务农务工。他们朴实善良，知恩图报，孝敬祖先。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两位侄子，讲他们的苦难家史，讲奶奶在井冈山革命生涯，完全原生态的，充满了井冈山泥土气息，我曾听过，感动不已。我有时不禁沉思，在这个姓氏繁杂的大家族中，我是不是最幸运的一个？是的，但是个例外。
1945年父母亲奉命南下开辟新游击区，也把我向残疾红军、贵州农民杨叔叔托孤，要不是日本在那节骨眼儿投降，我的命运也未可知！所以，虽为一母所生，不若命运的偶然。
我与两个哥哥血脉相通，感情至深，我们唯有感激母亲让我们此生成为兄妹一场。
2018年7月，陶斯亮与丈夫理由赴井冈山为母亲扫墓，与侄子蔡接班、石草龙及其家人在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