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亚洲周刊》
文/章海陵
一九九一年前苏联解体，深受前苏联命运影响的中国该向何处去？广州学者林贤治在近作《巴金：浮沉一百年》中“借巴金酒，浇中国块垒”，警醒中国勿走红色苏联自毁之路，勿忘文革，反思文革！
八月十九日是下少中国人特殊的纪念日。前苏联执政七十年. 号称有几千万党员，庞然大物一夜之间垮了！这是中国领袖邓小平九二年南巡时的惊呼，这位改革总设计师还承认，红色苏联垮台令他夜不能寐，他说，成千上万老百姓在苏共中央大厦前自动聚集，当中央工作人员撤出大楼时，伴随他们的是什么呢？是“老百姓的口水和垃圾”！其实，对前苏联命运更关心的，是千万中国百姓，他们难忘“苏联今天就是中国明天”的口号，曾是何等激动人心！时至反修年代，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更是萦绕许多痛苦民众的心头之问。
不管是邓小平，还是普通百姓，急切关注俄罗斯目光的背后，乃是响彻神州大地的世纪追问：中国向何处去？面对这一追问，广州学者林贤治的近作、学术专著《巴金：浮沉一百年》作出了精采回答。该书近七百页，于前不久落幕的二零一八年“香港书展”现身，没引起年轻一代特别注意，有人生阅历的中年读者才为之驻足与翻阅，但即使是他们也没想到，这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书。它深刻、厚重，既别开生面，也文采斐然；它“借巴金杯酒，浇中国块垒”，值得各层次读者细看，一看再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家克罗齐此说问世时掷地有声，但也很快沦为时髦口头禅，不少平庸学者对当代大事雾里看花、随波逐流，陷入尴尬也若无其事。比如，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一些知识人无原则地赞扬，或无评鉴地攻击；一九九一年前苏联突然垮台，他们讶异、目瞪口呆，又不负责地轻率剖析原因。究竟如何看待俄国命运，林贤治在《巴金：浮沉一百年》中指出，与一些学人反其道而行之的，是热血青年巴金，他有良知、卓越而坚定。
一方面，巴金高度评价十月革命，指俄国这场暴动是对压迫与惨祸的反抗，是民众争取自由与正义的热望，是建立新生活方式的志向，要废除一切使人沦为奴隶、受到压迫的恶行，要寻求自由、平等和博爱；俄国革命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世界大事，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的大事业。而另一方面，巴金又极其难能可贵地指出， 俄共一旦胜利，就开始阻止革命发展，用尽全力夺取政权，把一切事务.掌握手中，专由他们来解决；只要是党的计划，就必须实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最初压制有产阶级，党的势力一天天增加，民众权利和自由一天天减少：获民众拥护，却摧残民众、背叛民众，这种现象历史上并不鲜见。“在巴金看来，布尔什维克党走上背叛人民的道路是必然的”。
马克思主义也受到巴金严肃批评，他认为，急进、激烈的政治革命并不能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既要革命，又极力主张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是“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大矛盾。这矛盾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致命打击，得不到工人阶级的信任，也不能帮助工人阶级。巴金也没放过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认为他是断送俄国革命的罪人。
巴金多么“幸运”！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一九九一年的前苏联变天，两场世界级风暴发生在同一个百年，两者更属于同一宗历史事件，即这次红色革命的头与尾，而巴金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全过程的见证者、评论者、受难者及最终的胜利者。历史证明了巴金眼光的精准与独到，他“笑到了最后，也笑得最好”。只是今天青年不明白，更无从了解，巴金的笑是泣血的无奈之笑，是曾经的狂歌当哭。
在崇尚红色经典的新中国，对俄罗斯和十月革命只能热爱，不能痛心，更不能批评，新一代人尚能想象和理解。但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尤其在大批三十年代左翼作家意识中，不 得对红色苏联说三道四，太匪夷所思，而当年巴金正由此遭受排斥与抵制。事实上，控诉封建势力，抗议资本剥削，巴金的言论与信念绝不输于任何左翼作家，但他也批评“至高无上”的列宁，即被视为另类与异己，或干脆是反革命。唯有左翼作家主将的鲁迅力排众议，坚称巴金是优秀、进步的作家。
鲁迅珍爱巴金，是惺惺相惜？巴金敬重鲁迅，是知遇之谊？不，是无政府主义把二人维系在一起。巴金性格内向而执着，一旦信奉了 “主义”，只要认为正确，就从一而终地坚持下去。他肯定俄国革命的正义性、但反对列宁的专制，皆出自他的无政府主义理念。鲁迅不也有“无政府”倾向吗？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也相信无政府主义。更有甚者，李大钊、瞿秋白、彭澎和周恩来等知名共产党人早前也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其中，最不能忽视的是青年毛泽东，他喊出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强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无政府主义无损领袖与政治家们的光辉肜象，而巴金却被左翼作家视为大逆不道，国民党视他为十悪不赦，无非他是无权无势的一介平民，是无党无派的普通文人。政治有色镜、舆论晴雨表何其势利而无聊！
但有一个历史细节无法绕过。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接见巴金时说，“奇怪， 别人说你是无政府主义者”？ 巴金回答，“是的。听说你从前也是”。毛泽东可能故作惊讶而问，也可能确实不知对方为该信仰撰写过大量文字。巴金则提醒面前的政治大人物不要忘本，无政府主义者的 “本”。此时，巴金仍怀有坚守信仰的勇气和底气。四年后，中共赢得三大战役胜利， 新中国旋即成立，巴金对信仰的坚守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他是职业作家与出版人，是三口之家及大群亲友的経济支柱，面对生存压力，他不能不诚惶诚恐。无政府主义成了 “心头大患”政治心魔开始折磨他，而他只能战战兢兢、退让和作揖。
新中国成立前夕，追随中共的众多红色作家、急于洗心革面的旧文人都曾以为，反苏、 反共、反列宁的无政府主义“顽固派”巴金将受到无情打击，却没想到他反倒成了最受新政 权厚待的知识分子，只差没有被接纳加入中共，如此尊荣、殊荣令各色文化人大为钦羡。何况反右运动前及六二年短暂“宽松”期，巴金都有过各种“大胆犯上”的言论，但当政者熟视无睹，仍对他“爱惜有加”。改革开放后至离世前，巴金不仅重获当局厚待，“荣衔”更升至副国级。在巴金故乡四川，当局甚至为他树起两米高的纪念铜像。
巴金的命运和遭遇大可称为当代中国之谜，但谜底究竞何为？是鲁迅对他“优秀”、“进步”的嘉许？是毛泽东四五年接见巴金时，双方对早年信仰的体认？这些理由只能猜测，而无法证实。但有一线索或可追踪，那就是巴金对无政府主义信仰的坚守，祖国与历史因而尊重、感激他。不过，无政府主义远不是“终极”真理，它自身含有可怕不足。早年的无政府主义者、晚年的文革英明领袖毛泽东一再倡导无法无天、造反有理和先破后立，已无法得到历史同情及后人谅解。巴金文革中作为“反共老手”惨遭各种凌辱和揪斗，他的爱妻、儿女的慈母萧珊于派出所民警在场的情况下，险些被北京红卫兵的铜头皮带打瞎眼睛，也是无政府主义遗毒的明证。
无政府主义是解毐剂
但是，无政府主义的正面价值更不容忽视。首先，如 《巴金：浮沉一百年》作者林贤治所指，无政府主义是解毐剂。它能消解与清除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 的毒，而这些“主义”恰恰是各种不义、暴虐和贪腐最牢固的掩体。另外，无政府主义宣示自由、公平，具有强大感召力也是不争事实。略有记忆、辨识能力的人都不会忘记，无政府主义实为法国大革命所催生，更藏有巴黎公社原则的音符。公社的正义之魂也一直在神州大地徘徊，早在文革年代，从杨小凯到“李一哲”都通过大字报呼吁阈家公务员由民选产生，他们不可享受高薪，可以随时受撤换。“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消灭不了的（马克思语）”，令老三届一代人如沐春风，终生难忘。而早年的无政府主义者、饱受文革之害的巴金则坚拒政治软骨病，直至晚年都巨人般地高喊：勿走红色苏联自毁之路！勿忘文革，反思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