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5年8月30日 第29卷 34期
文/谢梦遥
天津“八一二”大爆炸，炸出了中国公共安全管理和权力监管的制度黑洞。截至八月十九日上午九时，一百一十四人遇难，六十五人失踪。天津港消防支队第五大队二十五位成员无人生还。肇事的瑞海公司危化品仓库违规操作，氰化钠储存达七百吨、超额数十倍，这些有害物质炸到不同地方恐酿生化危机引发恐慌。而该仓库距民居过近，不符国家规定，究竟是谁审批通过？
这也许是一场制造也杀死了最多英雄的爆炸案。一场突然而来的生化危机，炸出了中国公共安全管理和权力监管的制度黑洞。
爆炸发生之前，这个称为“港运生活服务区”的地方，一切似乎都是美好的、安全的。
紧挨着物流园的共有八栋高楼的启航嘉园小区，二零一一年才开售。而旁边占地是其三倍大、达到十万平米的万科海港城，第三期甚至要到二零一六年八月才能交房。一所小学与一座加油站，正在规划建设中。整个滨海开发区的房价都在往上蹿着，去年九月，区内二手房价每平米还在一万二千元人民币（约二千美元）出头，八月初已经涨到了一万三千六百元。虽然位置偏远，启航嘉园的二手房价在一年之内也涨了百分之七。业主们多为新兴中产阶级，他们愿意把居住的地方称作“小欧洲”。
唯一的烦恼——如果硬要算的话，大概是来自于西侧那座南北走向的高架桥，它属于滨海高速路，难免有车流疾驰而过的噪音。
鲜有人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向北六百米远，那个于二零一二年成立的名为“瑞海国际物流”（“瑞海”）的公司上。附近一点五公里范围内的物流企业有十九家。
从表面上看来，“瑞海”是个热衷于“安全文化建设”的典范。在其网站上，不难找到各种格言警句：“金钱再好，没有生命美好，时间再紧，没有安全要紧。”“安全不是万能的，没有安全却是万万不能的。”企业的安全宣传里甚至细致到了冬季扫雪与雨季防汛。
不止是纸上谈兵而已。去年三月，瑞海曾进行过剧毒化学品泄漏应急处置演练，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则进行了重大危险源火灾事故应急预案的演练。在那次演练总结中，不足之处包括“个别队员打水带仍不熟练”、“部分人员表情不严肃”。
政府部门的上门检查也少不了。去年四月，交港局安监处来检查过，并对“某些不足的地方给予了指导与建议”，去年八月是公安部门的检查，然后是十月，北疆海事局副局长王仲良亲自带队，对其危险品装箱情况进行检查。
对于启航嘉园与海港城的居民来说，他们似乎没有为半公里之外的“瑞海”过分担心的理由。哪怕有火情，隔着一条马路，就是天津港消防支队第四大队。那支队伍一年至少举行六次演习，频繁时每月都有。
八月十二日深夜的爆炸之后，亚洲周刊对亲历者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在那些死里逃生的经历中，在血浆、玻璃碎片与尸体的恐怖记忆里，于当晚十点五十分被发现的火情，被许多人视为这场爆炸的引线。
但其实不是。只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危险早已埋下伏笔。
救火
对于天津港消防支队第五大队来说，这本该是个平静的夜晚，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这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个晚上，他们全部二十五人，就在这个晚上灰飞烟灭。
像过往的那些夜晚一样。十九岁的苑旭旭在上铺已经睡熟。齐吉旭比他小一岁，还在跟父亲聊QQ语音，问起小外甥怎么还不睡觉。
任务突如其来，“瑞海”着火了。惊醒的苑旭旭，从上铺的铁栏杆滑溜下来，穿上衣服就冲出去。齐吉旭也匆匆结束通话，他安慰父亲，“就是一个小火灾”。
像天津港其他的五支消防队一样，第五大队也只需要对天津港辖区内负责，港内少有出警任务，半年可能也就去个两三次，处理的也多是车祸、溺水之类的事，有时他们的工作是帮人捡出掉在井盖里的手机。天津港已经十多年没有出过大事了。像苑旭旭这样的入队才三个月的年轻队员有好几个，从没有过救火经验。
“消防队相当于幼儿园大班，几乎不出警，待遇还很好。”有介绍人曾如是描述这份工作。
“待遇还很好”，得看跟谁比。没有工资卡，劳务派遣公司按现金结算，月薪二千至三千元。但比起他们的农村老家——很多人来自河北蔚县（老乡介绍老乡加入），那是个以煤矿出名的国家级贫困县，这份收入已算稳定，而且有三险，学历要求只需初中毕业。
他们不是“正规军”，制服上没有警衔，除了外调来的队长和指导员，不算公安编制，合同则是一年一签。这种用工形式在港口企业中普遍存在。
但把这支队伍判定为一群业务不精的散兵游勇，并不准确。天津港消防支队名在企业旗下，但业务和理论培训与正规消防员基本一致，每周练五天，每天的例行训练从早上六点起床后三千米跑开始，体能项目还包括了单杆、俯卧撑等。他们懂得应对电火、化工材料着火等不同情况。请假也不容易，苑旭旭打算十一月回家探亲，他告诉母亲，队里规定是工作半年才能休假。
这是一支格外年轻的队伍。司机班班长逯燕辉已经在队里待了九年，是当之无愧的“老人”，但他其实也才二十七岁，孩子刚出生不久。
执勤队长张奇二十九岁，是个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一百八十斤的大块头。他是个值得信赖的领导者，去年冬天，有人落海，零下十几度，他穿着衣服就跳下去救人。人得救了，他上岸时像“穿着冰坨”。
剩下来的，就大多都是小孩子。最年轻是张甫，才十六岁。他确实看起来像个还没长开的小孩子，下巴尖尖，身高只有一米七出头。
十九岁的苑旭旭与柳春涛、刘志强同龄（身份证上年龄并不一致），都是蔚县人，三人在孩童时就认识了。刘志强十六岁时曾在天津港消防支队工作了一年，后来换了工作，但去年底又回归了。而苑旭旭与柳春涛则是入队仅三个月的新人。背景相同，但每个人的想法并不一样，苑旭旭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职业赛车手，他正在攒钱，计划到再过半年就可以凑足钱，给自己来买辆心仪的摩托车了。而柳春涛中规中矩，他打工三年来，每逢春节都会把攒下的钱寄回蔚县。“过年我给家里带回去五千！”不久前他还跟妹妹说。“你怎么不带回来一万！”妹妹说。
二十一岁的胡乐已经当上了战斗一班的班长。当然，服众的原因可能不止是他的年龄，还有他的积极性。七月底，他在消防演习中受伤，安排回家休养。爆炸前三天，他就主动停止休假归队，“妈，我必须得归队，最近队里忙，缺人。”他对母亲说。
五大队出动了二十五人，与天津港消防支队一大队、四大队一起，成为首批救援队伍到达火灾现场，他们将成为作战主力。同时出发的，还有天津市消防总队的九个中队、三十五辆消防车。但无论是正规军还是“编外军”，只是知道集装箱着火，却没人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他们看到的，是一大片燃烧的集装箱，伴随着劈劈啪啪的声音，分不清具体有几个起火点。对于这些鲜有实战锻炼的天津港消防战士而言，最初的兴奋可能压过了紧张。胡乐站在火场最前方高举水枪的样子，被队友拍下，发到了微信上。
但情况变得糟糕，火不但没灭，反而越来越大，伴随着劈劈啪啪的爆炸声。终于，四大队队长发出了撤离的指令。
已经来不及了。撤退命令下达不到一分钟，大爆炸发生了。旁边的路灯和消防车的照明设施全部熄灭。
三十秒后，是第二次爆炸。
冲天的火光、足以击穿耳膜的巨响、灼热而刺鼻的空气、漫天的爆炸碎片、连根拔起的树木……后来，那些生还的消防员通过断片式讲述，拼凑起那电光火石间发生的完整画面。
“我当时眼睛只能看到一点点光，听得到燃烧的声音，于是就向相反的方向走。”一位消防员回忆，他受伤很重，体力也几乎耗尽，最终，他找到了一个打开的集装箱，坐在里面直待到救援到来。
一切生还，不过是基于生存本能与幸运。或者，仅仅是幸运。
爆炸
不计那些杀伤力有限的小爆炸，大型的爆炸发生了两次，第一次发生在二十三时三十四分，相当于三吨TNT的威力；更致命的一击是第二次，相当于二十一吨TNT。
通过手机拍摄的爆炸视频，当夜就在网上疯地传播着。那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广岛核爆，遮天盖地的白光突现后，天空升起了巨型蘑菇云。大多数视频都没能够捕捉下爆炸的全貌，拍摄者就被冲击波击倒了。
据临近的人说，爆炸时，天空中是四处乱射的火球，有如陨石来袭，掉到地上才看见，是燃烧得通红的铁疙瘩。
二十九岁的东北籍民工王高锋错过了那一刻。
他与妻子住在金域蓝湾的二十九层，这是他有生以来头次睡在这么高的位置——当然不是买的，这里每平米房价接近一万四千元，他租的是公寓单位内部由木板建起的隔断间，只有几平米大。许多农民工以这种方式，与中产人士一起住在这个高档小区里。
高层的景致是开阔的，所以在八月十二日的夜晚，他看到了那场距离他大约一点三公里的大火。金域蓝湾在高架桥以西，起火的位置是东侧的物流园。“那边出事了。”他对妻子说。
他在窗边看了一会儿，火越来越大。那边有新建的二十一层楼，但比照起来，“火要比楼高得多，得有一百多米，特别旺，就像白天一样”。他没有再看下去，上床睡觉，好奇心抵挡不过睡意——也许正是这个举动，让他逃过了被迸射的玻璃重伤。他在建筑工地干活，那是一份容易让人疲倦的体力活儿。
他睡得如此昏沉，以至于在他后来的讲述中，他始终强调，只感到了一次爆炸。他从床上掉了下来，身上地上全都是碎玻璃，楼房在晃动。黑暗中他爬起来，下意识拿被子盖住妻子的头，停了三五秒，“不行，赶紧跑”。
隔断房已经倒塌完了，同单位的其他人不见踪影，他成为跑得最慢的人。不及开灯——其实电闸也断了，他抓住吓到哭泣的妻子，就往外跑。大门被炸走形了，连关都关不上。走廊墙壁上的瓷砖也炸掉了。电梯根本不用等，按钮面板都崩了出来。奔到楼梯口，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受伤了，右臂血流不止。
逃到楼下，几乎每个人都是衣冠不整的，超过半数的男人只穿了裤衩，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受伤。王高锋才发现，拖鞋底扎满了碎玻璃，有一块穿透过来扎进了他的脚掌里。刚才一路狂奔中他竟然不觉。
每一个回溯那场爆炸的人，都会大量使用拟声词：“咚”、“哐”，还有拉长的“嘣”。
“‘跨’的一声就过来了，像一阵凉风，速度特别的快。”一个亲历者如此描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死亡的感觉。”他当时正在阳台上，前几秒钟，居然不知道要跑。“感觉炸到我了，我要烧死了。”其实，他的位置在好几公里之外，身上一个伤口都没留下。
伤者很快就拥满了最近的泰达医院。“爆炸之后马上从家里赶过来了，知道会死伤惨重。”一位刘姓外科医生对亚洲周刊说。当晚脑外科收治的十三名伤员中，四人进行了开颅手术。刘医生也参与了其中一个手术，伤者情况危殆，“脑袋都凹进去了一块”。
王高锋打车赶去了比泰达医院远两公里的港口医院，他以为那里人会少些，但凌晨到达时，也已人满为患。伤口被简单处理后，他直待了三个小时才轮到缝合手术，右臂缝了二十针。优先处理的是那些重伤员，“有些人裤衩都染红了”。他的妻子事发时睡在床内侧，并无大碍。
爆炸的威力在次日光亮些的时候，才更清楚得展现出来。
不要说离爆炸点只有六百米的启航嘉园与海港城，就连隔着高架桥更远一点的金域蓝湾，所有的房间都被摧毁了。几乎不再有完整的玻璃，窗帘飘在楼体外。进入楼内，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掉到了地上，锅瓦瓢盆、窗户架、灯罩、防盗门……楼道有如凶案现场，到处都是血迹。
外面的世界也像是被颠倒过后变得乱七八糟的抽屉，爆炸毁损范围超过三公里。折断的树木与路灯，倒塌的围栏，散落四处的床单、电饭煲、玩具、甚至人民币——它们是被剧烈的震动从室内抛洒出来的。有人在路边看到了人体残肢。
一切有序的摆放都被打破了，只有一处例外。
那是爆炸中心区的停车场，存放了约六千辆以雷诺、路虎、捷豹为主的进口车。现在，那些车烧的只剩下焦黑或者炭白色的外壳，融化的金属在地上呈现出液态形状。奇诡的是，所有的车仍然一排排整齐摆放，连间距都没有改变。像是蛮族部落的某种恐怖仪式中，将敌人的头骨顺次铺排，或是一座巨大的坟场，几千辆车的残骸以一种蔚为壮观的方式，残酷展现出来。
一个直径百米的大坑留在了爆炸处。周围变形的集装箱如儿童推倒的积木，堆积如山。位于东北角的五层高“瑞海”办公楼，只剩下钢架结构。
废墟
被掀走顶盖与墙体的，不止是“瑞海”的那幢楼，这个公司的种种隐秘，正在事发后媒体调查中，逐渐解开。
表面上看起来守规矩的“瑞海”，其实是家处处违规的公司。
“瑞海”储存的四十多种危化品中，炸药类的高危化学品达二千吨以上，所有危化品总计有约三千吨。这些物质或者已经消散在空气中，或者已经渗入土壤与水源，或者被炸到了不同地方。其中，引发最多恐慌的是七百吨剧毒物氰化钠。按照环评报告，“瑞海”氰化钠的最大暂存量只有十吨，即使按公司的仓库存放规划，氰化钠存量也不过二十四吨。显然，“瑞海”擅自扩大了存储规模。爆炸前的“瑞海”图片显示，危化品集装箱被露天堆放，而不是放在专用仓库里。
“瑞海”成立初期，其仓储业务明确表明“危化品除外”。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工商登记的许可经营项目中将危化品纳入。但亚洲周刊发现，“瑞海”可能早在此日期前已从事危化品作业。在其网站介绍其仓储业务中，商品分类已有七类危化品（除危化品名录上的第一类与第七类）。那个页面的发布时间是二零一三年七月二日。
虽然“瑞海”通过了安评、环价、市政规划等环节，但核心疑问在于，既然两个住宅区都在六百米范围之内，这根本不符合国家对于危险品仓库与公共设施、交通干线以及居民区的一公里安全距离的要求，那么审查红线是如何跨过的？
作为一个中下等规模的新兴企业，如何能成为天津港唯一拥有危化品仓储资质的民营企业？其他物流公司，包括了像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这样的大型国企，也曾申请天津港的危险品经营资质，均未能获批。
然而这些只是表象，是权力的按钮被蛮横按下后，附带发生的混乱。真正驱动力来自于体制腐败与权力滥用。所有人都知道，危化品仓库的利润要远高于普通仓库。
根据腾讯网的调查，“瑞海”的一亿元注册资本中，分别持五成半、四成半的两位股东李亮与舒铮，为代人持股。两人均无特别背景。李亮是“瑞海”的普通员工，舒铮为机关工作人员。《财经》杂志报道，“瑞海”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化天津公司副总于学伟，与原天津港公安局局长董培军之子董社轩。目前，他们连同“瑞海”的其他高层均已被控制。
对于那场爆炸而言，大范围的明火已经在八月十三日的一时被扑灭了。火场之外，余烬仍在燃烧。
生化危机没有终结。爆炸中不见的氰化钠大部分已经找到。但在爆炸现场的地下管线中，检出氰化物等毒害物质。人们也发现，天津港另外两个危险品仓库，安全距离并不合格，甚至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性后果。
启航嘉园、海港城、金域蓝湾等小区的超过五千户业主，将成为无家可归的新难民。多数人表示，即使政府修缮，也不愿意回去了，因为担心楼宇物理结构损坏严重、环境毒害，而楼中那些血迹与遇难也会带来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他们希望政府回购，但这个请求恐怕不易实现。政府当前的举措是，发放每户一个季度六千元的安置费，这笔钱甚至不够在区内租最便宜的两居室。
截至八月十九日上午九时，一百一十四人遇难，一百零一人已确认身份，其中公安消防人员十九人，天津港消防人员三十四人。失联人员六十五人，其中公安消防人员五人，天津港消防人员四十四人。
他们的家属汇聚在天津，等待着结果。“汽车轮毂都化成铁水了，说句难听的，可能连尸体都找不到了。”有人说。
苑旭旭的母亲王丽英总会想起八月十日，儿子与她的最后一次通话。“这孩子很少说自己，说了也是报喜不报忧”，母亲说，“还特别关照他的弟弟妹妹，希望注意安全”。
苑旭旭与他一起出动的五大队的二十四位战友，一个也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