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30期

作者：曾浩年

导语：香港问题有多重层面，必须理清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问题所在，才可寻找解决方法。

最近两月的大规模反政府行动引发很多人反思香港长期的深层次问题，其中不乏一些开始追忆前特首董建华时期的政策，对香港错失了的机会感到痛心。当年心雄志壮的董建华设想过数个大型计划：中药港、矽港与数码港，都是理论上善用香港既有的优势，即优秀科研人员与集资能力，这些计划只要有一个成功，都能大幅改变香港垄断单一的产业结构，降低生活成本。不难想象当初如若成功转型，香港根本不会需要面对如此棘手难解的死局。但正如我们所见，这些计划要不是胎死腹中就是偏离原意。

眼见大陆的产业发展壮大，而香港却停滞不前，难免令人怀缅起董建华时期的理想。可是现实是，董建华失败了，香港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了。因此，重要问题是董建华为什么会失败，或是说香港的社会结构如何对大型的产业升级与降低生活成本的改革构成阻力。香港的问题是多层面交织的复杂问题不能简单归结到单一元素，更不能单纯诉诸于【乱港分子】的存在。

虽然香港问题具有多个层面，这并非是新发现而几乎是常识，但香港媒体却普遍倾向于把香港问题简化归咎为单一的口号，例如新移民或【中国因素】，用以吸纳民粹的能量，而香港的知识分子是宣传这种偏见的帮凶，【知识分子】向来否认以客观社会条件看待香港问题诉诸主观情感的【政治正确】，只要不合乎【反中原则】的东西都会被指认为异端，任何尝试促进陆港互信，以改善香港社会问题的努力和 尝试都会【触发】到他们 敏感的神经。他们唯一会比较【实际】考虑的就是如何反中，他们是实际的反中先锋，而且不客气地说只能作为这个角色让我们无视这些反中先锋对香港问题的扭曲，就会发现香港的问题粗略而言至少包含有三个互相交织的层面：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

在政治层面，香港官员依赖港英公务员体系的训练，欠缺长远的计划能力。依赖于既定程序去工作的官僚行政无法处理突发的事件。从2008年所发生的明爱医院失救事件于今天政府对示威的处理同样如此。（明爱医院失救事件：2008年，一名男子把心脏病发的父亲载至明爱医院门前，却被告知先拨打九九九，父亲最后失救致死。）泛民主派与建制派皆欠缺务实的政治思想，无法抵抗分离主义与民粹主义，只能在社会直接多变的情绪中找寻生存的空间，也无法届时香港的复杂性，因而泛民会自愿被港独分子骑劫，而建制派在问题爆发时则四分五裂，以求容身之所。

另外，泛民与中央政府无法建立起政治互信，被排除在香港政府权力机关之外（当然，在我看来泛民在政治上也不应该被信任。把他们排除出政府机构，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欠缺政治上升阶梯的情况下，只能成为【逢中必反】的反对派。在这点上泛民的确与香港年轻人分享类似的经验，都因为欠缺向上流动的机会，而成为愤怒的政府反对者。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泛民支持者的年龄层比建制派较年轻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分享着类似的经验，更有共鸣，而反观建制派的支持者则更多是【收成期】的年长市民，其中对比一目了然。泛民被排除出政府决策机构之外，因而无法培养务实的政治头脑、接地气的现实感，但对利用香港反中反共的历史惯性来煽动民粹的技巧却运用得非常熟练，建制派无力抵抗，终于培养出分离主义。

在经济层面，产业单一化与生活成本高当然是香港明显的问题。香港作为大陆主要资金出入口，依赖于地产与金融产业这类低风险行业，香港资本欠缺动机在香港发展创新这种风险较高而回报不确定的产业：坐等就有钱，谁会想创新。而香港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生活成本高、社会阶层流动性低的问题。而且，香港作为资金出入口的核心即联系为汇率：港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亚洲的美元代金券，以巨大的美元储备为基础，又在地理上对接大陆，因而能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在中西两边中间食利。这一方面保证了香港三大发钞银行——中银香港、汇丰银行及渣打银行的无风险套利空间，但另一方面也使香港经济体系成为中西角力的磨心，随着全球去美元化加速，国际间直接货币互换机制增加，港元作为亚洲美元代金券的重要性将会下降，香港也将进一步丧失经济活力，间接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

在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普遍存在于亚洲国家的冷战分断体质（即民族分裂）、以及香港常久以来被培养出来的反中思想之外，香港也具有一种奇特的现象。由于一国两制，它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却没有完成社会体制全方位的去殖民过程，在亲西方思维上没有大改变，而且也没有直接经历过中国的动荡。但中国动荡的时候走来香港的人，他们把往时中国的记忆带来和留在了香港。在中国这些记忆则可以通过发展来转化成另外的形态，赋予新意义。而在香港，这些记忆的意义由于冷战的分断以及欠缺去殖民运动而被固化在香港内部，只能作为单纯的痛苦流传下去。这些被固化下来的痛苦与社会问题结合，成为香港新一代反中思想的基本燃。

这里并没有穷尽香港问题的复杂性，还有一些同样在发生作用的因素，比如香港人优越感的失落、香港与台独分子的联动关系等等。香港问题必须被重新更有系统地理解，理清不同层面的主次，优先解决可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以及一些一步步解释多层次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