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8年5月

文/黎蜗藤

今年是日本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一百五十年前，没有多少人料到短短二十多年后，蕞尔小国日本就能在甲午战争中战胜庞然大物的老大帝国；再过十年，日本又战胜俄罗斯，近代史上黄种人第一次战胜白种人。

十九世纪中叶，中日几乎同时被西方强权打开国门。其后，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又几乎同时进行。为何弱小的日本能先崛起，强大的中国却长期积弱？这个无论对历史学界还是普罗大众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当然可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分析。但两国国运的交叉点在甲午战争，其决定性战场是海战，日本海军战胜中国是日强中弱的最直接原因。因此，不妨把视点简化为：中日海军几乎同时现代化，为何日本能战胜中国？

笔者认为，中日由于地理与历史之故，对海洋抱有不同态度，进而影响了双方在海军近代化建设上的思路，乃是重要原因。

对海洋抱有不同态度

传统上，中国的核心是远离海洋的中原与关中，大部分土地都连为一体，汉人又是农耕民族，海洋在政治、国内交通与经济生活都不占重要位置。对日本来说，海洋就重要得多：日本人虽然也以农耕为主，但日本既在岛上，本州岛又多山，平原离散地分布在沿海，以致即便在本岛内海岛的交通，海路也比陆路更方便；更不提在海岛之间的交通及到朝鲜都需要经海路了。地理属性已决定了中日对海洋态度的差异。

当然，差异并非一成不变。因陆上丝绸之路被西夏阻隔及其后丧失半壁江山，宋朝鼓励国民海外贸易，中国航海进入繁荣期。与此同时，日本平安朝的藤原氏行锁国令。中日对海洋的态度出现逆转。但在明朝，逆转再出现。朱元璋实行禁海政策预示中国航海未来的衰落：虽然明成祖时代有郑和七下西洋与亦失哈九巡东北的壮举，惟成组一死无以为继。进入战国时期的日本却鼓励航海。明朝中期的倭寇中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日本领主鼓励流民从事倭寇，而中国则行禁海令把海民逼成寇。明代时的中国人事实上有庞大的海上力量，但在统治精英看来他们都是要被防守与剿灭的海贼。正是从倭寇时代起，“防”成为中国的海洋战略。稍后丰臣秀吉东征朝鲜，虽然只源于个人欲望，也开启了日本“攻”的历史记忆。

日本在十七世纪中期停止朱印船制度率先闭关：满洲人经过数次反复，在十八世纪中期也奉行锁国政策。两国的海洋战略又再“拉平”了。十九世纪中期成为对两国都公平的新竞争起点。

在中国，倭寇时代的“海岸防御战术”长久影响水师建设。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广东水师编撰的《洋防辑要》还充斥着反倭战例。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见识了英国的船坚炮利，意识到传统的海岸防御战略的落后，于是委托魏源编撰《海国图志》。书中介绍世界诸国情况的同时，也第一次提出来近代海洋战略。魏源重视海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建立新式海军，从海岸防御转变为“御敌于海上”。惟魏源的海权思想仍停留在“海防”上，甚至提出放弃孤懸海外的小岛的构想。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被贬，中国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筹办海防。曾国藩与左宗棠分别开设江南制造局与福州船政局制造小型船舰。中国筹建海军，建立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大水师。这时中国海洋政策经过两次大辩论。一八七五年，西北回乱之际有“国防议”，聚焦“塞防”与“海防”之争。最后塞防占上风，中国为西北战事支付巨额军费，无可避免地减少了海防投入。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中国赢了陆战但在海战一败涂地，海防才能更被重视，于是有一八八五年的“海防议”，全力投入海军建设。李鸿章控制的北洋水师，主力战舰都从英德等强国购买，实力为东亚之首。

惟中国的海军思维从战略与制度上都停留在“防”的低水平，存在致命弱点。在国家战略上，中国奉行防守战略。建设思路上，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指导下，又把“船坚炮利”的硬件建设视为打造海军的要旨。海军战略上，即便是左宗棠、丁日昌、郑观应等“海防理论家”，也沿用了“区域防守”与“守卫沿岸据点”的陆军思维，未能认识到海军的机动性与突击性的特点，没有把海上机动歼敌、控制海上通道的制海权、封锁等作为主要目标。制度上，区域防守思维是把海军分为互不统属的四大水师的理论基础。中故宫海军总体实力强大，但四大水师间互不支援。中法马尾海战上，福建水师独力作战；甲午战争，又是北洋水师对抗日本海军。难怪中国面对强敌屡战屡败。中国没有与时共进地认识到近代海军战略战术是落后的主因。

打开日本的为“海国想象”

与中国相反，日本在近代把自己定位为“海国”，海军建设奉行进攻思维。在锁国时期，日本统治者也不重视海洋，但日本思想家对海洋的思考没有停止。林子平在一七八五年的《三国通览图说》中讨论到俄罗斯人对千岛群岛与蝦夷虎视眈眈，提出要招谕蝦夷对抗。其后的《海国兵谈》又提出日本是“四方皆海”的“海国”，有必要制定海洋战略，大力发展海军。本多利明在一七九八年的《经世秘策》中拓展了“海国”战略，突破“海防”局限，提出来以发展海洋贸易与海外移民为主的海外扩张方略。佐藤信渊在一八二三年的《宇内混同秘策》则强调海上扩张必须以军事征服为主。为明治维新之后的海权立国奠定基础。

首先，日本美欧塞海之争的困局，一开始就把海外扩张与海军建设放在第一位。一八六八年《天皇御笔信》中已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同年谕令：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要务。一八七零年，兵部省提出“二十年内用友二百艘军舰”的目标。一八七二年组建海军省。

此后，日本在一系列海外扩张中尝到甜头：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台湾，这时日本海军实力还弱，但军事冒险却获得中国五十万两白银并获承认是“保民义举”，有口实继续“琉球处分”；一八七九年顺利兼并琉球；一八七五年，在与美国争议小笠原群岛主权中获胜；一八八五年兼并大东岛；一八八六年殖民南鸟岛。一系列胜利证明海外扩张可行，鼓励了以扩张为主导的海军战略。

此外，日本财力远逊中国，为建海军，日本发行海军公债，皇室节衣缩食，公务员集体减薪，贵族与富豪纷纷捐款，近中国的海军。反之，中国却在建成北洋水师后就停止购置战舰，大笔海军经费被挪用到颐和园建设上。

合适的战术

其次，日本对海洋战略的认识也走在中国前面。美国海洋战略家马汉（A.T.Mahan）在日本生活一年多，与本人早有交往，多名日本海军军官都在他任教的美国海军学院毕业。马汉《海权论》（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在一八九零年一出版就被日本译出，影响巨大。日本人一早认识到海军作战的本质在于获得制海权。甲午战争中，日本制定了以机动地夺取制海权为目标的战略是获胜的关键。

第三，没有“中学为体”羁绊的日本不但重视硬件，更重视制度与培养官兵素质。日本把海军置于统一的海军部下，又制定“大本营条例”，能以一国之力共计北洋水师。日本的海军教育之严格细致与日常演练只频密，特别是海陆联合作战的演习，更非中国可比。

最后，日本采用了合适的战术。一开始，日本与中国一样学习英式战法，但很快就转向法式战法，并按此建设海军。法重型战舰，以机动战术对抗英式的楔形战阵。两种战法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但在黄海海战中，中国过分才去防御姿态，强调保护旗舰，被机动战法击败。这也反映了双方思维上进取与防守的分野。至于决定性的威海卫一战，中国为了保存战舰，船只不敢出海，停留在基地，被日本海陆联合攻击全歼，更是保守的“防”败于进取的“攻”的绝佳例子。

可见，中日在海军现代化思路上的“防”与“攻”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双方成败，而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其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