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 2023-02-07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我十一岁。刚刚读书的年龄，《论语》读不懂，就读诸如“北京二七机械车辆厂工人理论组”、“上海第五钢铁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的译文或选批本，对照着背诵《论语》。应该说，到今天还能够记得《论语》中的话，多半是那时候的记忆。我并不了解当年的政治大势，但我知道了孔子、韩非子和少正卯之类的历史人物。
同时，我也知道了两个人，一个是赵纪彬，他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很有名。蓝封面，竖版，读着不顺眼，文言文的写作也不大懂，翻了翻而已。还有一个就是中山大学的杨荣国。我没有读过他的雄文，只是老师在课堂上选读了片段，但他的名字记忆深刻。一直到后来上学后，才知道，杨是个大学者，还是“三八式”老干部，不仅多了份关注。
2021年1月，我采访原海南省副省长辛业江老人。批林批孔时，辛老在广东工作过，我不免就问到了杨荣国。他给我看了那一个时期的笔记本。我看到了一篇关于杨荣国的记载：“杨荣国同志等外出学习参观情况 中山大学黄佳耿同志汇报批判孔子问题的情况”，时间是1973年9月22日。
在那场“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大批学者被卷入其中，尤以“南杨（荣国）北赵（纪彬）”为突出代表。一贯对孔子持批评立场的杨荣国，因为两篇文章迎合了当年的政治形势，不经意就红遍全国。杨荣国也在全国飞来飞去，到处去演讲。辛老的这篇笔记，基本上勾勒出杨在这场运动中的一些情况。
本文以这篇笔记为线索，参考杨当年的助手李锦全教授所著《现代思想史家杨荣国》内容及有关材料，可勾勒出当年历史的部分原貌。
“参观学习”变成了巡回演讲
1973年8月7日，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杨荣国，带着两个助手李锦全和黄佳耿外出“参观学习”。
在那个年代，各地运动如火如荼，各地经验也不同，各地互派代表相互“参观学习”也是一种惯例。能够被委派出去“参观学习”的人，倒是一种政治上的认可，杨荣国就是这样的人。
在这场大运动中，杨本人也受到过冲击，但并未伤筋动骨，尤其是在政治上依然是组织信任的人。但是，他的妻子陈慧敏则未能幸免。经过一串串的批斗，陈精神上无法承受，成了精神病患者。迁延到1973年的某一天，陈离家出走后再未回来，后被发现在佛山县的一条小河里溺亡。杨陷入到巨大的悲痛之中，一时情绪低落。
中山大学驻校军宣队负责人对杨有恻隐之心，让他出去“参观学习”。据李锦全回忆，此行并没有安排任何任务，只是以“参观学习”的名义出去走走而已。杨荣国的行程是，先到上海、南京，再转赴北京。
8月7日，赴上海时，尽管事先已与上海方面联系，但上海方面并未安排人接机和安排住宿。他们一行的飞机晚点，到达上海已是夜里12点多了。他们三人只好坐着民航的免费班车到了市区民航办事处，再与上海方面联系。值夜班的人答复说：上海市革委有一个接待小组住在和平饭店，但现在夜深无法派车，如你们有办法可以先到那里住一晚，明天再作安排。
公共交通夜间停运，他们有什么办法？只好在办事处滞留。办事处的一位好心女职员前来询问，得知是杨荣国等人，大为惊讶：“今天《人民日报》发了篇批评孔子的文章，广播电视到处转播，作者署名是杨荣国……”。
在女职员眼里，杨荣国的文章能够被这样重视，是有来头的人。她很快联系了一辆小车，将三人送到和平饭店。
与女职员的重视形成反差的是，上海市委的人倒对杨有些怠慢了。杨的文章即使通国皆知，但他们也得保持大上海在这场运动中的范儿。
对于杨荣国来说，文章在今天发表，也并不知情。但无论如何，这篇文章改变了杨这次旅行的目的：他开始了一个半月的巡回演讲，并为来年年初开始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作了预热。
“南杨北赵”的起因
《人民日报》发表的杨荣国署名文章是，《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这篇文章如何写成的？有什么背景？是此后杨荣国所必须面对的询问。黄佳耿在汇报时也谈到了这一点：
这次外出，很多人见面后问我们的文章是怎样发表的，意思是打听发表文章有什么背景，有什么来头，有什么负责同志找谈过。
我们告诉他们，没有什么背景，在写文章过程中，经常同省委宣传部联系，《人民日报》的汪子嵩来过，帮助写稿。
汪子嵩时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专业背景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他专门前往广东“帮助写稿”，怎么能说“没有什么背景”呢？只是包括杨在内的写作者并不知情而已。
其实，早在1968年，毛泽东就流露出要批判孔子的情绪。在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谈到应该怎样对待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翦伯赞、冯友兰、杨荣国、任继愈、赵纪彬、杨柳桥、周谷城、刘大杰这些学术权威的问题时说：帝王将相这一类，我们不大熟悉，特别是年青人不熟，你如果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们；有少数人去搞，不是讲以后再出帝王将相，而是说帝王将相这个历史要有人注意。他还说：广东的杨荣国，党校的赵纪彬，不认识。他们都是批孔的，听说他们也被关起来了。这次讲话，就是后来批林批孔期间风传“南杨北赵”的起因。
毛的讲话传达后，12月12日，在中央党校的赵纪彬被解除了隔离审查；而在李锦全看来，杨荣国后来“成为批孔的大红人，大概此时已有先兆了”。
到了1970年8月，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到要学点中国哲学史。杨荣国很快就受到来自北京方面的重视。
1971年5月，人民出版社刘元彦、王东发两位编辑专程来到中大，要杨修订此前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杨当然视为殊荣，让助手李锦全和吴熙钊负责修改工作。修改稿完成后，先由出版社印成稿本。1972年10月，在北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再修正后1973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改名为《简明中国哲学史》。
在修订这本书期间，大概在1973年四五月间，《人民日报》汪子嵩专门来约稿，请杨荣国写《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
汪子嵩专程来点题约稿，是基于此时对中央精神的理解。
1973年5月，在中央党校的赵纪彬接到指令，要他把此前写的关于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文章合成一本书，并催促赵说：“快赶，当下急用。”
早在1969年夏，党校负责人曾找赵说：“毛主席在1953年批判梁漱溟时，谈到过孔子诛少正卯。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有争论。中央叫你写个材料，说明自古有几种说法，各见于何人何书。同时也谈谈你自己的看法。”赵写出《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史实明辨”部分，报送中央；1972年又完成此书的“五恶疏证”部分。赵按照指示把合编书稿报送中央。
中央何以急用赵的稿子？与毛有关。
1973年春天，毛送jiangqing一本郭沫若所著《十批判书》，言明是“为了批评用的”，并口吟一首五言绝句给江：“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由这首诗引发的讨论中，批孔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了。赵的书被紧急征用，正是因为这次会议的精神而来，甚至有可能是作为与会者阅读用的。
6月26日，汪东兴通知赵纪彬去参加“关于林彪反革命《笔记》问题的座谈会”，受到江青的接见，并加入对林彪笔记的解释工作。
“北赵”被重用，“南杨”自然进入中央党报的视野。汪子嵩南下给杨点题约稿的幕后背景，也就一清二楚了。
文章是如何发表的？
汪子嵩直接参与了这篇文章的修改。文章谈及孔子杀少正卯事，原只有几句话，汪建议多写。汪告诉杨及其助手，关于孔子杀少正卯事，毛前后讲过三次。周恩来也曾问过郭沫若此事，郭检讨说，他的书中没有写此事是个错误。当然，关于上文提到的赵纪彬应中央之命写书的事，汪自然也会谈到。在汪的启发下，关于此事在文章中增加了分量，并按照汪的要求，力求通俗易懂。
杨荣国的稿子为何安排在8月7日发表，也与毛的态度有关。
8月5日，毛把江找去，江记录下毛那首著名的《（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作。毛在谈话中，历数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并明确地以儒、法两家划分。至此，在毛那里，评法批儒已呼之欲出。
这次谈话中，毛明确说到杨荣国的文章：杨荣国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
毛是在《人民日报》“情况汇报”（2253号）上看到杨的文章的，8月3日，毛写下批语：杨文颇好。同时转给周恩来总理，周看后转给姚文元。姚及时批准在《人民日报》发表。
至此，在中央层面，批林批孔运动进入酝酿之中。
为“批林批孔”造势
此时，正在上海的杨荣国一行，正按照原计划入住复旦大学招待所。中午在餐厅吃饭时，赶来的朱永嘉就给杨一个热情拥抱。朱原本为复旦人，时任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急于想了解文章的背景，就把李锦全拉到一边询问。李当然不了解上述背景，也只能如实说出汪子嵩约稿的事实。
朱永嘉介入了，杨一行在上海的待遇立刻提升：安排他们住进和平饭店，并要求复旦方面提供一辆车归“杨老”专用。
随后，朱永嘉就接到了姚文元的电话：“杨荣国已经写文章了，你们怎么没丝毫动静呢？”朱永嘉“坐不住了”，立即布置写文章紧跟。
8月12日，复旦安排杨荣国作了一场关于批孔的报告。朱永嘉亲临会场讲话，并表达对杨的谢意。第二天，杨荣国的另一篇文章《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又在《人民日报》刊出。
朱永嘉提升了杨荣国的住宿待遇，却也没打算热情到替他们付房费。离开上海时，杨一行才发现这一点，只好自己付了“高额房费”。
接着，杨荣国一行到达南京，被安排住在西康路的一处招待所。有了上海的经验，他们先向接待人员咨询房费。还好，这里免掉他们的住宿费。
南京大学安排了杨荣国的第二场批孔演讲。南大校党委副书记主持，江苏省也有人参加，但并未讲话。
杨荣国到南京，是老友邓克生去接的。邓克生哲嗣邓伍文兄有回忆：
是在8月间，杨伯伯从上海来电报，要来南京，父亲就去火车站接他到家里。母亲张罗了家宴。饭后乘人力三轮车，父亲送杨伯伯去西康路招待所。这一次，我不在家。听说杨伯伯和他的助手在南京停留不长，顺便同南大、南师的师生有过小范围座谈。来年春上，南京街头的大字报中，说杨荣国来南京遭冷遇，没有其他省市那样隆重，接待规格全国最低，甚至点名质问省委头头，一副抓着把柄狠揪的样子。知情人忍不住发笑：真别冤枉省委头头了。杨伯伯难得来南京，就是会会老友，一心要见见我父亲，没打算惊动江苏省委领导。他离宁以后，恰逢党的“十大”结束，到处应邀宣讲“批林批孔”，可谓走哪讲哪。虽非“公派”，但场面越来越隆重，在文革史上留下很深的印迹。
大概在上海时，杨写信与北京的汪子嵩联系，提出去北京的安排。但在南京，杨荣国接到汪子嵩的来信，说北京情况复杂，暂时不要赴京。杨荣国遂与李锦全等商议行程，李锦全建议由南京去河南，从开封经郑州、洛阳，顺道参观。北京能去就去，不能去就回程广州。
杨一行到达开封，在开封师院作了第三场演讲。这次演讲，规格明显提高，不仅“院党委副书记，还有市委副书记都讲了话”。
在开封，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使杨一行的规格更加提高了。据李锦全回忆：电话是北京大学李德良打来的，说，由迟群、谢静宜建议，北大、清华两校党委决定，请杨荣国到北京作批孔报告，并告知明天和8341部队副政委郭宗林到河南，邀请杨荣国一同赴京。
杨立即将电话内容通知陪同的开封市教育局副局长。副局长不敢怠慢，立即通知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此前，杨荣国的文章见报后，“纪登奎同志曾找辽宁河南在北京的同志，问他们的省报转载了没有？没有转载的话要赶快转载，不转载的话就要犯大错误”。现在，人就在河南地界，北大和清华又如此重视，刘建勋焉能不近水楼台先得月？
于是乎，在刘建勋的安排下，杨荣国在郑州的演讲首先由“学术报告”变成了“政治报告”——“杨老的报告怎么能是学术报告，是政治报告。”为了造声势，郑州市内拉线连接喇叭筒，现场直播演讲。
这次政治报告，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张耀东主持，刘建勋和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维群以及军区佟副政委都出席。
杨荣国的报告结束后，刘建勋和王维群等都讲了话。刘建勋说：“在我们的同志中，虽然没有读多少孔孟的书，但孔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每进行一次改革，新旧斗争都很激烈，有些同志总是对新鲜东西看不惯，推行一件新事情，总要经经过几次斗争，几次反复，几次改进。批孔要同我们思想上新旧斗争结合起来。主席提出要反潮流，有的同志就右倾，想阻挡潮流，到后来必然遭到当头一棒。”刘还讲了接班人，重男轻女等问题。他说：“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有些干部群众对新上来看不惯，有等级思想，这就是孔孔子的影响。”
与会的军区佟副政委在讲话中，“提到批孔要同批王新（原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结合起来，把翻案风打下去”。王新原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运动中受到冲击，“据说开封军分区司令员去开封为王新翻案”。
在河南讲完后，杨一行在李德良、郭宗林的陪同下赴京，立即受到热情安排。北京方面安排了四次演讲：北京和清华大学各一次，国务院科教组会议一次，工人体育场一次。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由北大党委书记、8341部队副政委王连龙主持。杨演讲结束后，王连龙讲话，“他讲了批林批孔是大方向，要批深批透”，“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们内部有些同志，讲过尊孔的话，写过尊孔的书，还是内部问题，在批孔中受到教育，提高认识，觉悟过来，不要把这看作是革命反革命的问题，批孔要同革新与保守的斗争联系起来”。
在工人体育场这次，有七八万人参加，由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丁国钰主持。杨演讲后，丁讲话，“说要通过批林批孔，同孔孟的影响，同旧的思想作斗争。当前要正确认识干部上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问题，在思想上通过批孔解决”。
9月8日至11日， 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杨荣国在会上作《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科教组负责人迟群在会上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
杨荣国在北京是四次演讲，已经将中央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信息，传达到社会上了。
9月14日，杨见到了汪子嵩。汪“谈了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就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有个站队问题”，汪并说，“杨在人民日报发的两篇文章，主席都看过，姚文元同志也看过，提了点意见，不多”。
说起来，毛决定开展批孔运动，是由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引起的。但在开展批孔时，中央曾有指示，不涉及到郭沫若。汪子嵩跟杨和助手谈到了这个情况：“在这次批评中，不要把矛头指向郭老。《光明日报》9月11日发表了北京的两篇文章，指导思想是批郭老的，虽然没有点人名、书名，但矛头所指是清楚的，也用了书上的原文。就是说姚文元同志看到后，当天就提出了批评，说这样做是错误的，并且规定，以后《人民日报》发表批孔的文章，事先都要给他看。”汪并说，他“已经给广东、上海打了招呼”。
在北京，中央有关方面还安排他们参观了毛家湾林彪住所。留给他们的印象是：“看了以后，确实体会到，林彪是烂透了。他那所房子很大，一万三千平方米，占了一所医院。在他的房子里，没有一个毛主席的像，没有一条马列的语录。墙上挂满了所谓字画，充满了封资修。孔孟的东西多得很。”
北京之行结束后，又加了一次辽宁之行。前边说到，纪登奎给河南和辽宁打招呼，要求转载杨的文章。主政辽宁的陈锡联不甘落后，立即请杨一行到沈阳宣讲。
杨在沈阳的报告，也如同在郑州一样，搞得轰轰烈烈。黄佳耿的描述是：“听报告的很多，沈阳市四十多万人，334个会场，还给52个县拉了线（有线广播）。主持人在讲话中说：“批孔不是学术之争，是政治斗争”“要把批孔同学科学领域的都批改结合起来，带动起来”。
在沈阳，杨一行还和辽宁大学师生座谈一次。辽大师生反映，“批孔中，文、史、哲等课程的教学体系，值得考虑。照原来那样讲不行了”。
结束沈阳之行后，他们又到了天津。此行多半是王曼恬邀请去的。王是毛的表侄女，时任天津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她主持演讲会并设宴招待。“一些负责同志陪同吃饭时说，开展批孔，对肃清旧思想，继续革命有好处”。
杨一行三人，大约在9月21日回到广州。
当红的学术明星
这次巡回演讲，杨荣国在全国有了很大影响。李锦全说：“由于他的名声和影响，这次在北京及回到广州后的几个月期间，他受到各路诸侯欢迎，从东北到山东、湖北、湖南以至广西、云南，各省领导都闻风而起，高规格邀请他来作批孔报告，成为全国闻名的大红人。”以至于赵纪彬曾当面开杨荣国的玩笑：“你知道吗？现在我们那儿厕所里都贴着你评法批儒的宣传材料。”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被转发到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1月22日，中央又发一个二号文件，框定了“批林批孔”三个单元的“学习文件和文章”，所列的9篇文章中，杨荣国的独占了三分之一，有《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三篇文章列入其中。
杨荣国也随之成为全国耀眼的“学术”明星。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杨就病了，到1978年8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