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多维》2018年3月5日

文/韩十洲

　　每个人可能都至少有过那么一个时刻，梦想创造历史，而对于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来说，恐怕尤为如此。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的演讲中说，“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让我们拿出信心、采取行动，携手向着未来前进”。显然，历史与未来是习近平政治理念的两个维度，这对应着罗马神话中的门神雅努斯（Janus）的两张面孔，一张回望过去，一张看向未来。

　　人在面对过去或未来的同时也在面对自身，如果一个人在自身方面有任何的疑问，他或她的确定世界也会摇摆起来，反之亦然。这一事实无可争议，也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起点，自身意识（self-consciousness）问题便成了所有哲学问题的元问题（meta-problem），马克思（Karl Marx）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也正是在这一问题框架中孕育而成。从这一确定性的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把问题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来，即习近平与“历史”与“未来”的关系中的自身意识问题，並期待一个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缺陷的洞见，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义的深入论证和建构。

　　身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自身意识中必定存在着客我与主我的交战，一方面，他是党和国家的化身，这是负阴的客我形象，也即现实主义的、保守的一面（守土有责，自我保存），对应着一种交易型领导力（transactional leadership），它指的是既有规则下的利益交换，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另一方面，他正在致力于使党和国家成为自己的化身，这是抱阳的主我形象，也即理想主义的、变革的一面（变法图犟，自我革命），对应着一种变革型领导力（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它指的是主导变革并鼓舞人们去参与创造一个真正的而不止是口号上的新时代，这就需要一种诉诸每个人的自身意识的新观念和新叙事以及新激励物（new incentive），人们从而得以用不同的眼光来凝视自身、看待世界和重估价值。

　　如何“站在矛盾之上，而不是矛盾一边”从而在保持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的前提下稳健地打造和运用变革型领导力，实际上是任何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会面临的艰巨挑战，如果只是“站在矛盾的一边”，是避免主我丧失或变革失败，进而跳出“人的困境”、挽救“人类文明的悲哀”的应然选择。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的注意力中心，他洞见了“现实的人”的客体化也就是异化（alienation）的“社会-历史渊源”。在他所身处的时代，也依然是我们所身处的时代，这个“社会-历史渊源”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以至于马克思终其一生致力于推动他所设想的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照进现实，“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並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未能完成自己的思想和著作，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性批判的著作《资本论》，更包括关于共产主义设想的理论建构工程。后来所发生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之关系、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争议与误解，以及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挫败与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化，可以说，都与这种“未完成性”或者说“不彻底性”直接相关，它主要根源于马克思在深入研究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的时候並没有足够重视和深掘人与自身的关系（self-relationship）乃至于简单化了这一复杂的哲学维度或者说存在维度（existential dimensionality）。这可能与马克思不愿意像那个时代的哲学家那样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有关，但这也从根本上导致他在哲学上的贫乏进而失去了系统地建立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的机会。所以，如后世学界所公认的那样，马克思可以说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而不能说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

　　习近平以非凡的政治直觉和想像力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倡导，但“术业有专攻”，他毕竟只是一位公务繁忙的政治家，不可能亲力亲为地来建构和证成一种哲学、一套主理论（主义），它需要一种广泛的参与、讨论与共建，我们可以把“哲学”与“理论”看作“思想”的两个维度，哲学负责反思性，即澄清思想中范畴和概念的关系并保持边界警觉，理论则负责一致性，即系统化思想中的既定范畴边界内的概念关系，而思想在哲学与理论（以及经验）的良性互动中则可以洞见新的存在维度並提出新的范畴和概念。那么，我们要想系统地完成作为马克思主义高阶版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义的建构，关键就在于必须补上马克思未能足够重视的自身关系（自身意识）这个存在维度，从而得以建立一种真正的不仅能够“解释世界”更可以“改造世界”的哲学，而且，这也将是关乎习近平自我革命之成败的变革型领导力所亟须的思想资源。

　　需要强调的是，如此论证並不是对马克思的否定，或是对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思想存疑。马与习的伟大都毋庸置疑。此论只是想说明，每个人的意识和认知都受到所处的特定时刻和位置（以及认知方式或意识形态）的限制而带有不完全性甚至易错性，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的智能的这种不完全性和易错性，意味着人们在涉及事物之“质”与“量”信息的获取、积累与判断方面，有必要充满善意和诚意的共享、对话与合作，从而做到“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才有利于生命福祉的最佳化。

　　从根本上来说，每个人都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也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当一个人降生到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界之中，那第一声啼哭仿佛是一个隐喻：“我需要你！”这预示了人一生的不安、关切与求索，小时靠父母，学问靠师友，情爱靠恋人，病了靠医生，死了靠亲友（安葬）。实际上，他人不是“地狱”而是可能的依靠，他人不止是“镜子”还是可能的“光”和“热”，伟大的人离不开伟大的队友或对手，这种非自足性或者说互依性在空间上的传递、时间上的绵延和运动上的螺旋，实际上就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说，“他人是一条路，一条通向自我理解的路”，又如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所说，“如果人不把自己和全人类放在一起，他便看不清自己；同时，若不把人类和生命界整体放在一起，他也看不清楚人类；相同的，若不把生命界和宇宙放在一起，他也看不清楚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