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2016年6月刊

文/野夫

　　时下的青年，很少有人听到过“三种人”这一说法。因为文革一直是影视和出版的禁区，即便偶有文学作品写过，也很少有人愿去写“三种人”，似乎他们就是文革的凶手和罪人。他们即便怎样被惩罚和报复，都不应该得到理解和同情。

　　我的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几乎是这些年第一次碰触“三种人”这个题材。小说中那个女主人公的父亲，就是因为在文革后被定为“三种人”，因此被发配到公母寨监督改造。也因此他的女儿无法通过高考的政审，只能选择在山寨陪伴她的父亲，放弃内心生出的爱情。遗憾的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却依旧不敢触及“三种人”这个话题，模糊处理了这个被放逐的父亲。

　　小说并非完全虚构，一切都有原型。也就是说，我是真正在生活中认识并接触过“三种人”的，甚至远远不止一两个。即便我家我父母都是文革的受害者，即便我本人深深地厌恶和反对文革，但是，我对底层“三种人”的理解乃至悲悯，都超越了正史的定调，也超越了个体的恩仇和好恶。

　　从没有真正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那么，什么是“三种人”呢？

　　根据官方档案，“三种人”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具体来说，所谓造反起家的人，指紧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反夺权、升官干坏事、情节严重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指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进行帮派活动的人。打砸抢分子，指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后策划者，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

　　这是中共过去对文革史完全捣糨糊的一种分类和说法，除开第三类人是真正大量存在并有罪之外，其余两种实际需要重新来界定和分析。简单的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他们都是共产党这个革命集团的一份子，也不构成真正的集团组织，顶多算各自走得近的一伙人。

　　其次，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即便是夺权升官了的，也不都是跟随的这两个虚构的集团，而是紧跟毛主席造反起家的。没有毛的号召以及各种最新指示，根本就没有造反，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和“三结合”，也就是更没有造反还能当官的人。

　　第二种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更是一种荒诞的定性和定位。文革中在毛的号召下，成立的各种群众组织，当时都是合法的。各个组织都为了保卫毛主席这一个唯一的目的，而彼此血战对立，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他们从来宣传的都是毛思想。而不是什么林、江的思想。粉碎四人帮之后，其中确有一些底层造反派不服，认为是走资派政变，抓了毛信任的人；因此他们为了保卫毛思想的传承，而公开表示了一些反对。于是，他们被纳入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而要遭到清算。所谓帮派思想严重，终归只是思想。事实上，当年从未听说这些所谓的帮派，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有过一次真正的暴动和反抗。

　　他们曾经给别人思想定罪，这时轮到他们也因为思想而被清洗而已。

　　“三种人”的悲剧故事

　　我的故乡利川县（湖北省恩施州），地处偏远，一样未能逃脱文革的一切运动和灾难。

　　前几年回乡，见到学妹郭君，问起她的家人，她突然泣告：父亲死于狱中多年，她一直努力希望为亡父平反。我仔细询问，她拿出一些陈旧的文件给我，我才知道在利川，曾经还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三种人”，以及他的悲剧故事。

　　郭启彬，一九三四年出生于利川县団堡乡村，一九五零年十六岁应征入伍，之后入朝鲜作战。一九五五年退役还乡，进入利川一中读书。一九五七年毕业参加工作，一九六一年调往恩施地区汽车运输局，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汽车修理工兼司机。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三十二岁的他是工人中的读书人，喜欢思考一些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对于共产党执政十七年以来的各种灾难，要比一般人清晰和反感。那个时代的这种小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皇上圣明，一切祸害皆因下面奸臣当道。于是，当毛主席号召起来革命，要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时，他们本能地觉得时来运转，该他们出面来扭转乾坤了。

　　郭启彬和另外一个同事彭成红组建了“工人赤卫队”这个群众组织，并成为该组织的副司令。他们奉旨造反，开始批斗运输局的前领导，并接管了运输局的工作。当年的汽车运输局是恩施地区最大也最时髦的单位，管辖着八个县的全部客运和货运业务。也因此，这个赤卫队的一举一动，都影响到整个恩施地区的政局。

　　他的组织属于造反派，必然会卷入与当地“保皇派”的斗争中去。批斗围攻老干部乃至小规模武斗，在当年的中国都势所难免。他是那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怀抱的是打倒官僚主义改造祖国的志向，因此并没有打砸抢和杀人夺命的血债。

　　文革十年，并非造反派一直得势。最初的红卫兵组织，反而是官二代构成。他们以红色正统传人自居，开始迫害“地富反坏右”各种他们眼中的坏分子及其子女家人。等到他们的父辈被毛打倒，真正的草根红卫兵和造反派才开始起来夺权，并报复打击他们。

　　但是到了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已经接近全面崩溃，毛重新启用邓小平。这时，邓开始整顿秩序，恢复各地有经验的老干部的权力，并开始打击处理一大批造反派，史称“右倾翻案”。在这一运动中，无数文革中的冲浪儿，遭到了严酷的整肃。

　　郭启彬曾经打倒过的领导，重新掌权，于是他在当年八月被运输局以“暂不戴帽坏分子”的名义开除公职，遣返故乡利川团堡趙店子，“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其妻亦随之调往团堡乡下供销社，举家顿时陷入困境。

　　坏分子是五类分子之一，但何为戴帽何为不戴帽，并无法律的明确界定。那时，利川县的另外一批著名造反派如杨闻生等，一样被清算处理。他们彼此同一战壕，同病相怜，开始思考和质疑这个时代的诡异。他们始终想不通，毛主席为什么鼓动他们造反，然后又如此抛弃并惩罚他们。

　　一九七六年注定是历史的分水岭。周恩来离世，四五运动爆发，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泽东驾崩，四人帮被捕，华国锋掌权。对任何一个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一年中闪现的这一切大事记，都无法不眼花缭乱。

　　像郭启彬这样的草根造反派，即便躬耕陇亩监督改造，一样暗中关心着国家大事。他们看不懂时事的巨变，却始终抱着忠于毛主席的孤心。他们对江青并无感情，但对于毛之尸骨未寒，就遗孀被抓这个事变，一时仍无法理解。这些被靠边站的造反派们开始私下聚会，议论与他们似乎相关的朝政。

　　他们这时大多四十多岁了，依旧还像一匹热血青年。其中的杨闻生似乎更为激烈，开始走向大街演讲，直接指控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政变。当然，他很快被捕入狱。而与他过从甚密的郭启彬，自知危在旦夕，选择了逃亡之路。他有个二哥在成都，他投奔过去指望躲过一劫。但是很快，就被利川派去的干警抓获。

　　负责抓捕押送的任某和罗某，按说和他并无私仇。历史已经很难釐清究竟出于何种原因，这两人竟在押送途中的万州，将他严刑殴打以致腰椎骨折。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他被利川县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判处二十年徒刑，并投入著名的沙洋第五农场劳改。具体罪行是“与他人议论时，散布了有损于毛主席周总理的言论，同时对四人帮进行吹捧，污蔑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

　　与他同罪的杨闻生，则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一年我正读高中，被组织参加了这次公判大会，并目睹了这一公开枪毙的过程。

　　已经瘫痪的郭启彬，再也没有见到妻子和两个女儿。他究竟在沙洋农场又遭受了什么折磨，无人知晓，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死亡。妻子只是接到通知，连骨灰都没有领到。

　　被历史抛弃并残酷的报复

　　郭启彬生前一直不服判决，多次提出申诉。其妻在其死后，终身守寡，独自带着两个女儿艰难谋生，并一直要求复查平反。

　　一九八一年三月，利川县人民法院“法刑复字第002号”判决如下——本院复查认为，郭启彬的上述言论，以反革命罪判刑不当，现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七七）法刑字第074号刑事判决。二，对郭启彬不以反革命论处。

　　但是，一条生命就此结束。没有补偿，更无从追责。像他和杨闻生这样的草根“三种人”，在那一年被处死和判决的，更不知几许。这些自名为忠于毛主席的人，最终就这样被历史抛弃并残酷的报复了

　　邓小平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所作的《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说：“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改正。但是却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以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但是，当年真正的一批血债累累的老红卫兵，却从未被彻查和追究……

　　（作者是中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