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8年5月
文/曹景行
春暖花开，一百七十位年逾花甲的上海朋友包乘了四部旅游大巴，一早五点就离开上海，前往五六百公里外的安徽黄山。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并非黄山景区，而是五十年前曾经的家，今天被称为东黄山风景区的黄山茶林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当年下乡的上海知识青年，先后来到这个农场的「五七连队」种水稻。很遗憾，我无法参加「下乡五十周年纪念之旅」，只能跟随着他们不断用手机发送的图片和视频再次重回故地。
「五七连队」原址的大片土地上，如今只剩下两栋孤零零的破旧房子；靠公路那面牆上的毛泽东像宣传画还斑驳可见，作画的「老五七」朱政惠（后为上海的大学教授）却已经去世四年多了。就连旧房和残墙也都到了时间的尽头，农地中间新埋入的一块大石上刻着「东黄山国际小镇」工程奠基的字样，时间为去年底。早先我们竖起「农业学大寨」标语的地坎上，现在换成了「北京城建集团」一排大字。事过情迁，谁不感慨万千！我在微信上说：「五十年前流汗流血流泪的地方，再看一眼作为告别；明天这儿就要换上新颜，却不会再让我们留恋。」
黄山茶林场也变得认不出了，今天的欧洲城堡式度假区最靠外那栋别墅，原先正是我成家后住了三年的小平房。看着「老五七」照片中一张张带着岁月沧桑的笑脸，我在手机上对他们说：「那时我们二十，今天我们七十；那时我们带去了灼热的青春，今天仍能触摸到余温。不知还能再去几次，也不知旧日的痕迹还能残留多久，也许就把今年一批批黄山人的返乡之旅，当作一次郑重的告别，从此往日只留在心中。」今年我和妻子应该回去一次，补上「五十周年纪念之旅」。
其实我们这些老知青年岁也不一样，最多相差十岁上下，有「老三届」和「七字头」的区别；至于这种区别，今天除了我们自己，大概已经没多少人搞得明白，就像年轻记者很少能弄清楚我们农场知青同「插队落户」知青的区别。甚至连「知识青年」（知青）这个名词如何产生的，为何特指那些年间自愿或更多是不自愿去农村的城市中学毕业生，现在都成了专门的学问。但不管怎么样称呼，我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城市青年学生「上山下乡」运动的产物。
下乡十年有何得失？
我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时恰遇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停止招生，拖了两年当局才安排工作，一半同学必须去农场务农。五十年前的八月二十日清晨，几十辆长途汽车把我与其他几百名同龄学生从上海送去安徽南部深山的黄山茶林场，到达时已经天黑。行李都很简单，好多种生活必需品都是配给的；不久前我翻找出保存完好的农场「录取通知书」，背后写着「牙膏两支已购」的字样。印象很深的，是第二天广播新闻中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坦克开进捷克首都布拉格；「布拉格之春」从爆发到被镇压，到今年也五十周年了。
更大规模的知青下乡运动还在后面。那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新一条「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么一来，后几年当局更以「一片红」方式每年把数以百万计城市学生直接发配到农村「插队落户」，造成了人数大约在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之众的庞大知青群体。一九七六年后随着文革结束，各地知青开始陆续返城，只剩下少数一些继续留在农村。
知青在农村经历的种种苦酸甜辣，早已不用对外人多说，更不是今天年轻一代能够体会和理解的。所谓「青春无悔」，只不过是心理上自我安慰的豪言壮语，毕竟人生只有一次青春。曾有人问：「你们下乡十年到底有何得失？」我的回答是：「十年青春岁月的消逝，不是用简单的加加减减就能够做个了结。但可以肯定地说，农场十年给了我们超过一般人的承受能力；有了这么一段经历『垫底』，后来不管遇到什么意外变化、什么困苦境况，都不难去面对、去承受。」我说的「后来」，当然也包括后来的香港岁月。
知青退休之后
四十年前，我与妻子离开农场举家回上海同读复旦大学，命运从此改变。记得邓小平去世后我去跑马地新华社灵堂致哀，一位香港媒体记者问我为什么要来，我说：「要是没有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我今天就不可能在这儿跟你们说话。」
但像我们那样有幸考上大学的，在知青中百中无几。文革结束后几年回城知青一千多万，能安安稳稳当个普通职工、结婚成家已算不错；岂料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改革到来，正是他们孩子长大最需要花钱的时候，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工人下岗，许多老知青四十来岁中年失业，不得不另觅谋生之道，再次尝到人生的艰辛。其中一些有胆有识的佼佼者抓住了市场经济新潮的大好机会，辛苦打拼，做出一番不错的事业，但毕竟还是少数。
时至今日，当年的知青绝大多数已经退休。上海的朋友大多生活还不错，不少在家中忙于为孩子带「第三代」，也有许多国内外到处旅游，多半时间不在家，还有一些已经找到养老之地准备安度晚年。一般来说，有了三五千元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险，又有自己的房产，子女也都成家立业，这样的老年生活就没多大忧虑。但也有一部分老知青处境不佳。最近一次上海老知青活动中，一位老人对养老问题特别关注，以他不多的退休工资进不了像样一点的养老院，以后怎么办？另一位老人对当前的医疗状况特别不满，好医院人满为患，费用又高，弄得他医疗保险入不敷出。在老知青中他们的想法应该有相当的代表性，当然还有更加困难要靠「低保」过日子的。
困境出能人
回想五十年前，千百万风华正茂的年轻学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确定无疑是历史的悲剧。但这场空前也应该绝后的「上山下乡」运动，也给后来的中国历史留下了重要而独特的痕迹。月前我在北京采访人大、政协「两会」，近看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前排就坐的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物，发现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中，排名前三的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和排名第六的赵乐际都曾是下乡知青。再查一下，中共十九届政治局委员二十五人中，共有十二人当过知青，包括新近出任要职的刘鹤与杨晓渡。另外，主席台前排还有一位曾经的知青，那就是新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
也就是说，在今天中国党政最高层里面，昔日知青居然占到一半，远高于当年知青在全国同龄人口中的比例。原因何在？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知青历史的金光耀教授（也是黄山茶林场老知青）认为，知青多来自大城市，文化教育水准较高，有利于后来的发展。而且困境出能人，当过知青的往往肯吃苦，懂世情，讲实际，敢开拓，愿承担。他们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和得益者，具有承前继后的独特政治优势。虽然今天的知青群体已经老去，未来十年的中国却很可能仍然「知青当家」；这个家当得好或不好，所有的功过是非，都会成为后人对我们知青一代作出历史评估时的依据。希望最后的结论能是：「国家曾经辜负了他们，他们却没有辜负国家。」
（作者为香港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