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5年9月号

文/潘耀明

　　抗战七十周年，海内外纪念活动排山倒海而来。特别在内地，各省级、地方机构，乃至文化团体，纷纷响应中央号召，举行各种展览、讲座、研讨会。纵观这些活动，大都是流于形式主义，大而化之，反之活动经费有着落，经办者出师有名，为了表态，一呼百应，就是缺乏文化内涵。

　　以抗日战争为文学题材而闻世的，更是罕见。苏联在卫国战争中，作家法捷耶夫写的长篇纪实小说《青年近卫军》，被誉为史诗式的作品，彰显苏联人民抵抗纳粹德国同仇敌忾的英雄气概。遗憾的是，类似作品在两岸四地迄未出现。

　　七十年以还，对抗战进行深刻反思的文章及言论，可谓凤毛麟角。近来反响较大的文章，是刘亚洲的长文《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①

　　这篇文章谈到抗日战争焕发的“死士精神”，特别令人动容。文章举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杨靖宇为例，当他身陷绝境，对劝降的日军派来的人说：“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②当他从容就义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胃纳只有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在场的日本人无不受到莫大震撼。日军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也为之感佩：“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③并特意为杨靖宇举行“慰灵祭”。

　　据说，岸谷隆一郎在他后来自戕的遗嘱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④

　　中华民族精神不死，中国人从来没有当过亡国奴。

　　刘亚洲指出：“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中华民族一旦遭遇外悔，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中国总是在接近谷底时获得重生。”⑤

　　刘亚洲的论点，与金庸的中国历史观相埒。金庸曾指出：“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⑥

　　这是中国民族的一大特性：置诸死地而后生。

　　因为日本铁蹄长驱直入的逼迫，促成了国共合作，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危险时刻，国共两党摈弃前嫌，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成为了克敌制胜的契机。

　　历史证明，抗日战争之取得胜利，国共合作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刘亚洲在文章揭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概的大格局。

　　相反，日军就缺乏这种精神。刘亚洲写道：“抗日战争过去七十年了，日本仍有些人对战胜了他们的中国人民耿耿在念，这是日本民族精神矮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哪有一个战败国，对彻底的战胜国——原谅并宽恕了自己的战胜国，这个战胜国还放弃了战争赔款和对日本的占领——过了七十年，还充满了怨妇般的愤恨？”⑦

　　日本是缺乏反省的民族，官方的历史一叶障目，民间三缄其口，难怪日本著名学者福泽谕吉在他的《文明之概略》指出：“没有日本国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应该说是由于学者的疏忽而造成的国家的一大欠缺。”

　　七十年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七十年前祖辈犯下的累累侵略罪行，仍然闪烁其词。“华盛顿说：如果一个民族长久地仇恨和崇拜另一个民族而无法自拔，这个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隶之邦。日本不对战争罪行道歉，继续仇恨中国人民，它在精神上就永远是侏儒，永远是心理上的弱者。”⑧

　　这正是日本政府心虚的表现。

注：

①②④⑤⑦⑧刘亚洲：《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本刊二〇一五年八月号

③《听马继明诉说爷爷杨靖宇将军的抗日传奇》，《解放军报》，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⑥潘耀明：《从“金庸的中国历史观”谈起》，本刊二〇一四年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