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信报》2014.06.20
文/程义杰
深底话：虽然近代史没有明确显示政改及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但我觉得任何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必定要改善民生，另国家整体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如果政治改革可长远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素质，短暂牺牲应会得到市民的支持；相对来讲，假如政改的后果令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整个构思就必须再谨慎检讨。
现在，很多人下意识把美国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政制相比，意味着如果中国跟随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迈进民主之路必定国泰民安、前途美好。我们可以从宏观数字研究这样的比较和分析是否正确。美国GDP达17.5万亿美元，国债是GDP的71%，全国储蓄率相当于GDP的13.5%，每位公民负担的国债是5.2万美元，为全球最高。中国的GDP是一万亿美元，国债为GDP的31.7%，全国储蓄率为GDP的49%，每位中国公民平均负担的国债是2200美元。单从宏观数字看，全球民主国的啦啦队的经济并不理想，历届政府因争取民意不惜借贷度日，结果令国民负债累累及失业率高企，最后成为全球最大的负债国家。
民意主导换来经济奔溃
奉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常被港人称为共产党的中国，反而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外汇储备（3.7万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债主，拥有1.1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经过数十年刻苦经营，短期内中国的中产人口将多与全美国3亿人口的1倍。一个是债主，一个是债仔；一个是社会主义（或共产党），而另一个是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等于健康经济发展的论调，表面上很难成立。
在欧洲，绝大部分由民主直选产生的政府为了满足民意，大兴土木，令市民过分依赖国家福利过活，结果令国债高达GDP的90%，长期收支不平衡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民意主导的美国及西欧政府换来经济系统崩溃的下场，是否值得盲目跟随，须再细心客观研究。
另一个可跟中国相比的民主国家是印度，两个国家都位于亚洲，人口亦相近（中国13.3亿，印度13亿）；中国的国债是GDP的31.7%（印度51%）；人民储蓄率是GDP的49%（印度28%），两个国家政府同样贪污。于上世纪60年代，印度的经济体积比中国大20%，而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数倍于印度。与同等规模的亚洲国家（及全球最大的民主国）相比，中国的经济表现似乎又不比印度差。
美国政客很明白经济发展在政治舞台上承担的重要角色：如果经济蓬勃、全民就业，哪个政党的代表做总统也没有打关系；相对来说，如果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任何政党背景的执政者也要下台问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也是异曲同工，哪一种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民主政制亦要考虑资源分配
有学者曾提出，民主制度只适合于每年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国家或地区。从我个人观察，除了经济体要达到个人GDP每年一万美元水平外，国家总体财富及资源分配也同样重要。很多由独裁者管治的国家虽然没有民主宪制，人民政治权利有所限制，但国家财富及资源分配颇为平均，国民也可安居乐业，好的例子就是卡塔尔（人均GDP为10.2万美元）、文莱（人均GDP为5.48万美元）及沙地阿拉伯（人均GDP为3.13万美元）。
其他国家人均GDP接近一万美元，但因国家资源及收入不能平等分配，民选的民主政府也可以因基础不稳而随时倒台，例如突尼西亚（人均GDP为9900美元）、埃及（人均GDP为6600美元）、叙利亚（人均GDP为5100美元）及利比亚（人均GDP为1.13万美元）。中国的人均GDP是9800美元，而印度的是4000美元，单从数据显示，中国的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绝对不逊于美国或印度的民主制度，值得循政治改革及经济发展两个课题再深入研究探讨两者关系的正确定位。
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及欧洲大开水喉，引致全球资产价值膨胀，令世界上最有钱的85人拥有全球50%的资产，因而有钱的愈有钱，贫者则愈贫，这种趋势直接影响全球社会稳定，如果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亚洲开发银行等不正视这个问题，单单从政治改革去改善民生，不顾及财富总体分配问题，决不能达到政治稳定及经济平稳发展的两全局面。
过往数十年，全球最高级学府的教材都基于[民主是好、专制是坏]的基本概念，鲜有深入探讨民主领导政制的经济后遗症，或民主与专制之间没有其他新品种管治方式（例如有限式民主），以达到高经济效率的模式。最近全球在经济学上有一股新动力Rethinking Economics Network,挑战经济学的传统智慧，目的是把课堂上的理论与现实生活拉近。
经济政制Rethinking
其实，政治学方面亦须推动一个Rethinking Politics Network,把传统的管治概念及经济效益一并研究和分析，希望从客观及有数据支持的讨论中更深入了解政治改革及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奥妙关系，令下一代在追寻政治理想过程中可得到适当的经济效益。
作者为土生土长香港专业精英，大企业揸弗人，拥40年工作经验，学贯东西，眼观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