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多维》2018年10月4日
文/余一竹 应濯
近期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集体性焦虑，越来越多的人对未来开始感到迷茫。这是中国在转型周期内的必然现象，但中国政府必须引起重视，设法消除社会负面情绪，稳定社会预期。
坦率说，近期中国社会确实弥漫着一种集体性焦虑，越来越多人对现状感到担忧，对未来开始感到迷茫。即便是一直对中国持有乐观态度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发微博称：「我最近发现，社会深处弥漫着一种低落的情绪，一些人对未来缺少信心，觉得中产阶层的生活要受冲击，民营企业要受冲击，基层治理会变『左』，等等。」应该说，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和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胡锡进的说法颇有代表性。为了解决问题和引发重视，本文特列出中国社会十大代表性焦虑。
一是对中国政治走向的焦虑。这部分的焦虑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尽管一些社会现象的变化让一些知识分子觉得扑朔迷离，但总体上知识分子还是怀有期待，寄希望于领导层通过特殊时期的新权威主义（Neo-authoritarianism）为国家政治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但十九大后的政治走向，超出了不少知识分子的认知范围，他们普遍难以理解这种变化背后的现实逻辑，有些人甚至由此变得心灰意冷。
二是对经济发展形势的焦虑。201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传统方式变得愈来愈难以奏效，北京为此下大决心提出供给侧改革。然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转型阵痛更是难以避免。过去几年中国所出现的经济下行压力，尤其是那些不容乐观的数据和案例，正是转型阵痛的具体呈现。再加上中美贸易战以及生存日益艰难的民营企业现状，使得人们难免对经济形势感到担忧。
三是对中美贸易战前景的焦虑。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战不断地升级加码，双方各有冲击。尽管中美两国也在持续博弈中，谁胜谁负在当下还难以断言，但由于中美之间客观上依然存在较大实力差距，再加上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冲击和心理影响，一些中国民众难免会产生某种悲观心态，甚至出现了一些投降主义论调。
四是对言论管制的焦虑。近年来，言论管制非但未如一些人期望的那样会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序进行而逐步走向开放，反而这几年的监管更加严厉。不管是政治类议题，还是普遍社会类话题，都受到严格管制，社会公共空间遭到严格审查。尽管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出于有效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维持一定程度的舆论管控有其合理之处，但过于严厉的管控，经常被质疑为过度保守和管理僵化，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会陷入言论审查与活力不足的担忧。
五是对基层治理的焦虑。近年来随着中国政治有效克服中共十八大前「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弊病，昔日被遮蔽的威权体制的另一深层缺陷——层层加码和宁左勿右所造成的政策用力过勐，却日益暴露出来。比如，去年北京大火事故之后的安全大整治专项行动沦为对所谓外来「低端人口」的粗暴清理。这些基层治理行动都因政策执行用力过勐而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这既有伤政府的公信力，又令不少人担忧基层治理会变「左」。
六是基层官吏的焦虑。任何高层的政策，都要经过层层传导，最终派发到基层官员身上。在过去，由于工作重心相对单一，主要是经济发展，加之高层政令有时难以走出中南海，所以基层官吏尚可应付。可随着最高层权威空前犟化，各级官员也为了规避压力而层层加码，加之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政策，导致基层官吏压力陡增，他们不得不高负荷运转，焦虑情绪自然随之产生。
七是民营企业家的焦虑。尽管日前习近平、李克犟分别在公共场合力挺民营经济，但在中国经济下行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背景之下，中小民营企业成为转型阵痛的最大承受者。加之「国进民退」疑虑未停止，而一些政策设计往往过于理想主义和缺乏深思熟虑时常给中小企业带来困扰，比如「社保入税」改革就令中小企业普遍焦虑税费负担会否加重。不久前消灭民企的论调尽管纯属无稽之谈，却能在中国舆论场盛行一时，正是因为反映了民营企业的担忧。
八是中产阶级的焦虑。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催生了一大批中产阶级，他们本应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却普遍面临着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压力，担心阶层跌落。若在经济快速增长时，他们在承受生活重压之馀尚可寄希望于未来，以时间换取空间。可在内有经济下行压力、外有贸易战的当下，他们对于未来的信心就难免变得脆弱。
九是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焦虑。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和少子化並存的时期，一方面老人数量和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新生人口的增加难以达到预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生活压力下放弃生育子女。与此同时，政府养老金除了区域严重不均衡外，还面临日益扩大的缺口。在此背景下，尽管考虑到未来生产力的提升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未必无解，但许多人的悲观和焦虑是不可迴避的现实，他们担心老无所依。
十是对国家政策预期不明朗焦虑。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政治发生深刻调整，新的权威得以犟势形成，领导层可以有更大空间去推行政策。这也是为何近年来中国各类改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小政策层出不穷的原因，而且每一个政策出台都雷厉风行。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改革和政策因为太过急躁並不尽人意，要么实际效果不甚理想，要么直接引发众怒。在此情况下，许多人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新政策，不知道生活会不会被冲击，因此而产生焦虑。
以上所列举分析的十大焦虑不过是近段时间来诸多社会焦虑中的代表性例子。必须认识到，当前中国就处在转型週期内，从政治体制到经济结构，从意识形态到社会民生，各个领域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值此之际，出于人类渴望稳定、期盼积极预期的天然本性，再加上大部分群众缺乏全局视野和透视能力，人们因为一些眼前的不确定和不足，产生焦虑、低落情绪是必然的。尤其是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和中产社会，在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后，民众的权利意识在快速上升，这种社会阶段性的变化和太过严厉的单向政治与言论管控形成冲突，又恰逢内外各种压力不期而至，群体性焦虑必定会油然而生。
对此，中共一方面要有政治定力和改革魄力，继续切实推动改革，不能因为一些人的焦虑而故步自封，另一方面，要在政策设计过程中考虑到如何抚平社会焦虑，要切实照顾到受政策影响的民众的切身利益和心理感受，注意改革政策的实践逻辑，把握好政策出台和推行的频率节奏，及时纠正被扭曲的政策，尽可能消除负面影响。要认识到，除了政治家的政治定力和改革决心外，群众的民意支持同样非常重要，在社会转型和改革进程中抚平老百姓的焦虑是政治家的重要工作内容。对政治家来说，绝对不能用政治加压的方式消除焦虑，因为那样不仅不能化解焦虑，反而会让焦虑在政治重压下加速积累。
在中共的政治实践中，过去为了效率而牺牲民众感受，或因为集体主义和威权体制的内在短板，而不太重视——有时候甚至是牺牲个体利益的情况，以至于发展成绩不错，却总是难被理解，反而给外界形成落后的专制形象。进入新时代的中共，一定要吸取以往的教训，一定要相信群众是愿意和国家一起改革，要将改革的过程管理上升为一门艺术，真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在锐意推动改革、追求实效和寻求民意支持、抚平改革过程中的焦虑之间达成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