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多维》2018年3月29日4月号
文/陆一
熟悉林毅夫的人，或许七处是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位，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出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人。而近年来他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享誉发展中国家。据林毅夫介绍，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名称，是他2009年执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但从研究来说，则是从1988年就开始了。林毅夫有怎样的理论研究股市？是什么促发了他持之以恒不断更新这套理论？而新结构经济学这套已经被一些国家定为发展规划的理论基础，其价值究竟在哪里？
多维：为什么按照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发现，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用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践，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
林毅夫：任何理论都会有其前提条件，理论是否适用，需要看前提条件是否存在，如果说前提条件不存在，那么这个理论就不适用。现在国际上所盛行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总结自发达国家的经验，或明或暗地，以发达国家的条件为前提条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条件不同，简单搬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愿望非常好，但是，因为前提条件不一样，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结果。何况，发达国家也在发展，条件在变化，盛行一时的理论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 如果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做不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当然不能做到「放诸四海而皆准」。
但是，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很有市场，最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普遍有西天取经的想法，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能成功，必定有道理，若把这些道理学会了，拿到自己国家来实践就可以改造这个社会。可是他们忘了，「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教训。
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作为批判的武器，很有说服力。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发达国家被认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落后就会有代价。另一个方面，发达国家的理论一般所假设的是理想条件。而发展中国家通常在转型当中，必定存在很多扭曲，有扭曲就有代价。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看到发展中国家有很多问题时，就会认为这些问题是没有按照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理论去做的结果。以这样的理论作为武器来批判，很有说服力，但是按这样的理论去做，经常事与愿违。
以金融发展为例，发达国家的金融，主要以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大银行为主。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密集，资金需求规模非常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自己研发，资金投入和风险都很大。发达国家的金融设计必须能够把分散的资金动员起来，并能分散风险。所以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和大银行适合发达国家的需要，可是拿到发展中国家就不合适。开发中国家的实体经济特性是什么？主要以小农户和微型、小型和中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资金需求规模小，而且所用的技术和所生产的产品相对成熟，主要的风险来自于经营者是否有能力、诚信。但金融经济学研究的是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和大银行，教科书教的是这些内容和制度设计，也被认为是先进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IMF）给发展中国家的建议，也是拿发达国家的经验作为参照，鼓励开发中国家去发展直接融资、股票市场、大银行，这就造成开发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无法为实体经济服务。
在转型问题上也是如此。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许多制度扭曲，从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只要有了扭曲就会创造政府行政干预所导致的租金，有了租金就会产生行贿、受贿，有腐败、有收入分配不均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从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推行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把所有干预扭曲一次性地消除掉，是理所当然。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忽视了这些扭曲的存在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在过去的发展思路和政策之下，投资建设了许多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这些产业才能生存。如果这个条件不改变，把干预扭曲取消掉，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就会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不稳。同时，那些产业有不少属于国防军工，为了国防安全，也不能让它们倒闭，即使私有化以后，也需要给予补贴。事实上，从苏联东欧转型后的情形来看，私有化后，寻租腐败的情形还更严重。
所以，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希望从总结发展中国家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来，这样的理论反应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条件和发展阶段的特性，这样才能够比较好地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
多维：我们注意到，您是在2009年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能不能讲一讲当时的背景？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一词是2009年我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时候提出来的。当时我把世行经济研究部的经济学家聚在一起开了一个讨论会，在这个会上我正式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这个名词及其理论框架。
但从研究来说，则是从1988年就开始了。我是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到耶鲁大学做了年博士后，1987年回到中国，在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下的发展所工作，参与了很多改革和经济治理政策的研究、讨论。
1988年时，有两件事情对形成我后来的研究思路非常的关键。一件是1988年出现了高通货膨胀。中国建国后，通货膨胀一直很低，即便在改革开放初期时也很低，但在1985 年时出现了8.8%的通货膨胀，到了1988年又出现18.5%的通货膨胀， 这是相当高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那么高，怎么来解决？我所学到的西方理论都认为应该提高利率，因为提高利率，投资成本就高了，投资的意愿就会下降。同时把利率提高，储蓄意愿就会提高，消费需求就会减少。投资、消费减少后，总需求就会下降，物价就会下降。而且利率提高，只有好的项目才能够付得起高的资金成本，坏的项目就被淘汰掉了。所以按主流的理论，以提高利率让市场发挥作用的方式来治理通货膨胀比较有效。
但是，中国政府当时的做法不是这样。1988年并没有提高利率，而是用治理整顿，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手段，许多项目进行到一半变成了半拉子工程。按照标准的西方理论来看，这是很不理性的，但仔细想想，中国政府是不理性的吗？那从1978年到1987年，9年年均高达9.9%的增长，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就连亚洲四小龙在增长最快的时期也不过如此，更何况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这代表中国政府一定是非常理性的。那为什么采取的治理通胀 的措施跟标准理论不一样？是理论错了还是中国政府错了？显然，问题出在理论。
后来我才明白其道理是：在1983年「拨改贷」之前，为了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国有企业的投资和流动资金都是靠财政拨款，企业没资金成本的负担。1983年之后，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国有企业也要付利息，但是，资本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所在行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只能以低利息来补贴国有企业。在1988年的高通货膨胀时，如果按照平衡资金供给和需求的需要，让市场利率提高，资金成本会太高，国有企业必然出现亏损。这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让它垮台，垮台肯定是不行，这会造成大量失业，不利于社会稳定，而且相当多的大型国有企业关乎国防安全。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在亏损状况下，由财政给予补贴，财政补贴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多了就要增发货币来补财政窟窿，这又将导致通货膨胀。所以，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治理整顿，把与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无关的投资项目砍掉。从当时主流理论来看，这一政策是错误的，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限制条件，看似不理性的措施，其实是最理性的选择。
这个事情让我开始反思，在芝加哥大学读到的那些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由于它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不存在那些大量的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跟中国的前提条件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些理论在中国不见得适用。其实，在发达国家也一样，当大的企业倒闭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和安全时，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一样会出手挽救，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就以财政支持花旗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不过，这在发达国家是偶尔出现的现象，主流理论并不关注，但是，在转型中国家则是常例，如果在理论中不作为明的限制条件给予考虑，则会对政策制定产生误导。
另外一个事情是1988年，我应邀到印度去访问，出席位于孟买的英迪拉·甘地发展研究所（IGIDR）成立后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并在当地学界的朋友安排下到五个城市去访问。在新德里访问的时候，有一个安排是跟他们的国家计委座谈。开始时我有些惊讶，印度是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会有国家计委，这是第一点。到了国家计委座谈时，他们关心的问题居然是钢材怎么调配，化肥怎么调配，这些跟中国国家计委讨论的基本是一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国家，会跟中国有同样的制度安排，讨论着同样的问题？过去在国内读书时，认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性质造成的，但是为什么印度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同样的制度安排，并且有同样的问题要解决？
后来我了解到二战后，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要实现民富国强。都是在他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率领下，想要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和当时的发达国家一样的资本密集现代化重工业体系。重工业最重要的生产成本就是资金的成本，发展中国家普遍资本短缺，资金的价格非常高，资金动员也困难，没有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开始时，关键的技术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但是，农业经济，剩余和出口少，外汇稀缺，外汇价格也高。在市场经济中，这些重工业必然亏损，企业不会自发去投资建设，为了保证能把这些重工业建立起来，只能由政府来推动。首先是宏观政策的扭曲，人为压低利率、汇率、原材料价格以保证重工业项目具有较低的投资和经营成本。其次，上述价格被压低后，必然出现资金、外汇、原材料的供不应求。为了保证这些稀缺的资源会被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有计划，并用行政方法来配置。印度设立国家计委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两件事以后，我有所开悟，在思考中国问题时不能简单搬用西方现成的理论，而是需要自己探索问题存在的原因，解决问题所面临的条件限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西方主流理论的体系。
例如，为什么会形成国有制？其实这也是内生的。因为重工业的投资不是一次性的，经由各种价格的扭曲和计划的直接配置，可以把重工业的工厂建立起来，但它不是一次性的，还要继续投资，怎样保证继续投资所需的资金，以及这些资金会投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经由人为地压低重工业所需的各种投入的价格，并给予这些企业垄断地位，这样可以使建立起来的企业有较高的剩余，如果这些重工业企业是民营的，剩余的控制权在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以追求利润作为目的，就难以保证它会用于投资下一个重工业项目，所以，为了控制剩余和剩余的投向，建立起来的企业就必须是国有企业。
这两件事的思索让我对原来的计划体制的产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也是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所构建的在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战略目标和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短缺的矛盾冲突下，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所形成的「宏观价格扭曲、资源计划配置、微观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计划管理模式的根源，和后来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主张的一个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的产业技术和制度结构要和那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才会有效率，如果背离了，就会有政府的干预扭曲和低效的思想根源。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雏形。并且，让我对转型和发展问题有了一个不同于当前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和先前的结构主义的认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各个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时，按照当时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来看，这些国家所以会有资源错误配置、寻租腐败、发展效率低下 等，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形成的。所以当时国际上的主流看法，就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是了解到原来计划经济当中，政府干预扭曲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重型的国有企业，如果把干预扭曲都取消掉，会造成崩溃，大量失业，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并影响到国防安全。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即使把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还要继续给予保护补贴，而且，私有化以后给的保护补贴，往往会比在国有的时候更多，效率也更低。从这些分析和事后的结果比较来看，中国所采用的，在八九十年代被认为最糟糕的「双轨渐进」转型的方式是最合理的。这也是放在更长历史周期中才能得出的结论。
当然，转型是一个过程，必须与时俱进，目标是从双轨渐进，过渡到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在转型期保留一些干预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性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在双轨渐进的转型中，开放的那一轨，在政府的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之下，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很快，就会积累资本，资本积累以后比较优势就不断变化。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补贴的性质就变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时候，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补贴是雪中送炭，符合比较优势了以后，企业有自生能力，补贴就成了锦上添花。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当然有补贴最好。但从社会效果的角度来看，就会造成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所以就应该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把这些补贴消除掉，让市场在资源当中起决定性作用。
不过，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不仅是转型时需要有政府针对转型期间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才能维持稳定，而且，新的产业的涌现和发展也需要政府帮助企业家克服企业家自己解决不了的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不断完善的问题。因为，市场失灵是在经济动态发展中始终如影随形存在的。市场要有效，必须有政府来帮助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目的是为了市场的有效。所以，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市场和政府两者缺一不可，需要有机结合，「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本就是沿着这样的一个轨迹在发展。
总的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仅仅有量的差异，也有质的区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经常以发达国家有什么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跟发达国家一样拥有的，比如结构主义所主张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或是以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得比较好，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如发达国家好，就要发展中国家照样去做，如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来建立和发达国家相同的市场经济体系。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正好反过来，就要先看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什么，什么东西能做好，然后在市场和政府两双手的合力之下，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有什么」所指的是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能做好」指的是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然后，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帮助企业克服各种属于市场失灵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瓶颈，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发展成在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下，每个经济体都可以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尤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所给予的后来者优势，而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发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多维：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目前有三种来自西方的观点影响着不少经济学家。一是海耶克（Friedrich ugust von Hayek）的观点「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二是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B. Chenery）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看清了体制弊端，并且清除这些弊端，即使不存在发展的必要条件，也能实现快速发展。 三是克鲁曼（Paul Krugman），不断唱衰中国，认为中国的经济成长既不是奇迹，也不可持续。您怎么看？
林毅夫：我从后面的问题先回答你吧。中国的经济成长不是奇迹也不可持续的论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此起彼伏，不断有人提出。中国是一个以双轨渐进方式转型的开发中经济体，存在许多体制、机制、结构问题，这不足为奇。从主流理论来看，发生硬着陆是必然性的事件，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稍微一下降，这种论调就会出现，并且很有说服力。但都已经40年了，中国经济总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仅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曾出现过如此高速、维持这么长时间成长的先例，而且中国也是过去40年来唯一不曾出现过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这么多问题缠身的情况下，能有这样长期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成绩，是人们所不曾预想到的，也是用任何现存的理论都难以解释的，这不是奇迹是什么？
其次，钱纳里的观点，反映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转型中国家存在许多体制弊端，要取得快速发展必须坚决清除这些体制弊端。但按照这种思路去做的国家，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发展绩效比转型前更糟。这种观点忽视了这些弊端是内生的，只看到弊端的存在，不了解其产生原因，在产生弊端的原因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决心很大，去做消除弊端的努力，所产生的是事与愿违的结果。
最后，针对海耶克所认为的中国改革开放成绩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虽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中国到处存在问题，取得的成绩似乎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但连续40年的稳定快速发展，不会是瞎猫碰到死老鼠的好运所致，背后一定有其道理。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是把成功的道理揭示出来，形成新理论，使开发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得以完成「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依据和所要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