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信报》2014.08.02
文/凌剑豪
对于美欧之间的谍战，香港社会应该并不陌生：近年的斯诺登事件及其提及的“棱镜系统”（PRISM）固然令人侧目，在冷战时代发生的“愉景湾事件”，以及影星狄娜在访问中透露自己不但在银幕前扮演间谍，在现实生活中亦为北京政府奔走。这些事迹笔者从不同的文章也有提及，因此不再赘述。
然而，从外交体制而言，香港在中美欧三方的博弈中也有角色：有开诚布公的官方定位，也有偶一为之的非正式交流。假如我们摒弃“占士邦式”的间谍形象，一个地区亦可成为外交战场下得间谍。
东方卡隆布兰卡：港谍特色
间谍是一门古老的行业，春秋战国时期所著的《孙子兵法》有《用间弟十三》篇中，记载使用间谍的心得及其重要性，荆轲刺秦王更是古代知名的间谍事件。当然，笔者无意指香港的角色是负责刺杀中美欧三方的政治大员，毕竟斯诺登的形象已表明，“占士邦式”的间谍充其量是冷战时代的产物，甚至不过是我们对于间谍的想象。当代的间谍更多是负责情报收集，其打扮及形象亦可能与一般“宅男”无异。
从近代史出发，不难发现香港作为“间谍之都”的足迹：孙中山在香港联系日本及德国驻港使节寻求武器的支持，应被某立法会女议员视为“勾结外国势力推翻政府”；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南方执行部将香港视为前进基地，负责包括情报收集、策反、运输革命物资及暗杀事宜，最著名的事件自然是笔者也有提及的“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60年代的“曾昭科案”被视为中共间谍最接近港督的一次，2003年有媒体披露前中联办秘书蔡小洪是英国间谍，将新华社的机要文件及中英谈判的情报给予英国。笔者提出的案例只涉及直接以香港为基地或驻香港官员，还没有计算以香港作为情报交换地点的事例，可见香港为“东方卡隆布兰卡”并不为过。
因此，这可以理解北京保守派系对香港的不信任，某程度上是与香港的间谍历史有关。借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罗永生教授的说法，香港精英奉行的是勾结式殖民主义，在英治年代藉中国人的身份，与中国政权——不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权——打交道，另一方面以外国人的身份，与西方上流社会有所联系；回归前则相反，藉中国人的身份与西方社会互动，同时以外国人的身份与北京政府建交，活像《无间道》下刘建明的角色。
事实上，香港在中美欧三方博弈下得间谍特色早已被制度化：香港作为三国雇用的情报人员，负责收集其他国家的情报；香港作为北京政府及西方社会垂范作用的乡间，以及向对方发放假情报的反间。正如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教授所说，香港一直是北京公安、国安及解放军情报部非常重视的地方，因此回归后大幅增加驻港人员数目，负责监视境外势力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十八大后更将港澳办及中联办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体系，将中港关系由地方层面升格至国安层面。此外，内地不时以中间人或研讨会的方式邀请香港不同政见人士，当中有保守派及泛民成员，讨论的问题自然不止于本地事务，香港因而成为了北京涉外关系的第一扇窗。
反间与乡间：港谍定位
对于欧美而言，香港作为情报员的角色更是早于冷战时期已有明确定位。学者丁伟、郑永年，沈旭晖等的研究均指出，即使主权交替并没有影响香港对于西方社会的角色；作为收集共产党中国情报及影响内地政治的非国家个体。以《维基解密》所公开的文件为例，美国领事馆多次接触各界人士，包括现中央政府组首席顾问邵善波，从中得到不少有关中国内部及对港关系的“情报”，以及香港与台湾关系的转变，被评为相当有用（especially helpful）。
笔者在数年前曾出席一些外交及国际议题的讲座，会后讨论环节中亦曾提及一些内地官员及学者在香港可畅所欲言，令西方社会在遥远观察内地以外得到更多有用的“资讯”。笔者为什么以引号括着“情报”及“资讯”，原因是这些消息从来无人知道真伪，甚至可能是“假情报”以诱导对方做出错误判断——某电视台突然报道前国家领导人身故的消息便是一例。事实上，正如研究英国帝国时代间谍史的波特教授（Bernard Porter）指出，情报部门的责任是资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涉及对外及对内层面的资讯控制，而不少著名的间谍案其目标是对内多于对外，美国麦卡锡年代的白色恐怖便是一例。
最后，香港在三方博弈的最终角色实为《孙子兵法》中的乡间，透过香港的中国人身份达到博弈下的最大利益。按已故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一国两制”作为香港回归后的管制制度的目的除了是希望安抚香港人的不安外，其直接对口单位更是意识形态上与香港相近的台湾，从而达到日后两岸和平统一。
对于不少中国学者及本地的保守派而言，香港是“美帝”侵蚀中国主权的桥头堡，希望藉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来诱导内地发生颜色革命，以及将所谓的普世（西方）价值输入内地。对于美国及欧盟而言，香港是三方博弈的压力阀，透过将香港从外交事务上制度化并分开处理，提供中美及中欧关系以外另一层面的互动，令西方社会可以保障在华的经济利益同时，不至于在政治上进退失据。
然而，随着陆台关系愈走愈近，香港作为乡间的角色渐渐消失，香港在北京眼中成为了一个没有垂范作用的双面谍，而从来对付双面谍不会是全面内化令其只为自己工作，而是除之而后快以免影响体制稳定。
讽刺的是，假如双面谍效忠其中一方破了面，另一方却因双面谍没有利用价值，处理手法与上述亦是大同小异——陈永仁在《无间道》的遭遇，正好道出了一个破了面的卧底，所面对的悲惨结局。
附件：间谍电影多歌颂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