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今日头条网》 2022-05-02

这两年，一个全新的新词传遍网络，那就是“内卷、躺平”；而这两个词基本不会出现在90年之前人的口中，但普遍出现在90后的年轻人身上；“内卷”的核心是上升空间无望导致的同级之间竞争加剧，“躺平”则是收入水平与期望中的生活成本相差甚远，即便付出极大努力，也能一眼看穿不可改变的结果，从而无奈选择放弃；“内卷”是“躺平”的诱因，而“躺平”则是“内卷”的结果；虽然“内卷”才刚刚被人所熟知，但其未来必将越来越严重，更为可怕的是，“内卷”的严重影响已现，甚至开始直接影响中华民族未来的安危，因此，必须立刻引起高度关注。

2021年上半年，中国新生人口出生率再度陡降17%，预计全年新生人口将首次低于1000万，而死亡人口将超过1000万；之前预测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的年限是2030年，而如今极有可能提前10年就进入负增长，这将给中国带来前所唯有的危机；当中国60~80人口进入老龄高峰时，社会的劳动力却提前10年锐减，年轻人不仅将背负超级沉重的负担，更要命的是当人口锐减后，一切经济活动的支柱就垮塌了；人没了，消费就没了，生产就更没了，何谈经济增长？而人口变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旦形成惯性短时间内根本无法逆转；因此，必须及早行动将一切危机消灭在萌芽之中。

那么，引发急速“内卷”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又如何破局呢？“内卷”是因为中国的产业升级遇到了“天花板”，导致高价值岗位的创造停止；而当前还没破局，是因为如今的中国社会价值评价标准过时，无法将所有力量瞄准破局点。

急速“内卷”的根源

“躺平”作为“内卷”的结果，其核心要义就是：年轻人无法获得好的工作岗位，从而无法获得较高水平的收入，更无法获得成长的空间；而相对于外部高企的房价、高昂的结婚、生育成本，而选择不结婚、不生育，仅维持个人的基本生活；而这，也正是导致人口出生率骤降的直接原因；很多人首先就把原因归咎于高房价，因为房价吸干了社会之前的储蓄，以及年轻人之后30年的未来；当然，高房价的确是一个最直接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今的房价的确足够高，但是这两年基本上并没有疯涨，相对于10多年前，一两年房价就翻倍的涨幅而言，其实已经很小了；虽然十几年前的房价没这么高，但十几年的工资收入比现在也还是低很多的；那么，同样是飞涨的房价，为什么不光十几年前，哪怕仅仅是5年前，也没有人说”内卷、躺平”呢？那是因为，5年前的中国经济还在持续扩张，虽然房价在涨，但是人们的收入也在增长，并且还有不断上升的空间，能够看到更高的收入；因此，即便房价在涨，但个人还是能够看到追得上房价的希望；所以，哪怕是996们苦点累点也还都是可以接受。

而如今，房价倒是被压制住了，但是年轻人还是缺少好的工作岗位，还是没有较高的收入，依然看不到未来上升的空间；因此，即便房价不涨了，但就当前的房价他们也同样不敢买、无力买，更别提后面的结婚生育了；因此，要解决“内卷”的问题，首先就是要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高价值岗位，让他们有足够高的收入，而不是大家都挤在一个锅里，为有限的几个岗位打得头破血流；只要解决了收入问题，那么，其他的事情都不是个事；那么，如何能够创造足够多的高价值岗位呢？这就不得不提国际产业分工。

国际产业分工体系

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凭借工业革命以来的积累的技术优势占据先机，为了永久性占据国际产业链高端，让全世界人民供养他们奢靡的生活，他们设计了一套国际分工体系；即美国占据产业金字塔的顶端，第二级包括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等，其中西欧地位最高、日本次之，其他国家再次之；第三级是东南亚、中国、印度、东欧等劳动力丰富的打工国家，第四级是俄罗斯、中东、拉美、非洲等资源型国家。

中国改开的前20年，整个国际分工严格按照整个秩序整肃；对于资源型国家绝不允许其发展工业能力，因此，西方步调一致对俄罗斯实施技术封锁，利用苏联解体契机，分食掉俄罗斯的工业能力，全力把俄罗斯变成大号的沙特；对拉美同样极力消灭其工业能力，如美国就千方百计要搞垮巴西航空工业；对中东产油国则通过驻军实施严密军事经济控制，对非洲则是不断输出战争和冲突；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们永远老老实实做一个资源供应国。

对于高一级的打工国家，采用的则是“蓐羊毛”策略，并美其名曰为其冠以“中等收入陷阱”之名，用来掩盖西方金融掠夺之实；如拉美债务危机（80年代中国尚未完全融入世界经济分工，拉美充当了当时的打工国家）、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07年左右打劫中国失败而反噬的“次贷危机”；具体玩法就是当打工国家经过辛苦劳作，赚了些西方国家给的血汗钱，也就是人均GDP达到3000~10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就成为了西方眼中成熟的“肥羊”；这时西方就会联合发动金融战，将这些国家的财富悄无声息地洗劫一空，再把经济危机之“锅”甩给当事国政府；西方血腥洗劫了当事国，反过来却还会严重羞辱对方。

对于次级的西方国家，则是视情况而“修理”下刺头，或者顺带“搂草打兔子”，如80年代的日本就过于嚣张，于是就被欧美联合搞了个“广场协议”狠狠洗劫了一把；再比如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韩国就顺便被“搂了兔子”；原本入世之后的中国，经过6年的高速发展，到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近3000美元，到了可以“蓐羊毛”的年龄；但是，当时朱成虎将军“奉命官宣”，以准备牺牲西安以东城市与美打核战争的决心，才抑制住美国洗劫中国的冲动，使中国保住了改开近30年的发展成果；随即，没有如约打劫到中国的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进而演变成了“金融危机”。

由于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有足够发展空间；因此，我们从入世的2001年到2010年，GDP年均增长超过10%，即便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前，中国近8年的年均GDP增长也超过7%；因此，在过去那些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份，财富增量迅速增加，每个人都从经济发展之中，获得了足够的成长空间和增长收入；也因此，即便房价如火箭般向上蹿升，人们也并未对未来产生太多的焦虑，更不会出现什么“内卷”；当然，那时确实把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都砸进了房产里面；但至少来说，在职位不断升迁、收入不断增长、未来更加美好的预期下，无论现实还是理想，都是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

而关键问题就在这里；从2007年人均GDP3000美元，一直到2018年中国人均GDP逼近10000美元，已经触及中等收入国家的上限；也正是这10年时间，中国实现了经济实力的飞速增长，产业也迅速从之前的轻工业转向了机电和信息产业，实现了产业的升级；而西方早就看到了这种变化，并且心急如焚；但由于2007年未能成功洗劫中国，导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元气大伤；稍事恢复3年后，2012年，美国便正式抛出“亚太再平衡”挑起了南海争端，妄图通过政治军事全面遏制中国；直到2016年中美南海大对峙，以美国退却为标志，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彻底破产。

此刻，中国的产业升级已经逼近了西方能够容忍的极限，再让中国升级下去，将直接威胁到西方二级乃至一级的诸多高端产业；因此，南海对峙结束后，美国立刻倾全国之力发起对华贸易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以中兴、华为为代表的高技术企业，所发起的一系列制裁，意图彻底扼杀中国科技产业升级的通道；原来西方很多二级以下的产业空间，已经基本被中国填满，此刻我们首次触碰到了西方产业的天花板；虽然中国也在努力开辟新型产业，如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但毕竟相对于直接模仿替代西方既有产业而言，速度和规模是新兴产业远远不能比的。

也正是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中国的产业升级戛然而止；当新的高收入岗位不再大规模增加，那么，处于前排较高收入的人群，也就停止了挪窝，而他们占据的岗位没有腾空，后面的人也就没有了升职空间，一级级传导下去，最后一级就是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同时，由于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原来不断扩张的全球经济，也出现了停滞，新的蛋糕增幅锐减；迫使更多人在既有的工作岗位中，进行激烈竞争；于是，当两者叠加，就使得处于岗位底端的年轻人，失去了机会看不到希望，成为最终的“受害者”；从而急速陷入“内卷”的漩涡，而不得不选择“躺平”。

日本和韩国比中国的内卷，要严重的多也更早的多；那是因为它们本身就处于产业链的较高位置，并没有太多上升空间；原因大家都清楚，就是国土上的美军绝不会允许它们越雷池一步；因此，在20多年前，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产业还远远没起来之前，它们的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的滋润；而一旦中国将中低端产业吃掉以后，首先就直接挤压了日韩的生存空间，比如家电、手机、面板、造船等行业，无一不是先抢走了日韩的口粮；从而它们因前面无路后面又被紧逼，率先坠入了严重的“内卷”漩涡，并且随着中国也开始触底，它们未来的内卷还将更加严重。

社会价值标准需与时俱进

由于就当前而言，中国与西方已经开始发生产业重叠，变成直接面对面的竞争；如果中国无法实现产业升级，那么，中国就会陷入日韩式的严重内卷；而如果中国取得突破实现产业升级，那么，西方欧美国家就会被逼入内卷；按照网络上“死贫道不如死道友”的“正常逻辑”，对中国而言，我们没得选，再艰难的路也只能往前走；否则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无从谈起，伟大的中国梦，就会变成“黄粱一梦”；当然，要想突破整个西方的全面围堵绝非易事，否则中兴也就不用交罚款、华为也就不必放弃荣耀了；虽然我们知道退无可退，但具体怎么破局，却也非常迷茫。

其实中国不是没有面对围堵、打破封锁的经验；早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就曾面临东西方的联合围困；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存活并顽强崛起，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有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凝聚力；“我们是一个穷国但也是一个大国”言犹在耳，只要集中力量并指明方向，使全国分散的力量变得有序，就能够形成强大的突破力，任何封锁围堵都必将遭到彻底失败；而力量凝聚的前提就是目标明确，并为树立的榜样赋予足够的光环，让所有人都能看得见、摸得着、能模仿；这就是社会价值评判标准。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已经经过了3轮社会价值标准的演变，分别是革命英雄、劳动模范、致富光荣。

革命英雄；自我党成立到全国解放，这个30年国家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武装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解放；因此，在这个阶段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就是要人们争当“革命英雄”，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因而， 也就出现了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等英雄事迹，从而激励全国人民都向他们学习，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从而打败了日本法西斯和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取得了全国的解放。

劳动模范；建国之后的前30年，由于我们国家物质极其匮乏；此时，国家急需进行各种工农业建设，需要调动全国人民的劳动热情；于是，这个阶段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就是要人们争当“劳动模范”，激励人民为国家的各项建设而奋斗；因而，也就出现了“铁人”王进喜、陈永贵、时传祥、赵梦桃等劳模，还有雷锋、王杰等楷模，从而鼓舞全国人民都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新中国建设；从而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就取得了国家工业化、黄淮海治理、大三线建设等巨大成就。

致富光荣；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们国家虽然有了工农业基础，但是还很贫穷，物质生活也非常单调；此时，国家社会就急需解放思想，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创富致富，从而在充分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于是，这个阶段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就是要人们变为“致富楷模”，从而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富裕；因而，也就出现了史玉柱、牟其中等光荣创富的故事；从而激励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下海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

因此，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也需要接受每个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更需要针对性地制定每个时代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如此，才能通过统一的规划和目标引领，将我们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调动起来，从而改天换地不断创造辉煌。

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国家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我们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采用的似乎还是过去的标准；由于标准已经与时代严重脱节，那么就必定会出现水土不服和严重的副作用；比如当初人民贫穷的时候，“致富光荣”便是时代的呼声、人民的呼声，只要能够摆脱贫困、推动物质丰富，就会引发亿万国人的共鸣；而如今，物质已然丰富，人民要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品质，而非简单的物质丰富，尤其是要打破目前阻碍人民发展的“天花板”，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而社会价值评判标准还停留在“致富光荣”的过去，如此，就会将社会导向“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方向，就会催生一系列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的人和事；非但无助于我们实现产业和个人的进一步成长，反而将极大地有害于全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就如同最近大量被约谈的互联网企业，淘宝、京东、滴滴、美团等，为了单纯地追求利润而侵害广大国人的利益；它们不过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小商品市场、餐馆、租车搬到了网上，然后便开始了设卡收费、雁过拔毛；这和土匪打劫没什么两样，都是“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我想我们改开之初“致富光荣”的初衷，绝对不是要在今天培养出一大批劫匪路霸！

因此，我们今天要破局“内卷、躺平”，化解中华民族的人口危机，就必须掀翻西方强压给中国的产业天花板，推动中国每一个行业和产业，都能实现升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为广大年轻人，充分打开成长的通道；而企业、产业升级的标准，就是击败各自当面的西方竞争对手；因此，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是具备爱国情怀的“科创英雄”；用这样的楷模点燃全国人民的科技创业热情，并通过硬核科技的产业化，突破西方竞争者所设立的一切壁垒。

之前，像中铁就完全击败了阿尔斯通、西门子、川崎，实现成功逆袭；像华为在通讯领域就击败了爱立信、诺基亚、阿朗，在手机领域击败了三星、苹果；像京东方、华星光电就在液晶面板领域，击败了夏普、三星、LG；我们太需要更多的中铁、京东方、华为、华星这样的企业了，更加需要能够在特定科技产业领域，颠覆西方技术垄断而具有爱国情怀的英雄人物；或许他们早就已经出现，只是基于当前过时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而人为地将他们埋没了。

因此，我们呼吁国家能够尽快重建当今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让具有爱国情怀、具备科技突破性、能够掀翻西方产业天花板的人，成为这个时代的楷模，给与他们应有的奖励与荣誉；从而让全国人民能够以他们为榜样，目标一致、争先恐后地去掀翻每一个产业、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头上的天花板；从而不仅为自身的发展，更为我们的年轻人，打开一条通往光明未来的康庄大道。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有两条路可以同时并进：一条就是自己开拓的全新产业，一条就是突破当前的产业封堵。

如果是自己开拓，那么虽然没有天花板，但是，一方面这种高端产业的突破，必然只是少数几个特定领域，比如新能源汽车；另一方面就是这需要很长的培育时间，并且有可能会走弯路，往往远水不解近渴，比如智能制造。

如果是突破当前封堵，那么虽然面临各种阻挠和困难；但是，一旦突破就会取得巨大的现有市场份额，并创造大量的高价值岗位，同时还不会走弯路；比如盾构机行业和LCD面板行业，以及正在推进的大飞机产业、芯片产业等。

因此，从当前时不我待的实际要求来看，在构建新时代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后，主攻方向还是集中力量突破封锁，唯有如此才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开产业升级的上升通道；其次才是另辟奇径，开辟新的领域，作为长期培育的优势产业，为后续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如此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重新驱动中国的产业巨轮升级前行；

当前，正好借助因新冠疫情肆虐各国，全球供应链快速向中国汇集的有利时机，加快技术突破和本地化替代进程；由各个行业和企业搜集当前仍然被国外竞争对手压迫，甚至是卡脖子的产品及技术，上报国家；由国家对清单内容评估确认后，公开向社会悬赏征求突破，一旦有个人或企业突破，便给予重赏及荣誉；

当年商鞅”徙木立信“，从而拉开了秦国变法的大幕；那么，今天我们有人才、有资本、有政策、有市场，又有聪明的广大人民，没有任何理由突破不了束缚中国的牢笼；关键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变法的勇气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