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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人口结构、收入差距、房产泡沫

日期: 2014-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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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于《信报财经月刊》2014年6月

——彭文生阐释“后红利时代”经济改革

  内地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释放的“红利”,出现见顶回落。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在“后红利时代”,要解决人口结构改变、收入分配差距和房地产泡沫三大经济难题,改革是根本出路,目的是提高效率、改善公平,促进经济发展。

  彭文生3月18日在香港大学的演讲中,开宗明义地说:“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要达到7.5%的增长目标,应该有难度;短期增长放缓,是结构调整必须付出的代价,增长潜力要靠效率的提高。”

  中国经济面临三大难题

  他解释,今天的中国经济,主要面临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人口结构改变。15至64岁的劳动力增量,2003年增加了1400多万人,是一个高峰,2013年增加不到400万人。劳动力减少时经济放缓的根本原因。另外,劳动人口平均年龄也在增加,1990年最大的组别是20至24岁;2010年最大的组别是40至44岁。然而,社会经济的创新和进步,更多需要靠年轻人;没有年轻人,哪来的创新呢?”

  收入分配不能劫贫济富

  第二,彭文生指出,收入分配差距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不平衡,那么,要通过什么措施来促进平衡呢?“增长潜力靠效率,改革可制造效率。公平能促进结构平衡。中国经济要平衡,最根本的改革方向,就是要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

  他说:“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大幅扩大,穷人想消费,却没有钱消费,对经济的影响,是平均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投资增加。不平衡在于消费不足,投资很多,要钢材,要水泥、要铜、要电解铝,因此,工业占了很大份额,服务业落后于工业,工业占用大量资源,结果产能过剩,这样的一个产业结构,怎能没有环境污染呢?经济不平衡最根本的症结,在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除了人口结构的原因,还有体制的原因。中国的GDP基本上是在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的,而在过去十多年,家庭占GDP比率大幅下降,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仅是家庭,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差距扩大,还有居民整体占国民收入比例也下降,背后有哪些体制的基本的因数呢?第一个是金融压抑,家庭占收入分配比例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利率的管制,还有救是上市公司派息率低。企业赚了钱不派息,而是不断地扩大生产再投资,这是金融压抑的一部分。同时,金融机构又给(大)企业便宜的资金。”

  “另外就是跟中国的财税体制有关系,中国的税制,从公平的角度来看非常不合理,中国的流转税(commodity turnover tax)占总体税收的比例差不多是全球最高的(70%),流转税包括增值税、交易税、营业税,总之买东西就要交税,但是如果不消费,把钱藏起来或者投资就不用交税了——对消费者征税,对投资者不征税;对穷人征税多一点,对富人征税少一点——这就是中国的税制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种消费税是累退税(regressive tax),比方说,我一个月只挣3000元,17%增值税,17%所得便给了政府;然而,我一个月挣30000元,但我只花了10000元,花掉的钱症17%税,余下未花的20000便不用缴税,平均税率变相降低。因此,高收入群体的税率反而较低收入的低,这是不符合财政政策调节收入分配要求的。”

  “还有就是城镇结构,过去都城镇化,有户口跟没有户口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有差别,这不仅加大了居民内部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这一部分受歧视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向城镇企业提供便宜的劳动力,而他们对社会保障的要求却比较低。”

  房地产泡沫必须破灭

  第三,房地产泡沫挤压实体经济也是大问题,“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房地产(企业)一直领先,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大发展,主要受益都被房地产和金融业挖走了,这是对实体经济明显的挤压。很多人说,房地产拉动建筑、装修材料、电器消费,这从需求端来讲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要想想他对供给端的影响:地价贵了,房子贵了,其他行业投入成本高了,影响供给和经济增长的潜力。房地产对需求端是正面的拉动,对供给端则是负面的拖累,等到地价、房价升到一定程度后,对其他行业的挤压愈来愈明显了。这几年大家讲“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一些沿海地区,过去做实业的,现在都不做了,去做一些虚拟经济的,房地产相关的,或者“钱生钱”的高利贷活动,这都放映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挤压的影响”。

  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房地产市场真正得到调整,房地产泡沫能够破灭,才能够给其他实体经济提供增长的空间。我们要看经济体制改革是不是能够较大地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环境。”

  他进一步解释,“金融风险主要看房地产,过去,中国货币金融扩张非常快,尤其是2005年以来,短短6年时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广义的社会信贷,所谓的社会融资总量,我们可以看做广义的社会信用扩张对GDP比例大幅增加,超过130%,接近200%。另外的一个因素,是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实际汇率从2005年到现在(3月18日),升值了差不多40%。过去两年也升值了差不多20%,汇率大幅度升值,往往带来问题:一、打击出口,对实体经济带来不好的影响;二、人民币升值往往与私人的资产投资风险篇好连在一起,因为短期的人们币升值,人们往往把钱拿去买房子,刺激了资产泡沫。中国的问题是企业部门的杠杆比率较高,非金融企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达到历史高位,还继续上升,这是中国信用扩张到来的风险。”

  彭文生坦诚,“对于中国的房地产,我是比较悲观的,我认为房地产早晚会又一次比较大的调整。对于有没有“泡沫”存在很多争议,有人说中国的家庭部门杠杆比率低,美国的家庭部门杠杆比率高,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不是问题。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杠杆比率高低决定一个资产类别有没有泡沫,那怎样解释股市的泡沫呢?怎样解释股市大上大落呢?因为(内地的)股市投资者的杠杆比率很低,很少有人2借钱买股票,因此,说杠杆比率低就没有泡沫。显然站不住脚。还有人说,中国的城镇化率比较低,只有53%,将来还要达到70%,只要未来城镇化带来很多需求,对房地产价格便有支持,我说,看经济要看长远,不能只看需求,若只看需求,则非洲的增长最快。”

彭文生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是中国经济最大的不平衡。(法新社图片)

  城镇化无法支持高房价

  那么城镇化是否可以支撑高房价呢?“现在中国的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部分是老年人,年轻人基本都转移出去了,因此,未来的城镇化将会很不一样,因为现在全国过半人口都在城市,更重要的是,年龄在35岁以下的人口,超过60%都已在城市,因此,未来生育小孩的这一组人口,大部门都已经在城市,所以,指望未来的城镇化来支持今天的高房价,我认为是期望太高了。”

  他指出:“房地产在中国,投资的属性很强,当住房投资属性很强时,就容易出现泡沫,因为人作为投资者,不总是理性的,投资往往会有羊群效应,有时过度乐观,有时又过度悲观……”

  面对以上的问题,可以怎样应对?彭文生开出的药方是:改革促进新经济!

  他指出:“改革有两个方面,一是效率,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公平,提高公平度,促进经济平衡。三中全会提到公平与市场的次数各有6次,说明两者是并重的。因此,改革的两个方向,是既要提高效率,又要改善公平,然而,在经济学而言,改革和公平是否矛盾呢?其实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效率和公平是可以做到统一的。福利经济学有所谓收入分配两阶段论,第一阶段,市场配置资源,按照每个市场的边际产出作出分配,是有效的、公平的,但收入分配可能带来的财富差距愈来愈大,社会不一定接受,故此有第二阶段,收入分配的调节,政府在征税时,富人多征一些,穷人少征一些,花钱在穷人身上多一点,中国至今仍未到这个阶段,中国在第一阶段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就已存在问题,第一阶段的资源配置既影响效率,又影响公平。就是说,按照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还未做到,所以很多改革措施,如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垄断,既提高效率,又能改变一些国有企业通过垄断来获取超乎寻常的利率和收入。”

  要打破地方对土地垄断

  “其次是政府职能转变,若真正能够改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便既能提高效率,又能减少权力寻租,同时能改善公平,改善收入分配。三中全会提出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要降低流转税的比例,其中最重要的是房产税。所以说,财税的改革方向主要调节收入分配;金融改革也一样,利率市场化,既提高效率,也改善公平;土地改革也一样,现在的问题是,土地买卖中,地方政府是唯一买家,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要真正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效率和公平这两个方面都要兼顾。”

  总结未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彭文生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居民收入改善,消费上升,储蓄率下降,投资率跟着下降。未来中国经济是一个消费驱动的经济,消费驱动的经济有利创新,竞争程度比投资驱动经济高;

  二、存款利率上升。到2020年,中国的消费率明显上升,投资率下降;消费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投资是过去的夕阳经济。在这过程中,可能有波动,如房地产价值可能有大幅度下降,对经济或许会有冲击。整个经济的未来走势要看改革,如果改革真正到位,既能提高效率,又能改善公平,促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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