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信报》2013年3月25日

　　这个月即将迎来颇受争议的美国入侵伊拉克十周年纪念日。这项决策十年来产生了哪些影响？更重要的是，入侵是否有正当的理由？

　　分析员指出，伊拉克战争的积极效果是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建立民选政府、实现近9%的年度经济增长，以及超过战前的石油出口。查塔姆研究所（Nadim Shehadi of Chatham House）的•什哈蒂（Nadim Shehadi）等人甚至认为，虽然“美国肯定消化不了伊拉克行动，但美国的干预或许已经帮助该地区摆脱了困扰至少两代人的经济停滞”。

　　为布殊找辩护理由

　　怀疑者反驳说，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2011年的突尼斯和埃及事件自有其缘由；而乔治布殊总统的言论和行动不仅没有推进，反而破坏了该地区的民主声誉。推翻萨达姆的确是重要结果，但伊拉克现已成为宗派团体治下的暴力之地，其腐败指数在194个国家中排名第169。

　　怀疑者认为，战争的好处根本无法补偿所付出的代价：150000名伊拉克人和4488名美军士兵因此而丧生，并造成超过1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当中还不包括约32000名美军伤残士兵的长期医疗和残疾支出）。

　　这份资产负债表十年后给人的感觉也许会有所变化，但此时此刻，多数美国人认为怀疑者所言有理，并进而影响到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未来十年，美国不太可能再次试图长期占领并改造另一个国家。前国防部长盖茨离职前言简意赅地指出，提议采取此类行动的顾问“应该检查脑子有没有毛病”。

　　有人把这称为孤立主义，但笔者认为审慎和务实恐怕更加贴切。毕竟，艾森豪威尔总统1954年曾拒绝派美军到奠边府救援法军，因为他担心美军会遭“越南部队吞噬”。艾克绝不是孤立主义者。

　　虽然十年时间对伊拉克战争的长期后果妄下断语还为时过早，但已经足够评判布殊政府所作的决策。

　　布殊及其幕僚主要由三项理由为入侵伊拉克辩护：

　　一、 萨达姆和“基地”组织有联系。民意调查显示，不少美国人认可政府的这种说法，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事实上，公之于众的证据既夸张又薄弱。

　　二、 用民主政权取代萨达姆可以改革中东政治。政府中某些新保守党成员早在任职以前，就已经鼓吹伊拉克政权更迭，但在新政府就职的前八个月都未能推出相关政策。2001年9月11日后，他们抓住恐怖袭击的机会，迅速通过这项政策。

　　布殊常常提起政权更迭和“自由计划”，支持者甚至举出二战后美军占领实现德日民主化的例子。但布殊政府随意运用历史比喻，对如何有效占领缺乏充分的准备。

　　三、 防止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多数国家认为萨达姆十几年来一直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此外，第1441号决议一致通过由萨达姆承担全部举证责任。

　　历史学家或追究责任

　　虽然检查人员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曾有人要求布殊承担责任，但很多国家普遍认为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谨慎或许能为核查人员争取更多时间，但犯错的的确不只布殊一个。

　　布殊曾说历史将还他以清白，还自比因南北韩战争导致离任时支持率偏低、但如今却备受尊敬的杜鲁门总统。历史是否真的会对布殊如此宽容？

　　杜鲁门传记作家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警告历史学家，需要五十年时间才能真正评价一个总统。但杜鲁门离职十年后，马歇尔计划和北约联盟已被视为不可撼动的成就。布殊并没有类似的成功可以弥补他在伊拉克的失误。

　　历史往往对不幸者缺乏仁慈，但历史学家也会就运气的原因对领袖人物进行评判。好教练分析己方与对手的比赛，以便利用对手的错误收获“好运气”。相比之下，鲁莽地考验现实，以及不必要地冒险往往是“坏运气”的部分理由。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因此追究布殊的责任。

　　即使偶然事件在十年后造就一个更好的中东，未来的历史学家也会批评布殊的决策和成本风险分配方式。带领人们登山和把人们引向悬崖完全是两回事。

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 Joseph S. N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