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2019年3月10日

文/米鹤都

中国开国十大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去年逝世，但他留下的访谈录成为历史的重要记录。陈小鲁经历文革后多次反思，不再说违心话。但60年代中期前后事件后，他的说话被扭曲为支持赵紫阳、反对邓小平，因此赵的罪名加深，让他懊恼终生。

近日由米鹤都编撰的《对话陈小鲁》（香港睿天文化出版社）——回忆与反思口述史之十在香港面世。此书在陈小鲁辞世周年之际，带来看点。

陈小鲁原口述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表于二零一一年。作者米鹤都于二零一五年秋开始再次对陈小鲁进行访谈，增添了之前缺失及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如他以其特殊身份来谈父亲陈毅与岳父粟裕的恩恩怨怨，还有他带领北京八中的老三届们反思文革、向师长们集体道歉，以及关于他是「中国首富」等的种种传闻，在这部书中，陈小鲁都做了正面的响应和说明。

这部口述史中，陈小鲁特别谈到文革对他的影响：「我一生经历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就是文化大革命。它对我的一生有重大的影响，使我真正认识了社会的体制和弊病。我之所以后来积极参与改革，包括现在对共产党体制的认识，包括现在希望它改革的认识和行为，如果要寻根呢，这些认识的起源都可以寻到文化大革命。比如说经历了文革中那种跟风整人之后，从一九七五年批邓开始，我就决心不再说违心的话了。因此，我离开了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野战军，之后转业、下海、走出体制也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共产党的干部现在就缺乏人格，就是跟着官大的说，而没有自己的人格。这个差别，根源就在于是否认真对文革进行过反思。」

按照陈小鲁的说法，他一生有多次涉及命运的重大决定是与此相关的。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他决定告别体制：「自文革之后，我就给自己确定了一条原则，就是不再做违心的事。」

60年代中期前后，陈小鲁时任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局长兼机关党委副书记。在「清查」中，中直机关党委派来的工作组四下调查也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政改研究室在整个60年代中期前后期间，没有发现上街游行、写签名信和学生串联等等活动。以下是他的说话内容节录：

在这过程中，中央下发了十九号文件，专门讲「动乱」的，同时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来解决赵紫阳问题。这个文件我看了，其中一半儿是不公正的，一半儿是假的。我之所以说其中一半儿是假的，因为其中实实在在地利用了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内容。

那还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八号，我到中南海去办点事情，在海里遇到了XXX。因为我们从小就熟悉，大家也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啊，就停下来聊了起来。当时的局面是学生又开始酝酿绝食，矛盾趋于再度激化。这个朋友就问我：「最近形势怎么样啊？」我说：「形势不太好。」他问我：「紫阳倒不了吧？」我顺口就说：「难说，赵紫阳有可能保不住了。紫阳手上不过就『三、四张牌』。

第一张牌，说紫阳是『大管家』，他虽然不当总理了，但他还是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这点与耀邦不一样。这是老邓给他的任务，还要他管经济。可是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大家抢购。你看，起码他没管好经济，他这张牌没了吧？

第二，说他政治上比较稳健，这也是跟耀邦比较。现在『稳』什么呀？北京二十七万学生大游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张牌也没了吧？

第三呢，就是用人的问题上，赵紫阳没有自己的人啊。谁是紫阳的人啊？要说赵紫阳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但是越是这样的人就越好处理，因为他不牵扯到什么山头。如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话，人家还有点投鼠忌器，对他就没有这种顾虑了。人家耀邦还有『团派』呢，紫阳有什么派？他现在等于是孤家寡人了，好处理呗。」

我说：「现在唯一的，就是看他能不能和平地平息这次学生动乱，平息了或许才能保住自己。」因为他已经公开讲了，要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民主法治的轨道」这几个字，是我在学生游行后一次会上提出来，我说要在民主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不要轻易动武。

学生是爱国的，要肯定他们的动机。否则说人家是反革命，你还跟他对什么话呀？你跟他对话说，你们是反对中共的，你们不爱国，就没法往下谈了嘛。老邓说，这是动乱，但他的动乱讲的是少数人。老邓不能去做工作，他要转这个弯子也太难了。但是这两个说法之间，其实有一个红脸白脸的关系。

我还说到：「共产党总有唱红脸的也有唱白脸的，到了紫阳那儿就可以转一个弯子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紫阳不能够把学生的弯子转过来，这些话都平息不了动乱的话，就说明错了，他就可以下台了。现在必须得和平地平息这个事，否则就是动了武平息下去，他也得被人当作替罪羊踢出去。所以，紫阳现在肯定在提法上不能再讲动乱，这样他才能做工作。可能在策略上，他需要在一些地方和老邓保持点距离。保持距离是为了工作，不是要打倒老邓。」

遭朋友举报妄议中央

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太熟了，发小嘛，我也没有任何戒心，于是就聊得多了点，也深了点。谁知60年代中期刚过，人家坚持党性不徇私情，就向上面把我给举报了。这个朋友的老爹文革后是中央什么几老之一，人家「通天」啊。这时上面正找不到什么紫阳反老邓、分裂中央的有力证据，于是就抓住我的这些话了。可是有意思的是，这些并没有成为我的罪状。实际上，他们能拿我怎么样？也就是自由主义呗。慢慢的，这些话反而跟我没什么关系了，但这却很蹊跷地成了赵紫阳的罪状！

十九号文件讲：「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高参」给赵紫阳出主意，要反对老邓。当时十九号文件我是看到了，看了之后我心里非常的难受。中央文件当然没点我的名，但是你用了我的素材作为证据呀。我后来对他们说：「我人在北京呢，你们至少可以到我这来核实一下这件事，怎么能就这么写入中央文件了呢？」

这件事，也就是议论赵紫阳要下台的事，我没有、也不敢跟鲍彤说，鲍彤都不知道这个事，更何况赵紫阳呢？这怎么是给赵紫阳出主意呢？从常理上，五月八日，赵紫阳当时还是总书记，我这个人说话虽然直，但是还是有点分寸，我能这么一天到晚说总书记要下台吗？我确实不该这样妄议中央领导，说我犯「自由主义」我承认。可这跟赵紫阳有什么关系啊？怎么能把这作为赵紫阳或者我们政改研究室的罪状呀？这哪跟哪呀！这个文件，大多数是这样的内容，捕风捉影。我当时就觉得，真没多大意思。何必呢？这件事情，对于打倒赵紫阳是立了一功还是有了一过，我说不清楚。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讲，这些话是他们找到的一根重磅的稻草。后来的确有人跟我说：「你看，要没你这句话，赵紫阳错误的份量就没那么重了，所以你是立了一功呀！」这件事儿实在是让我懊恼终生。

在对政改研究室重点审查期间，杨尚昆也找过我，也是要我揭发。跟杨尚昆谈话时候，我说，首先，我认为赵紫阳并不支持动乱。你要是说他处理动乱不力，这可以，但是他绝对不支持。其次，赵紫阳没有反对老邓。他可能对老邓的某些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主要是赵在他的「五四讲话」中提出，学生有爱国主义热情，是爱国的。这是他的一个诠释啊。这个诠释对不对另说，你不能就因为这个说法可能跟老邓开始的说法不一样，就说他反对邓小平。不能这么说吧？再次，我说，我很长时间就没有见到赵紫阳了。后来的事情，都是鲍彤传达的。我没法去评论。但是我所得到的信息，研究室正式交代过的，是上面要求我们「不要介入这个漩涡」，「不要去支持学生，不要跟学生接触」，「遵守党的纪律」。

我还对杨尚昆讲了对十九号文件的意见。我说，我看到文件里批判赵紫阳和政改研究室的一些内容，其实这些话我是跟宋xx私下聊天谈的，要不然我不会这么讲。我这个人习惯上总是喜欢对一些事情做些归纳，使其条理化，说完了人家觉得挺是回事儿的。结果这回惨了，让人家当成纲领策略之类的东西了。「三张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是我说的，没错。这是我要检讨的，是犯了自由主义、妄议中央。但这个话跟赵紫阳没有关系呀，我没见过赵紫阳，我也没有跟赵紫阳说过，这是第一。

第二个，在研究室室内，我也没有跟老鲍谈过这个话，跟鲍彤无关。很明显，我没傻到那个程度，赵紫阳还是总书记的时候，我去讲这个？

第三，最主要的是，这些话是我个人对形势的一个判断，而不是政改研究室经过研究提出了这么一个策略，建议赵跟老邓保持距离，绝对不是这么回事。而且，我也就是说红脸白脸，和平地平息学运，而不是像他们说的什么拥赵倒邓，这完全歪曲了我的本意。我说，这个问题，中央可以调查。但这个东西，是我要负责任的，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室的问题，更谈不上是赵紫阳的问题。

后来杨尚昆还找我谈过一次，主要是要我揭发鲍彤。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他介绍了一些情况，说老鲍有「情妇」什么的。我说：「据我所知，那个女的无非就是陪老鲍去养蜂夹道游了两次泳。这些事，反正你们有『手段』嘛，问我没有什么意义。」尚昆当时没有表态。事后有人传给我一句话，说尚昆对我「很失望，白浪费了一个多小时」。没办法，我只能讲我知道的。后来我还听说，有人杜撰我在这次谈话时痛哭流涕什么的。其实，我一不利欲熏心，二不卖主求荣，有什么可哭？无稽之谈。

谁知清查结束后，工作组最终的结论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在风波前『基本上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上面就翻脸了。

然后，上面就二次派来工作组，由中直机关党委的副书记吴云飞亲自来调查，同时还兼有调查前任工作组立场的任务。他们坚持的原则是「动乱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暗指政改研究室。60年代中期前后的清查和整党结束以后，第二个工作组也不了了之，最后就是没有任何正式结论。但无论如何，当然就是要把政改研究室的编制撤销。这期间，除了犯「自由主义」外，我没有其他的错误，没有受处分，而且当时还是留守的党委书记，负责这帮弟兄们的遣散、善后。这期间，我也开始认真考虑我的后半生了。

没有汲取文革的教训

那时，我一直在想，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真的没有接受教训。都到了这年头了，还是使用这种手段。老邓一句话就行了。但是你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像张学良似的，有意思吗？而且，怎么经过文革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打这种小报告呀，什么人品呀？！总之，我心里觉得非常的难受。

我觉得像我这种人，老有点独立的思想，老爱发点议论，而这个议论跟领导的意图往往不大一样，这样的人是不大适合在中央工作的。后来，我有点心灰意懒了，我觉得我是不大适应这个体制的。我虽然没有受什么处分，但仍然是带有烙印的，好像你就是赵紫阳的人了，人家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你。这期间中组部的一个领导也跟我谈过，他开始就说：哎呀，你放心，你今后的工作问题，我们一定要好好安排的。我心想：「什么安排不安排的？」无非就是想要我讲讲「内幕」嘛。我们开会都是公开的，研讨结果也都是有文件的，没什么内幕。

我感觉实在没法奉陪了，终于下了个决心，就是从此不在体制里干了。不仅告别了军队，也告别了体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能再说违心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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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陈小鲁的一生，在他历史上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好像都充斥着争议：褒与贬，毁或誉，而且还是那样的鲜明。因此，他能否在历史上留下清名也未可知，但是在人格与权贵利益面前选边站的时候，像他这样做抉择的红二代毕竟凤毛麟角。也许，这就是他的命定。还是那句老话：「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了解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镜像，请读《对话陈小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