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多维》2018年3月5日

文/王晋

　　西方化的世俗主义在帮助伊斯兰世界取得一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伊斯兰政治思想人物眼中，是发展所带来的，因此不可以再由旧有发展路径来解决，只能通过唤醒伊斯兰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在全社会推广伊斯兰的精神和原则，来消除这些弊端。

　　伊斯兰政治思想的复兴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世界中较为普遍的政治现象，总的来说是伊斯兰世界在经历了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之后，民众对于各类政治形式无法满足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多方面现实需求的体现。因此理解伊斯兰政治思想复兴的历史背景，需要我们了解当代世俗主义在伊斯兰世界带来的诸多问题，了解伊斯兰教尤其是当代伊斯兰政治思想学者对于政治与国家的论述，只有这样才能够理解伊斯兰政治思想在当代中东世界的作用。

　　世俗化的成就与失败

　　近代以来，欧洲列强对日趋衰弱的伊斯兰世界实行殖民或半殖民统治，一些接受西方教育的穆斯林精英认为正是伊斯兰教导致伊斯兰社会在近代的衰落，于是努力以西方国家为模板来改造传统国家。这些控制国家核心机构的精英分子尽管人数不多，却在政治、舆论、教育和军队等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通过一系列的论坛、活动和组织网络，凝聚精英阶层的力量，最终在政府层面推行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但与此同时，与同时代的非西方世界在“西方化”过程中面临的窘境类似，由于缺乏西方意义的自上而下沟通渠道，伊斯兰社会长期存在的官方与民间之间的沟壑非但没有弥合，反而愈以扩大。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社会服务、民间慈善、基层教育等方面的空隙仍然存在，而这些空隙也就成为了传统伊斯兰精英们能够继续存在且发挥影响力提供了机会。

　　在中东地区大多数伊斯兰世界的世俗精英们构建 “世俗化”国家的道路，无外乎都是模仿或者照搬西方世界的政治模式，在国家建设过程中仓促推行社会主义如1979年之前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塔拉基（Nur Muhammad Taraki）的激进“共产主义”政策，资本主义比如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或二者相混合的经济模式，比如埃及纳赛尔推行的“纳赛尔主义”（Nasserism）等。

　　这些世俗化的政治举措，虽然在初期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并没有惠及相对贫穷的大多数人，贫富差距的日趋扩大引起广大民众的不满。由于现代化本身是一个涉及技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革新的系统工程，所以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世俗精英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一味的强调数据、工业、进步、文明等概念，而对于民众基本的生活和精神需求却放任自流，这进一步带来社会的两级分化，导致更多民众对现代化模式的质疑和反感。

　　此外，在中东世界“世俗化”的中，保证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权利自由虽然清晰地写在宪法中，但在具体实践时王权专制和威权政治仍然大行其道，这也成为许多国家政治不稳的重要因素。在快速现代化阶段，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安土重迁的农民被迫离开他们居住的乡村向城市移民，通常他们抱着很高的期望来到城市，却发现这里纸醉金迷，各类娱乐和圈子与自己无关，而失业、半失业的生活状态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也使他们产生深深的幻灭感。他们转而从宗教信仰中寻求精神安慰，以减轻现实恐惧感和无所适从感。

　　在很多中东国家，贫苦的民众往往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将自己的子女送入昂贵的学校学习，而以清真寺为中心、各类宗教教士和学者为主力军的伊斯兰社会力量，也出于慈善的本能开设课堂，满足中下层民众的生活需求。比如在1992年埃及开罗大地震时，时任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正在北京访问。当穆巴拉克结束访问返回开罗指挥救灾时，才发现开罗的民众已经在各类伊斯兰协会和“穆斯林兄弟会”各级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有效的展开了“自救”，埃及政府的赈灾介入在这一时刻显得“落后”且“多余”。因此，“政府很远，宗教很近”，也就保证了伊斯兰教能够通过各种“慈善”体系，在中东社会中施加广泛的影响。

　　在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多数国家的世俗精英都将“西方化”“现代化”作为宣传自身合法性的手段，而将民众视为“未开化”“需要教育”的被动地位。居于统治地位的世俗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是世俗化和西方化的，他们认可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而广大民众保持了传统的生活习惯和认知，因而官方与民众之间缺乏共同的话语。在实践过程中，当政者不能凭借其政策纲领动员普通民众或整合各族民众，所以其政权便陷入合法性危机。在缺乏公众支持的情况下，当政者为了保持权力便诉诸胁迫甚至高压的手段捍卫统治，这就进一步导致中东国家内部军队地位和军人收入的抬升，进而导致军队——政府——社会的对立。因此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我们经常看到中东世界里，军队成为了维护“世俗化”的中间力量，比如土耳其的军队，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多次发动政变，在土耳其国内曾经长期以“凯末尔主义”（Kemalism）的捍卫者自居；而埃及军队则多次在历史中充当“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打压者的角色。

　　应当指出的是，世俗化改革，使得中东世界内部的腐败、贫富分化等现象更加明显。由于富裕阶层和掌权精英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特权和占有的财富，因而对再分配采取抵制态度，这就在社会中造成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而且中东国家的人口爆炸也使得分配危机更加复杂。在中东世界，几乎一半人口在15岁以下，结果相当高比例的国家资本被用于吃穿住和教育培训年轻人。由于生育率居高不下，主要城市的人口几乎每15年翻一番，结果造成持续的资源缺乏、城镇的极度拥挤、通货膨胀与生活成本的激增、工作机会减少、生态恶化加剧等，这导致各国政府很难解决分配危机。埃及领导人塞西（Abdel Fattah al Sisi）就在不久前指出，“人口膨胀”和“恐怖主义”是埃及面临的两大“危机”。

　　为了推广超越当前社会阶段的“世俗化”和“现代化”，威权政治在中东出现且流行开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中东世界的威权主义者，尽管常常用伊斯兰民主或伊斯兰社会主义等概念来粉饰现代化成就，但这种“借鉴”反过来成为了伊斯兰政治思想家批评和否定这些威权主义者的工具。在伊斯兰教传统中，清真寺往往是“禁地”（Haram），这里只受到宗教人士的管辖，而不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于是清真寺就成为民众发泄不满的仅存空间，也有可能成为穆斯林反对政府、反对世俗主义和反对西方国家的聚会场所。

　　伊斯兰政治思想的“妙方”

　　总的来说，世俗主义在帮助中东世界取得一定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伊斯兰政治思想人物眼中，是发展所带来的，因此不可以再由旧有的发展路径来解决，只能通过唤醒伊斯兰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在全社会推广伊斯兰的精神和原则，来消除这些弊端。

        对于伊斯兰政治思想人物来说，首先，“世俗化”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很多学者往往将“世俗化”等同于“西方化”，进而认为这是“西方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于阿拉伯世界的“阴谋”。一方面，“现代化”“世俗化”往往与“民族国家”理念相伴随，而“民族国家”的理念又与伊斯兰教义中所宣扬的“伊斯兰大同世界”（Ummah）的思想相违背，比如巴基斯坦的近现代重要政治思想家毛杜迪（Mawlana Mawdudi）就认为：“民族主义的各项原则与伊斯兰的各项原则完全矛盾，其本身就违反了伊斯兰教法”，进而认为，“学习西方”只能导致伊斯兰世界“落后西方”。毛杜迪以伊斯兰教先知和“四大哈里发”（Khalifat-e-Rashidun）为榜样，认为伊斯兰教应当恢复创立时的秩序与传统。

　　其次，伊斯兰政治思想者普遍认为，发展当代世界，不一定要照搬西方模式，不一定要引进“世俗化”。在伊斯兰政治学者看来，伊斯兰才是中东世界的身份特征，而一味的引入西方化和世俗化，其实是西方世界削弱伊斯兰世界的“阴谋”。当代“穆斯林兄弟会”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埃及学者卡拉达维（Sheikh Yusuf al-Qaradawi）以及突尼斯学者拉希德•加努西（Rachid Ghannouchi）都持有类似观点。

　　再者，伊斯兰政治思想者普遍认为，现代社会的政治形式与社会模式，其实本来就已经在伊斯兰传统中阐述完整，因此不需要再向西方/世俗主义/现代化学习过多的知识和内容。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伊斯兰政治思想人物普遍认为，如果中东国家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那么中东世界势必可以比西方做的更好。这种自信一方面来自于很多伊斯兰思想人物对于西方政治理念的批判，认为当代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在于过度推广了这些政治理念。在诸多被批判的西方政治理念中，针对“民主”和“民族主义”的批判尤其严重。不少伊斯兰政治思想人物认为，“西方民主”仅仅是一种“程序民主”，而“民族国家”则催生了“帝国主义”“霸权政治”，进而导致“世界动荡”。另一方面，伊斯兰政治思想家们认为，他们已经从根本上找到了解决“现代化”“世俗化”带来的诸多问题的“救世良方”。伊斯兰政治思想家普遍认为，伊斯兰政治理念不仅有着西方“民主”“世俗”政治思想的优点，也有着克服诸多顽疾如“民族国家”“程序民主”的特殊主张。

　　总的来说，伊斯兰政治思想在70年代以来的“复兴”，主要是因为世俗化和现代化主导下的阿拉伯国家，在发展的路径中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伊斯兰教由于其独特的“真主独一”（Tawheed）属性，能够在社会和精神层面持续存在并且施加自己的独特影响，并且提出自己关于政府和权力的主张，在一定时期内获得里一定的支持和关注。伊斯兰政治思想将所有社会和政治问题归咎于“西方化”和“世俗化”所带来的腐败、不公和堕落，将社会问题归结于个人，以及由“腐朽”个人建构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此背景下，无论是相对温和的伊斯兰政治思想，还是倡导暴力的伊斯兰极端思想，都希望通过改造个人、通过“宣教”（Dawa）的方式唤醒穆斯林心中的伊斯兰正义感，最终创造一个新的“伊斯兰大同世界”（Ummah）。

　　相较于西方政治思想强调“国家”“政府”“制度”的力量，伊斯兰政治思想的最大优势，就是对于宗教影响下的“人”的关注。伊斯兰政治思想家们认为，应当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下，恢复对于“人”的尊重，或者是在“穆斯林”之上重新通过“伊斯兰教法”来构筑政治和社会关系，比如拉希德•加努西提出，“伊斯兰是教义也是仪式，是家庭也与国家，是容忍也是权力，是道德也是政治，是文化也是法律。”

　　但是伊斯兰政治思想最大的短板，也恰恰在于太过相信“人”，太过相信伊斯兰教“宣教”影响之下的“穆斯林”。对于个体和道德过分的突出，往往会产生相互混淆的原则，前后矛盾。因此，当伊斯兰政治思想家们越是将“伊斯兰社会”描绘的充满道德和正义，也就意味着这些伊斯兰政治思想越是高挂与空中的“悬空楼宇”，难以在充满权力斗争、利益交换和你死我活的真实政治世界中实现。

　　（本文作者系以色列海法法学政治科学学院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