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文/梁文道
1、两个“9.11”
9月11日确实是个特别的日子，世界历史的转捩点。
和我们今天熟悉的“9·11”相似，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另一场“9·11”事件也在后来的大众文化当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例如维也纳乡郊特别响亮的教堂钟声，那曾是奥斯曼军队来袭的警报，还有牛角包，是大伙为了庆祝击退奥斯曼的特制面包，它的造型来自对手旗帜上的一弯新月。
甚至托尔金在《魔戒》里头写到“米那斯·提力斯”（Minas Tirith）遭到围攻那一段时，他参考的原型就是1683年9月11日的“维也纳之役”，小说里城内的“西方人”是当年历史上的维也纳人，城外邪恶的“半兽人大军”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
《魔戒》中围攻Minas Tirith
1683年9月11日，奥斯曼帝国大军最后一次围困维也纳。
自那一天起，欧洲人就再也不必害怕这个曾经使得他们心惊胆战、夜半无眠的老对手了；他们的王室终于可以停止进贡割地，不必讨好自称是“地平线之主”的奥斯曼苏丹。
自那一天起，奥斯曼帝国就停止了它在欧洲的扩张，并且开始逐渐失去它在这块大陆上的属地；曾经战无不胜的征服者几乎自此就没有打过一场值得称道的胜仗，等着他们的，是长达三个世纪的缓缓衰败。
2、它真是一场“圣战”?
《维也纳之战》（Bitwa pod Wiedniem，又名《1683年9月11日》）
2012年，又有一部叫做《1683年9月11日》的波兰和意大利合拍的电影描绘这场战争。这是部十足的烂片，在影评网站“IMDb”上只得到了两星。
对这部电影反应最热烈的，反而是一些欧洲各地的社群网站，那些网站全都带着浓厚的右翼色彩，经常揭露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不文明表现”，抨击各国政府和欧洲一大部分人的“多元价值观”，他们攻击伊斯兰，他们捍卫西方人的基督信仰传统。
这部电影则很符合这些网站的世界观，把伊斯兰入侵描绘成欧洲人几百年来的梦魇，将两个信仰两种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看成是西方世界最根本的问题。
对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以及深受这部电影鼓舞的观众而言，三百多年前的那场“9·11”战役简直就是2001年“9·11”事件的前身，说明了穆斯林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西方文明发动“圣战”的企图，而今日与往昔的最大分别就是现在没有人敢义正词严地站出来统合整个西方，以奋战至死的壮烈态度去对伊斯兰说不。
难怪最近又有一些人开始在网上社群之间推介和发送这部片子，在他们看来，正在涌进欧洲的难民正是三个世纪前那场入侵的回响和遗绪。
历史的确是这样子被记住的，从17世纪的民间传说和歌谣，到20世纪的《魔戒》，再到21世纪的烂片和一群历史迷的讨论，“维也纳之役”总是被描述为一场两大文明两大宗教之间的“圣战”。
这有错吗？没错。因为当时哈布斯堡家族对外求援，打的就是基督徒联盟的旗号，号召全欧洲的基督徒（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要担起抵抗异教徒侵略的责任。
参战各国里头，无论是在威尼斯共和国、巴伐利亚选侯国、托斯卡尼公国，还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几个侯国的土地上，也真的看不到一座清真寺的尖塔。这是个非常干净非常纯粹、容不下任何基督信仰之外一切宗教的欧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真是一场“圣战”，最起码战争的这一方全都有着可以共通的信仰。
正邪不两立的维也纳之战（油画）
3、不简单、不好理解、不整齐的历史
只不过历史没有故事这么整齐，因为战线后方居然有另一个基督徒王国拖住了大家的后腿，那就是法国了。
彼时法国最大的敌手并非被隔在德语世界之外的奥斯曼，却是近在身旁的哈布斯堡王朝。所以它和奥斯曼帝国互通款曲，自己不派兵援助教友也就罢了，居然还积极收买神圣罗马帝国底下的贵族，劝他们别管维也纳。要是用今天那些右派的观点来说，这自是十足的“欧奸”做派。
由于这段插曲太不光彩，无法顺妥地整合进“圣战”的大叙事里头，于是现在西方那些“圣战”论者多半会略过不提，就像他们略过其他很多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与现实社会环境一样。要紧的，始终是那个正邪不可两立的绝对二元世界观，毕竟那才是简单的、好理解的、容易激动人心的好故事。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战场的另一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边，他们是否也认为自己正在发动一场“圣战”呢？他们真的是为了信仰的扩张而战吗？甚至，他们是否全是“东方人”？全部都是穆斯林？
今天的游人若是来到伊斯坦布尔，他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抬头，好仰望那铺展在山丘与海湾之间的一座座穹顶，以及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呼拜塔，从而忘记脚下石子路旁的老房子有时也会透露出这座城市，乃至于整个早已消失了的帝国的另一重面目。
就拿那些老旧木头房子门外常见的一种石块来说好了，它们多半是方形的，边角不甚整齐，经过年月洗刷，表面凹凸不平。当初这些石头的主要作用是放置每一户人家吃剩的饭菜，好让街上流浪的狗不必为了争夺食物而打架。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善待流浪猫狗，弄得满街都是动物。
他们也杀生，可是他们就像所有好穆斯林一样，用最快的刀，最短的时间，让注定要被吃的羊别受到多余的痛苦。除此之外，一切无谓残害动物的行为都是罪过。
那时候，欧洲各国派驻伊斯坦布尔的使馆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外交人员叛逃，因为大家都想投靠这个更加文明更加强盛的世界帝国。
这不是为了美化终将腐朽、日渐狭隘的奥斯曼帝国，而是想要稍稍解释，
1683年9月11日那天清晨，围在维也纳城外那支部队的来历。那个百年来威胁着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帝国，并不是一群野蛮的化外游牧民族，更不是托尔金笔下那些形貌可怖、茹毛饮血的“半兽人”。他们甚至并不都是穆斯林。
奥斯曼帝国衰亡前的君士坦丁堡
当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片穆斯林统治的角落也被西班牙的天主教王朝“光复”之后，那里的犹太人就开始逃难了。奥斯曼帝国接纳他们，不用他们改宗伊斯兰，让他们在辽阔的辖土内自由集会，自在经商。
有些特别念旧的家族保留着格拉纳达故居的钥匙，预备万一有天还能回家，19世纪一些西班牙人来到伊斯坦布尔猎奇，很惊讶地发现这里居然有人和他们说家乡话。
苏丹要是有事和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牧首商量，一定只在教堂后门外头，就和他们从不踏入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一样，他们生怕后人会以“哈里发”也曾来过的借口强行把教堂改为清真寺。
所有在维也纳以西找不到容身之地的异端邪说，全都能在东方的新月旗下得到庇护。后来流行文化里头所描述的“穆斯林大军”，其实是从帝国各个角落征召而来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所构成的联合部队。
所谓“圣战”，其实只有在守卫维也纳的这一方才说得通，因为这边才有清一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说了这么半天，是为了给出一个背景，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牛津大学史学家尤金·罗根（Eugene Rogan）的这本杰作：《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英国历史学家尤金·罗根（蒋立冬绘）
4、一战是如何发生的
这本书引用了大量以前为人忽略的史料和文档（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材料）的战争史。在现代世界里面，原来第一个提出要团结全球穆斯林、发动“圣战”来共同打击敌人的家伙，并非伊斯兰信徒，反而是个德国人。他的名字叫做马克思·冯·奥本海姆，是个出生在银行世家的男爵。
早在1906年，奥本海姆就已经预言了：“未来伊斯兰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伊斯兰力量之大、地域之广，终会给欧洲各国带来重要影响。”
具体点说，他的计划就是要激发穆斯林“尚武的天性”，重新唤醒最初伊斯兰信仰扩张时那种人人视死如归的狂热，让他们“一手持剑，一手《可兰经》”，响应一位伟大导师甚或先知后裔的呼召，赶走骑在他们头上的欧洲殖民势力，对付那些瞧不起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西方异教徒。
他这套想法非常激进，就连当年绝大部分的穆斯林自己也没有想过，偏偏德皇威廉二世十分重视，聘请他当“首席法律顾问”，专门在御前汇报穆斯林世界的状况。于是这套主张开始流传，在德国成了广为人知的“伊斯兰政治”（Islampolitik），赢得许多人的信服。
为什么一位德国“东方学者”会构想出这么古怪的论述？而且还要受到官方支持，想要把它变成实际可行的策略呢？
那是因为这些德国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是全球穆斯林“圣战”的敌人，相反地，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俄罗斯人才是伊斯兰世界的真正仇人，是他们占据了穆斯林的土地，将它们纳进庞大殖民帝国的管辖范围。
恰好这两个国家皆是德国的对手，而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在敌后策动谋反当然是个好主意了。
只不过主意虽好，实行起来却还是少了最重要的一环；尽管德国也可以派出庞大的间谍队伍，深入敌后策动阴谋，可他们也是西方异教徒，未免师出无名。
于是他们便将目光投向早已沦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极力拉拢这个正被列强割据蚕食的老朽帝国，毕竟它的苏丹依然拥有“哈里发”的头衔，大可名正言顺地号召“圣战”。
接下来的就都是历史了，德国果然顺利地和土耳其结盟，发动起一场针对英、法、俄等其他强国的“圣战”。这场战争，我们今天管它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宣布参战后的伊斯坦堡，大批民众与官员，军士举着各种旗帜，在战争部大楼前游行。图/美联社
5、老帝国的新对手
尤金·罗根从另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侧面，真正补全了这场大战在世界史上的意义。
我们不妨大胆地说，恰恰是奥斯曼帝国在它这场最后“圣战”之后的瓦解，造成了现今世界其中几种最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往昔，奥斯曼人习惯把它管辖的地方叫做“和平之土”，在其统治之外的世界则是“战争之土”。这个划分看起来非常可笑，因为它控制的地方几乎全是依靠战争征服得来的。
不过，这个想法背后却有一个相当久远的历史基础，可以上溯至古罗马人所说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甚至波斯居鲁士大帝所缔造的宽容和平，那就是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国之下，所有臣民都不应该为了信仰以及族裔的差别而拔刀相向。
果然，奥斯曼崩溃的结局，就是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此后几乎从不休止的血腥战争。不断变形又不断自我分裂的民族认同运动，和幽灵一般不停回归的宗教认同政治，正是这一切争端的最大催化剂。
不过话说回来，奥斯曼帝国在当年最后一次围困维也纳时都没有祭出“圣战”大旗，到了它的末日却要乞灵于这个德国人所启发的战略，这是否也说明了某些历史的趋势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呢？
从来不把宗教当成治国意识形态的土耳其人，此时忽然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圣战，亮起久已遭人忘怀的“哈里发”身份，是因为古老帝国遇到了它不曾见过的新对手—民族主义。
在20世纪的初始，帝国、宗教以及民族这三者之间的繁杂角斗，正是尤金·罗根这本书最叫人叹为观止的地方。
一直以来，欧洲列强对付和肢解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鼓动民族主义，不止在宣传上支援它广大辖土内各个有心谋求自治的民族主义者，甚至干脆动手出兵。现代世界的第一场“圣战”失败了，宗教认同暂时输给了民族认同。
可是在接下来的一百年，我们还会看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屡次回归，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政治展开偶尔接合、偶尔断裂的缠绕戏剧。
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向右回转，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一再鼓动起西方世界的民粹潮流，我们现在读《奥斯曼帝国的衰亡》，或许会有历史幽灵始终不散的感慨。
向以色列军队投石的巴勒斯坦抗议者
曾经，奥斯曼帝国衰亡前的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