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7年2月26日
文/林友顺
马来西亚建国六十周年，从农业社会进化到工业社会与服务型经济社会，GDP 从六零年的十九亿美元，跃升至一六年的两千七百亿美元，而人均 GDP 也从两百三十五美元增加至八千四百美元。占人口约四分之一、总数七百四十万的华人扮演关键角色，但也面对人口比例下降的局面。大马未来应着重在发明与创意生产，以达致真正的先进国。欲达到此目标，需解决人才问题，并解放公务员与民众的思维。
二零一七对全球华人而言，是火金交战的丁酉年，然而，对马来西亚来说，那是一个极具意义的甲子年，在内外交困声中，踏入独立第六十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磕磕碰碰地走过六十年，大马虽然无法像新加坡、韩国等同个时期进行经济建设的国家那样成功蜕变成经济发达国家，却也成功从独立初期的农业国家，转身为以服务业为主的中等收入国家，更是全球第二十三大出口国。作为大马第二大民族、约占总人口（约三千一百万）四分之一（约七百四十万）的华人，也在大马建国历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并争取亮丽未来，与国家共同成长。
大马自一九五七年独立至今，经济建设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经历多场经济风暴，包括八七年经济萧条、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零七年美国次贷危机，在当时为社会及人民带来问题，国家一度处于破产边缘，所幸还是安然度过，并从经济挫败中重新站起来，经济持续成长与转型。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李兴裕指出，大马国内生产总值从六零年的十九亿美元，跳跃至一六年的两千七百亿美元，而人均收入从六零年的两百三十五美元，提升至一六年的八千四百二十九美元，显现国家不断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过去六十年，大马经济除了在一九八五年、一九九八年、二零零九年经济负成长，其他时期经济都取得正成长，其中又以八八年至九七年这黄金十年经济表现最亮丽，平均取得百分之九的经济成长。不过在最近这五年，经济成长只能取得介于百分之四点五至百分之六之间，使民众感觉兴旺不再。
李兴裕认为，若从国家经济结构而言，大马也成功从农业社会逐步进化到工业社会，再到今天的服务型经济社会，符合世界经济潮流。他指出，在六零年，农业为国内生产总值贡献高达百分之三十八，制造业只占百分之八点七，不过在今天，农业的贡献只占百分之九左右，制造业贡献百分之二十三。他说，服务业在六零年贡献百分之四十五，去年贡献约百分之五十四，不过今天的服务业更多样化，重点发展在旅游休闲业、金融衍生产品及物流业。他说，大马计划在二零二零年让服务业的贡献达到百分之六十的水平，以接近先进国百分之七十的高水准。
专栏作者孙和声指出，在六一至七零年间，大马经济主要是走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发展路线。之所以走这种路线，与独立的方式有关，即政治的独立，不会严重损及英殖民者的经济利益，且马来人与华人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华人主导经济、马来人主导政治的默契。反映在经济政策上的是，基本上延续了殖民时期的经济型态。与此同时，政府也搞一些温和的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也就是在本国生产一些基本的日常消费品，以替代进口，及一些农业多元化。只是，由于这期间，工商业依然以外资为主导，且市场容量不大，故效果不显著。
六九年爆发的种族冲突令政府政策出现大转弯，由市场主导转为政府主导；其中，又以政府设立大量的公共企业为其突显特征，以达到消灭贫穷、扶持马来人经济地位、缩小马来人与华人经济鸿沟的新经济政策目标。在政府主导经济下，民间企业受到了抑制，公共企业大量涌现。孙和声指出，在六零至八零年代，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等经济起飞的黄金三十年，大马很明显地被台韩后来居上，主要原因是这些经济体的主力是由民营企业主导，甚至是家族企业，可大马却是走公共企业的路线。他说，与大马比较，日台韩的产业政策有一个扶强的倾向，也就是让有能者出头，且让它们之间展开适度的竞争，如汽车工业，让它们在国内站稳脚跟与培养足够实力后，要它们冲出国门攻城略地。大马的政策则是，有意无意地抑强，让民间有能力的企业难出头，或让其自生自灭。其结果就是，大马缺乏具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与公司，特别是缺乏科技新贵。这也导致当今大马的百强企业中，没有科技新贵。
孙和声感叹，人们普遍上有个错误的迷思，始终认为大马经济是由华人主导，可是若以当局公布的有限数据，人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出，华人在大马经济扮演重要的角色，却不是最大的主导角色。根据国家经济理事会公布的一九七零至二零零八年公司股权拥有权数据显示，华人的股权拥有权虽然从七零年的百分之二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五，而马来人所持股权则从百分之二点四增长至百分之二十二，然而，外国人掌握的股权在七零年高达百分之六十三，在零八年虽然因大马的国有化政策不少外国人的产业被政府收购，外资仍掌握百分之三十八的股权，这比华人所控制的股权还高。而从首相署经济策划组公布的数据，在二零零零年，华人控制的公司投资资金都少过两百五十万马元（约五十七万美元），名副其实的中小型企业，反观投资资金逾两百五十万马元者，七成都是外资所拥有。孙和声认为，“华人控制经济”之说只不过是政客操弄政治所为。
当局公布的联邦政府投资基金也进一步反映出，真正主宰经济的是政府及外资。当前大马有八个联邦政府投资基金，即公积金局、国民投资公司、马来西亚国库控股公司、退休基金、朝圣基金局、武装部队基金局、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机构及国家股权公司，共管理高达一万两千七百亿马元的庞大基金。联邦政府投资基金持有许多公司的股权，他们也是操纵大马股市的操盘手，决定了吉隆坡股市的浮沉。
新经济政策不仅成功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也成功产生无数的官联公司，在大马经济上呼风唤雨。在八零年代中期，官联公司一度高达约千家，一些因亏损连连而被关闭，另一些则在政府的护航下壮大成巨无霸，如国家能源公司、马电信、森那美、马来亚银行等。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大马的官联公司雇用了大马工作人口的约百分之五，占了股市市值的三成六及综合指数的百分之五十四。大马的三十六个百亿企业中，便有一半是官联公司。以营业额为基准，大马的十大企业里，也有八间为官联公司，华资仅占两家。他们所控制的资金及规模，都不是个别华人家族企业所能相比的。从产业与行业来看，官联公司多从事传统而非新兴产业，如银行、房地产、私人高级医院、运输等民间本可从事的活动。也因此，发生了与民争利的不良现象。
过于仰赖廉价外劳弊端
大马经济目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无法跳脱出来。大马当前的经济问题是经济活动层次大体上停留在低薪资水平，过度依赖外国廉价劳工，以致外劳人数庞大，成为社会隐忧。过度依赖外劳也导致大马经济生产力增长率远低于经济增长率，从零九年至一三年，只取得低于百分之二点五的增长。雇用低技能外劳的弊端导致大马出口的产品虽然量大，增值却不高，无法为国家带来更多的收入。
马来西亚独立六十年经历六任首相，其中以第四任首相马哈迪任期最长，逾三分之一时期是在马哈迪治理时期，因此也为大马留下许多经济与社会遗产。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实行自由放任经济，华人在经济领域活跃，财政部长、国际贸工部长当时也由华人出任，那是华人最能享受经济实惠的时期，不过只有短短的十三年。第二任首相拉萨在七零年上台后因国内政治的需要制定影响深远、偏向土著的“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虽然在九零年后无疾而终，不过其精神至今仍深深烙印在官僚体系与政客脑里，在各个层面影响大马经济的发展。第三任首相胡申翁基本上执行新经济政策，华人企业普遍受到压制，官联企业大量涌现，目标着重于改善马来人经济地位的国民信托股票及国民投资公司也在这段时间设立。孙和声形容整个七零年代是华人最郁闷的时期，一些资金开始往外流，在国外寻找新绿土，例如从七十年代起即举家长居香港的大马首富郭鹤年。
也许因为治国时期较长，并且拥有较广的视野与要让马来人快速转身为现代化民族的抱负，马哈迪在八一年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崭新的经济政策，包括不顾经济学家反对推行重工业、设立国家汽车公司、推行向东学习，疏离传统上的西方情意。马哈迪也大搞基础建设，在当时虽然受人诟病，现在却被人广泛接受，成为他为大马留下的经济遗产。衔接整个马来半岛、长达逾七百公里的南北大道打通大马的经济运输命脉、国油双峰塔、吉隆坡国际机场及布特拉再也新行政中心的建成让大马迈向现代化城市。不过，马哈迪的一些经济决策错误也迫使政府必须为它收拾烂摊子，其中柏华惹钢铁厂因承受不了巨大亏损几度易主、国产车创立三十年仍需政府扶持，甚至最近传言将被中国买家收购。为了确保国产车计划成功，马哈迪也被政敌指责忽略公共交通系统，迫使大马人民必须以车代步，加重人民的负担。马哈迪在任时也推行私有化国营企业，大幅度减少公务员人数，减少政府负担。
马哈迪治理大马时面对两次经济调整，八五年经济萧条及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最终他还是带领大马克服这些挑战，尤其是在金融风暴时期，他不顾全球发达经济体及经济学家的反对与批评，实施传统经济学家认为错误的固定汇率及资金管制措施，拯救濒临崩坏的大马经济，及时有效稳定大幅波动的大马经济。这剂重药的有效令经济学家大跌眼镜及叹服，目前也成为各国治理经济问题的良方之一。
第五任首相阿都拉在零三年上台后面对空虚的国库，他选择节俭治国，以减少处于危险水平的高赤字。阿都拉也尝试利用大马拥有的丰富天然资源优势大搞现代化农业，不过未见明显的效果。阿都拉在执政时期强调绩效制，非马来人在各领域享有更多的利益，包括大学奖学金、大学入学额；此外，阿都拉也成功改善官僚体系的行政与服务效率，有利营商。
英国大学经济系毕业的第六任首相纳吉在零九年上台，为了吸引回执政党流失的选票，扭转执政党在国会失去绝对优势的地位，纳吉上台后顺应社会的要求，推行经济转型计划，同时自由化服务领域。不过，在一三年他领导执政党面对大选时继续受挫，令他心灰意冷，经济自由化开始倒退。纳吉崇尚大搞基建计划，捷运系统从吉隆坡延伸至周边，同时重建公共巴士系统，方便人们出行及缓解城市地区的交通阻塞问题。在马哈迪时期，一些企业已经提出建造衔接吉隆坡与新加坡的高铁计划，不过被马哈迪与阿都拉驳回，这个计划终于在纳吉时代被接受，预料明年将落实。纳吉也冒人民不满的政治风险取消燃料津贴及推行延迟十年的消费税政策，扩大国家税收来源，减少依赖石油税。经济学家对此行动表示欢迎，不过人民却对此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先进国宏愿难度高
三年后就是马哈迪在九一年提出跨时代的“二零二零年宏愿计划”实现年。根据马哈迪当时勾画的美景，他希望在从九一年至二零二零年的三十年内，让大马成为全面发达的先进国。根据马哈迪的雄伟蓝图，大马在那三十年内年均经济增长率须达到百分之七，国内生产总值将每十年翻一番，到二零二零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将从九零年的一千一百五十亿马元增至九千两百亿马元，等于九零年的八倍，人均收入则为九零年的四倍。达到一点二万美元左右。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政府在解决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一系列复杂难题的同时，努力改善民族关系以调动华人的积极性。这段时间被在野党形容为“小开放”时期，这段时期也是大马经济发展最迅速阶段，年均经济增长达百分之九。九七年发生亚洲金融风暴及革除安华后引发的“烈火莫熄”运动，令大马经济快速增长趋势受阻，随后大马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时期。目前距离二零二零只有三年时间，人们普遍相信马哈迪制定的三十年宏愿大计无法达成，纳吉在去年也推出了“二零五零年国家转型计划”，在野党认为这只是含蓄的承认宏愿计划的失败。不过，纳吉没有为其三十年大计提出具体内容，他表示交由年轻人自己来制定。根据纳吉勾画出的长中期目标，他希望在二零五零年时，大马将能晋升为世界二十个“顶尖国家”之一，塑造卓越思维的公民；其中期的目标则是希望在七八年内，让大马国内生产总值达两兆马元的经济体。
大马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课题的挑战。孙和声指出，五零年代国家初生，社会待建，非马来人的公民权与语文课题最为突出。六零年代则是语文最突出，七零年代后，经济、文化、语文议题均同样突出，而进入八零年代后，伊斯兰课题则最为突出。李兴裕认为，宗教极端思维是大马当前最大的挑战，人口老化也将为大马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他表示，大马在成功转型为服务型经济后，未来应着重在发明与创意生产，以达到真正的先进国社会。欲达到此境界，大马首先要解决人才问题，同时解放公务员与民众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