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 2014年1月9日 《21世纪网》 文/胡欣欣

　　
本报记者 胡欣欣 信阳郝堂村报道

　　从信阳市区出发，穿过平桥区的城区，渐渐视野中有了农田和砖瓦房，随之一座山脚下的优美村落出现在眼前，这就是近年来，声名渐显的郝堂村。

　　郝堂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正在试验如何不让一个村庄消失，如何能守得住乡愁。

　　深度参与郝堂试点的画家，同时也是北京绿十字NGO负责人孙君说，郝堂村试验是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在这背后，是内涵颇为丰富的试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在农村推广垃圾分类、不大拆大建的基础上进行民房改造、建设农村内置金融组织等等。

　　而在郝堂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人，都不愿意把郝堂定位成为一个典型，许多人都审慎地将其称之为一个正在进行的试验。

　　重塑乡土价值理念

　　进入郝堂村，可见一个地标性石碑，上书“郝堂村”三字，出自村支书曹纪良的手笔。石碑旁就是大片的荷塘，荷塘深处便是一座座豫南民居。

　　村里的路都是沙石路，这与大多数农村正在修的水泥路、柏油路颇有不同。沿着沙石路，左右两边都可以看到经过精心装修的土房。经过外表上的“依旧修旧”和内里墙面、排水以及布局的调整，这些“土得掉渣”的房子与村里粗壮的古树融为一体，但居住体验却已经上了一个台阶。

　　在郝堂小学，你看到的是一片片师生种植的菜地，处在小型湿地深处的食堂和有礼貌的小学生，还有一个运作良好的尿粪分离式厕所。

　　而看不到的，是郝堂为这些小学生设计的陶艺、茶艺课程，以及在由台湾建筑师谢英俊设计的茶室里举行的读书会。

　　一开始郝堂小学的设计和搬迁的原因特别简单，村里的教育水平不行，“近30年连个科长都未出过”。信阳乡村建设协作中心主任禹明善认为，这些浸润在小学生身上的乡土教育，是未来有“大师”出现的基础之一。

　　这些表象之下，是乡土价值理念的重塑。

　　郝堂村村委会主任胡静并不避讳郝堂曾经的情况——这曾是一个面临消失的村庄。与其他地处大别山区的村庄一样，村里的年轻人外出务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空巢村”。

　　2011年，平桥区将郝堂作为全区农村可持续发展项目试点村，坚持用最自然、最环保的方式来建设美丽村庄。

　　尽管在郝堂村改造背后，有很多曲折，孙君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村民、政府和市场三者的讨论、争执、反思就是郝堂项目走向合理的过程。”

　　而随着外出务工回归乡村生活的村民越来越多，郝堂小学的学生也从原来的70多人增加到了200多人。

　　农村金融的试验

　　2008年，在学者李昌平的提议下，郝堂村开始农村金融试验。由村里老人入股建设老年资金互助合作社，利润来自于村民贷款利息。每年的盈利的40%用于入股老人的养老金发放。

　　2009年，郝堂村“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挂牌成立。据村委会主任、合作社理事长胡静介绍，首批的资金来自合作社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交2000元作为原始股，此外平桥区政府和郝堂村村委也投入了一些资金。

　　禹明善认为，除了养老问题外，这样的尝试解决了村里年轻人的发展问题。第一，商业贷款成本高，并且农民很难找到有效的抵押。通过这种内置的金融组织，使得不能在银行抵押的承包地、宅基地、房产、林权可以在合作社贷到钱，一旦出现还款需要转让这些产权的时候，农民社区内部可以顺利处置。

　　第二，商业银行贷款很难在农村进行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而在农村这样的熟人社会里，合作社的老人做出对贷款者偿还能力的最后评估是基于对其所在家庭的深入了解，从而解决了信息上的问题。

　　住在村委会附近的村民一大队队长是合作社中的老人之一，投了2000块钱后，他第一年领了300块。2010年领了500块，2011年720块，2012年领了800块。

　　由于贷款审核由老人进行，村里有人向记者抱怨在合作社贷款并不那么容易。禹明善笑笑解释说，这恐怕是因为村里老人评估后认为不能给他担保贷款。

　　胡静认为，现在郝堂村建设的难题还是钱，合作社解决了村民生产的一部分资金，但是需要村委出钱的地方仍有许多。

　　禹明善认为，在村级集体经济尚未发展成熟的情况下，既不能将期望放在政府投资，也不能靠招商引资。

　　目前，郝堂成立了集体经济性质的绿园生态旅游开发公司，将300多亩承包地流转至村集体统一安排进行新农村建设，土地增值收益归村民共享集体所有；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实体，经营有特色的农副产品，扩大经济来源实现增产增收。

　　如何复制郝堂？

　　郝堂村的成功绕不开几个关键的人物。

　　先是几个重要的外乡人，如果没有学者李昌平，内置金融的尝试可能不会进入郝堂村的视野；如果没有画家孙君，郝堂村对艺术气息和乡土味道不会有如此的坚持；如果没有建筑队长老李，有些村落改造可能会有些走样。

　　在平桥区，如果没有时任五里乡党委书记的禹明善，如果没有强势泼辣的村委会主任胡静和内敛固执的村支书老曹以及平桥区委书记王继军，这一试验不会推动得如此快。

　　此外，还有参与试验的驻村干部、大学生村官以及处在纠结和自豪中的村民……很难说到底哪个是郝堂试验能够推行至今的最为核心的动因。

　　因此，这也让郝堂的试验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成为了探索中的话题。记者采访过程中，遇到一位从隔壁县城到郝堂来学习村屋改造的女士，她带着工人找到老李学手艺。

　　复制郝堂的建筑风格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在郝堂转了一圈，这位女士无不惋惜地讲起了自己家乡将山推倒改成厂房的事。这其实是很多乡村普遍面临的压力。有学者评价，郝堂案例反映了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合力。这显然并非轻易就能做到。

　　另外，据胡静介绍，郝堂集中了平桥多个部门的资源，交通、农业、教育等部门对郝堂非常重视。但这样资源密集地投入是否能在更多地方推广？这或许是许多人到郝堂参观考察后留下的疑问。

　　但这个试验并非没有价值。中国社科院学者张晓山曾评价，以资本为主导、为支配，在目前中国乡村发展中居主流地位，而郝堂这种草根式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由外力协作推动的发展模式，才是未来真正有生命力的发展。（编辑 吴红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