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报月刊》2015年12月

口述/马宗骏

访问/吴章铨、禤福辉

撰写/禤福辉

　　一九四一年，国民政府在各大专院校号召青年投考空军，并送往美国受训，其间，经过重重严格筛选，才能成为空军。马宗骏一九四三年底完成训练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马宗骏生动忆述中美空军的合作情形：“抗战期间局势紧张，美国人争着要表现，中国飞行员也不想丢脸，大家抢着出任务，不甘后人，双方合作十分愉快。”一九四五年四月，日军计划分三路进攻湘西，第五大队和第一大队互相配合御敌，日军至四月底渐渐不支，六月七日，湘西会战全面结束，成为抗战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此后，日军已无力发动任何重大战役。

——编者

前言：

　　一九九九年底我和吴章铨兄一起飞往休斯顿访问马宗骏先生（George C. T. Ma），本文按照访问记录整理，并于二零一五年参考了美国空军档案增订而成，这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抢救抗战史，专访中美空军混合团计划的一部分。下文限于篇幅，引用空军档案的注释已删去。

　　马先生是江苏镇江人，一九一七年生于浙江兰溪。后来举家从兰溪返回原籍，住镇江城内斜桥街四号。空军官校十五期，一九四三年赴美受训，翌年回国，派往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十七中队，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战，最高官阶为上校。

　　马宗骏口述：

　　我家兄弟四人，我是老幺。我们早年丧父，全赖母亲抚养成人。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我还在念高一。淞沪战事爆发后，学校关门了，只好停学。这时大哥要离开老家，准备随着难民潮逃往后方。母亲怕我被拉伕，极力鼓励我跟哥哥离开，一起去大后方，当时我很不愿意离家，碍于慈母苦劝，只好听从她老人家的劝告，挥泪而别。

　　大哥是学音乐的，加入了军政部的军乐训练班，抗战时期写的许多军乐都是他们的杰作。

        陈怀民迎击日机 牺牲成仁

　　我跟着大哥离家后，最初还与家里有书信往来，往后八年就毫无音讯了。老家除母亲外，还有姑母和二哥，但是，姑母不久病故，家里的生活就更苦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我跟随大哥、大嫂辞别高堂，坐船到汉口，当时南京已经快要沦落了，路上难民很多，扶老携幼，争先恐后，蜂拥上船，因此船上挤拥极了。军政部的人员还带了家眷一起走，人数很多。但是，沿途有人负责安排交通工具，一路还算顺利，比起举目无亲的其他难民幸运多了。

　　在汉口亭停留了两三个月，后来乘火车去了衡阳。当时汉口还没有陷落，但是，日本飞机常常来袭，我军英勇抵抗，空战很激烈。空间除我国飞行员外，还有不少苏联人，很多飞机也是苏联援助的。当时留下最深的印象是，空军英雄陈怀民迎击日机。由于情况紧急，蓄意以飞机撞向敌机，但见猛烈的火球直冲云霄，陈怀民壮烈成仁，与日寇同归于尽。飞机全毁，机翼折断下坠①。当时我刚从防空洞出来，亲眼看见机翼从天而降，坠落在马路上，非常震惊。陈怀民也是浙江人，让我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当时情境，至今难忘。

　　衡阳也常常被日机轰炸，因为那里有空军基地，又是交通枢纽，附近还有其他军事设施。日机轰炸时，大家就逃到郊区，躲在树林里不敢出来。空袭过后，满目疮痍，有些人吓得目瞪口呆，面无人色，乱喊乱叫，大概是吓坏了。衡阳并不大，马路狭窄，血迹斑斑，有些电杆上还挂着死人的肢体，十分恐怖。此时我国空军受到重大挫折，只剩下少数苏联飞机，已无力抵抗敌人，因此，改取守势，不敢接战。

　　在衡阳时没有机会上学，常常跟着大嫂跑。但是，大哥享有公务员待遇，生活尚不成问题。在衡阳逗留了两个月，又出发前往重庆。这时汽油短缺，政府安排木炭车，从衡阳到桂林，再转柳州。走了一段路就停两天，这样走走、停停，终于到了广西河池，在那里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河池是个小城，居民都很穷，来了那么多难民，实在不胜负荷。最后到了重庆，前后历时一年多。辗转抵达陪都以后，才松了一口气。

        敌忾同仇 响应参军

　　到了重庆后，大哥到处打听，想办法让我复学。几经艰苦才进入江津白沙镇第一中山中学，与一大群来自沦陷区的学生一起继续求学。不久完成了中学阶段，大概已经是一九三九年夏季了。念中学时由学校借给饭钱，最初还要写条子，记录所借款项，但是，大家都要难民，哪里有钱，后来就索性取消，不要写条子了，所欠的钱也不要归还了。实际上，学校粮食不足，最初还勉强可以充饥，后来越来越减少，就不成了。大家常常饿肚子，十分难受。我在学校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但是，却被强制加入国民党。当时能力较强的学生都不得不参加，因为两党竞争很激烈，大概怕被共产党先拉去，因此国民党先发制人，以种种方法极力拉拢入党。共产党的活动是半公开的，有很多同学忽然不见了，原来悄悄去了陕北。

　　中学毕业后马上报考大学，可惜没有得到中央大学录取，结果在一九三九年秋进了哥乐山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药专）。药专是国立专上院校，才成立不久，一切都很简陋。当时原想学机械，但没有录取，只好改进药科，药专是第二志愿。药专校长陈思义一心一德，努力办学，而且很有魄力，锲而不舍，希望能使药专更上层楼，晋升为学院。

　　药专既是初办，一切从简，而且经费短绌，粮食不足，我们常常吃不饱肚子。学校的设备十分简陋，试验仪器极端不足。尽管选修化学是需要做实验的，但是，仪器和化学剂都非常短缺，常常草草了事，做得很少。

　　重庆“五三”大轰炸时我还在歌乐山药专，目击日机轮番轰炸，城里焚烧了好几天，很多地方都成了瓦砾场所，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死难同胞的尸体，可怕极了。大家目睹处处硝烟，遍地饿殍，都非常气愤，从此敌忾同仇，对日本鬼子深恶痛绝，于是励志参军，响应全民抗战的伟大号召。

       空军官校

　　药专是四年制，但我只念了两年。一九四一年政府在美国的租借法案通过后，计划送官校生赴美受训，在各大专院校还招青年投考空军，准备前往美国受训。报考的人非常踊跃，仅药专就有四五十人应考，但是，由于要求很严，只录取三人，同学王精华和我同期录取，一起赴美，可是，他在美国受训时没有通过考试，结果被淘汰，实在太可惜了。在美国军校受训时，淘汰的比例很高，约为百分之五十。最常见的问题是跟不上进度，或是发生事故，砸了飞机，或是飞机落地后打转，反映掌控不灵，技术欠佳。

　　录取后先在国内接受初级飞行训练，练习飞行四十二小时，训练基地在川南宜宾。那里原有中级班，由中国教官负责培训，然后经美国教官考核，通过考试的才能送往美国受训。我属空军官校第十五期，人数最多，共有三百九十一人。因为教室有限，先后分为三批，凑够一百人左右就开课，其他的人就要稍微等候。三百九十一人中有很多人被淘汰，送往美国的只有二百一十二人，能够在美国毕业的仅一百三十五人。在国内先淘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毕业时约去掉人数的一般，充分反映空军的严格要求。

　　在国内受训时使用弗利特型（Fleet）和赖纳型（Ryne）飞机，都是美制的初级教练机。中国教官也相当严格，教导我们做各种规定动作。最初教官带我们一起飞，不久就开始单飞了。有了八小时飞行经验之后，如果还不能单飞的就被淘汰。放单飞就是飞指定航线，飞得并不远，就在学校场地内进行。通常飞一个长方形，接着转弯，随即降落。

　　教授新项目时，由教官做示范动作，大家就依样模仿，然后教官就带着我们飞行。要单飞时，教官会先说明需要在空中做的动作。带飞和单飞共四十二小时，都有规定。有些教官是在美国训练的，也有在国内培养的，还有些到过意大利和苏联学习，不一而足。苏联人的训练方式和美国的不一样，他们不大重视人员的安全。美制飞机在飞行员作为后面有一块铁板，可以起保护作用。在美国受训时安全第一，飞机其次，不行就跳伞。如果在国内，非在不得已情况下，绝不能跳伞逃生，否则是不会被人原谅的。因为人有的是，飞机我们就不会做嘛。

　　初级和中级不分科，到了高级班则分轰炸和驱逐两科。空军官校从十二期起派人到美国受训，到美国后才分科。我是第十五期官校生，是第六批赴美受训的。第一、二、三批属第十二、十三、十四期，第四、五、六批都是第十五期。后来还有第十六、十七、十八期，到了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就胜利了，其他如第二十三、二十四期还在赴美途中。通常每三个月送出一批，到了第二十四期就全部结束了。

　　留美官校生由一位领队带领，在美国由毛邦初负责，国内则由周至柔主管。留美生的训练前后共一年多，空军官校原来定制为三年。刚进官校时是下士，到了高级班就晋升上士，毕业时就是准尉了，不过，国内当时还没有准尉的官衔。在国内零用钱是按下士或上士的官阶计算的，但是钱很少。到了美国就大不相同，每月有零用钱五十美元，很不错了，而且膳食和住宿都是免费的。

　　空军官校的膳食非常好，很丰富，当时称为“高空伙食”。因为拨出的经费较多，可以按照所需的蛋白和卡路里来推算青菜和肉类的分量，按青菜和肉类的市价计算膳食费用。一般来说，“高空伙食”费用约为普通士兵伙食的三至四倍，可见空军官校生是备极优待的。

        美国受训

　　在国内完成基本训练后，终于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前往美国受训。大伙从昆明出发，飞跃驼峰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在那里等候了几天，到二月三十日才转乘火车到孟买，然后乘坐玛莉·坡萨号（Mary Posa）轮船赴美，这艘船相当大，有一万八千吨，船尾还有一门大炮。据说船上有很多英军，还有十名意大利俘虏，听说都是将军。此外，有波兰军队九百四十二名。轮船穿过印度洋，再南行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才到达英国，英国士兵就下船了，但意大利俘虏仍留在船上，听说要把他们送往加拿大。因为害怕遇到德国潜艇，晚上厲行灯火管制，有时还在船上演习。但是，一路都很平静，沿途并未发生任何险象。前后四十二天才到纽约，已经是四月九日。大家松了一口气，心情很兴奋。

　　接着乘坐火车横跨美国，前往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Phoenix），于四月十四日才终于抵达目的地。出国时是五六个人，或八九个人一起走，所以第六批的六十四个学员，就分坐五艘不同的船，并非大伙一起出国的。因为战争时期交通工具非常紧张，只要船上有空位，就马上上船，以便争取时间，尽早前往美国，无法等候一起出发了。训练完成后，回国时也是分批回来，并无专门的船只接送回国。

　　训练基地在凤凰城附近，其中初级班是在威廉斯机场（Williams Field）上课，当时使用PT-17双翼练习机。中级班则在马拉纳机场（Marana Field）受训，改用BT-13单翼练习机。到了高级班才分科，驱逐机组到卢克机场（Luke Field）接受高级飞行训练，使用AT-5型飞机。

　　初级班规定每人练习飞行六十四小时，中级和高级班都是六十小时，必须飞行二百小时才能毕业，比一般训练班的要求高出一倍。训练课程很多，生活极为紧张。有时要增加夜间飞行项目，第二天还得清早起床，结果常常睡眠不足，在飞机上也感到疲倦不堪，只得闭目养神，或拼命拧自己的大腿，以防在驾驶盘上睡着，闯了大祸。其实训练课程也不算很难，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工多艺熟而已。

　　在训练期间，多半是半天上课，半天联系飞行。班上共二十多个人，分为两组，一组讲授学科课程时，另一组便联系飞行。每组有一个队长，由学生自己选出。

　　教官都说英语，大家的听力有问题，不得不依赖翻译。通常每班有两位翻译官，一位来自国内，另一位是从当地侨社聘请的。班上最好的以为翻译官名叫张学森，是张学良的弟弟。他自费赴美学习航空，后来太平洋战事爆发，无法回国，就流落异乡。训练班成立后，他摇身一变，竟然成为以为出色的翻译官。同时，还有一些前几期的毕业生留下来，在那里当了教官。此外，美军中也有一些华裔，可以帮忙。抗战爆发后，有不少华侨回国参军救国，其中投身空军的也不大乏人。这些人对解决当时的翻译问题作出极大贡献。

　　回国参加作战后，大家在基地内讲话仍用英语，尤其是一些简单用语，例如起飞，降落等，不仅飞行员试用英语，塔台也说英语。

　　美国空军在训练期间，一百人中总会发生一些摔机事故，但是，第六批留美受训的学院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而且成绩优异，毕业时得到一项特别奖，每人获得一枚奖章。

　　第六批赴美学院成绩好，失事率低，也许与他们的学历较高有点关系。十五期也有三分之二是大学生，也有些是军校生。军校是高中水平，初中毕业就可以考军校。其实飞行与学历高低也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主要看有没有从事飞行的细胞。比如有些人很有音乐细胞，自然容易引人入胜，使人有绕梁三日之感。

　　在美国受训，历时一年多，除了学习飞行外，还学跳伞、投弹、实弹打靶、空中射击、飞靶射击等，种类繁多、五花八门。

　　在四十年代，凤凰城的大旅社、大饭店已自动开放，让华人进内用餐，打破了从前的华洋界限，增加了社交的机会。我们与当地侨社有交往，使受训学院的生活较为丰富，减少了一些乡愁。

        回国杀敌

　　一年后训练结束，一九四三年底在43J班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但是，还要参加作战训练班（Operation Training Unit），练习使用P-40驱逐机。这时大家都归心似箭，争取尽快回国，参加救国大业。结果再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乘船离开洛杉矶，取道太平洋回国。回国时也分很多批，十五期第六批的同学原来计划十一人一起走，但是，后来有三人先行离美。我在第二组，是四个人一起乘船回国的。在返抵国门前，我们在印度与其他同学聚首，逗留一段时间才一起回国。

　　这时交通工具仍然非常缺乏，安排很不容易。回国时乘坐自由轮（Liberty）运输船，船上还载了三五架飞机，一同运回我国。运输船没有客房，他们临时在甲板上用木板盖了一个小房子，给回国的人员使用。这种房子非常简陋，人民戏称为“狗屋”（dog house）。当时生怕遇上日本战舰拦截，船队由十八艘船舰组成，还有几艘军舰护航，以免战略物资落入敌人之手。船队迂回向南太平洋航行，从澳洲北面经过，好不容易才在七月五日到达印度，转承火车前往卡拉奇（Karachi，当时属印度，现归巴基斯坦）的空军基地。在印度逗留了相当长一段日子，参加专为归国官校生开办的补充训练班（Replacement Training Unit），接受二十二小时的P-40熟悉飞行训练，作为正式参加中美空军混合团编制的准备。其实训练营也没有新东西，不外是编队飞行、投弹等项目。

　　卡拉奇城外的马利尔（Malir）空军基地是美国向英国租借的，面积很大，设备齐全，飞机很多。在那里逗留两个多月，才起程回国。乘运输机到达昆明，当天恰巧是中秋节，月圆如镜。每逢佳节倍思亲，使刚踏入国门的游子特别感到温馨。

        中美空军混合团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正式向部队报到，立刻派往湖南芷江空军基地，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第十七中队。五大队的美方大队长是丹宁上校（Col. John Dunning），中方大队长为张唐天上校。五大队下辖四个中队，按照编制应拥有驱逐机七十二架。但是，作战时经常有损失，有些完全报废，有些需要修理，因此，常常不足数额。

　　混合团的人员在编制上属于中国空军，但归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指挥，可以说是中国政府把指挥权委托给他们。美方的温斯洛·摩斯上校（Col. Winslow Morse）是混合团司令，中方有一个副司令，就是徐焕升中校。

　　美方大队长比较主动，他们的情报较多，通讯设备也齐备，因此，通常由他们向大家做简报，并作出决定；中方的大队长或中队长就发号施令，安排人员，指定谁当领头人，谁是僚机。双方人员合作无间，相当融洽，绝少发生摩擦，与派往缅甸的远征军的情况不同。抗战期间局势紧张，美国人争着要表现，中国飞行员也不想丢脸，大家抢着出任务，不甘后人，双方合作十分愉快。

　　美国飞行员和优秀，勇于承担任务，常常抢先出击。有时出现不易解答的疑难困难，他们常常一马当先，抢先解决。记得有一次，大家不敢确定飞机能否携带一千磅的炸弹，他们就抢先做试验，发现只可以带一枚，大家就知道如何取舍了。当时的P-40大概只有七八千磅重，而且机翼很短，因此，只能带一枚这种巨型炸弹。

　　混合团的驱逐机是清一色的美制飞机，初期多数是P-40，稍后有较新的P-40N。一九四四年冬来了更新式的P-51野马式（Mustang）驱逐机，当时最初数量有限，第五大队要到一九四五年初才开始接收。P-51配备油压系统，飞起来轻松如意，非常舒服，而且容易操纵、航程较远、速度较快、火力更猛，机身构造坚固，比日本飞机优越多了。而且，爬升和转弯稍为慢些，是美中不足。因此，大家采取陈纳德的一击战术，面对面打了就走，不要回头，决不缠斗，以便充分利用飞机速度快的优点。结果非常成功，造成日军伤亡累累、闻风丧胆，抗战后期机会根本不敢迎战了。

　　五大队大多数是中国飞行员，也有一些美国人。飞机是共用的，但是，宿舍是分开的，中美人员的伙食也不同。基本上作战是混合的，行政是分开的，颁发奖金、薪水也是由中美双方分别办理，地勤人员中美双方都有，飞机有毛病时就交给一个机械士，由他负责修理。事实上飞机多数由中国机械士进行修理，他们是在国内训练的，有些是机械学校毕业生，但是，高级机械士都曾在美国受训。他们当中也有很多都是美籍华裔，属于美国派来的地勤大队。

　　大队的作战人员分为两组，每日中午交班。担任下午警戒的一组，接着担任第二天上午的警戒，也就是说，担任警戒一天，就休息一天。在警戒的时候，随时会派遣任务。出任务时常常是两小队中国飞行员和两小队美员，混合团的最高指挥官是美国人，作战官也多数是美国人，作战计划一般由他们策划。不过，中美双方都承认混合团人员的战绩，双方都颁发勋章。中方人员的薪水是中国政府发给的，按照中国空军的薪给分发，但有飞机加给。美国人的薪给不同，他们拿的是美国薪水，肯定较高，究竟多少美元就不得而知了。

　　团里的伙食按照中国的标准，营养成分很高，在战时的中国来说，已经算很不错了。战略物资特大致充足，弹药基本上都不虞缺乏，但是汽油供应时有短缺。

　　一九四四年五月初三大队推出芷江，北移四川梁山，芷江改由五大队进驻。芷江基地相当大，是五大队的主要前沿基地。五大队有四个中队，按照编制应有七十二架飞机；有时B-25轰炸机也会进驻芷江，例如一〇四中队就来过，以便轰炸敌人的前方基地。同时第一大队四中队和三中队各派出两架B-25轰炸机，组成第三十四特遣队，常驻芷江。一九四四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八九月间向湘西猛攻，通过衡阳，沿湘江河谷推进，进攻芷江，企图夺取这个重要的空军基地。九月间的情况极端严重，日军已打到芷江附近的宝庆，离芷江很近。当时五大队的任务很重，如果侦察兵发现敌军、卡车或运输队移动，就马上报告，立刻出动飞机攻击。哪里有日本飞机的踪迹，就立马去打。这时大队在一个月内共出任务超过一百次，有时每人每天要出击两回。一般派出的任务约三小时，例如从芷江去衡阳或汉口，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回来，南昌、九江大概要三个小时。但是，如果去南京、上海，往往需要五六多个小时，超过四小时，就要挂副油箱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由于情况紧急，芷江有陷落的危险，于是匆忙把一些与作战无多大关系的人员撤往恩施，其中包括九十三名美国人、六十二名中国人员。后来日军改为进攻桂林，芷江的危险才得解除。

　　我在十一月才到达芷江，一号作战对芷江的攻势已经结束。向五大队报到后，稍事休息，便披起战衣，匆匆出战。这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破坏各地的水陆交通线和机场，摧毁公路、铁路、卡车和火车，切断敌人的战略物资供应链，并打击其调动部队的能力。此外，我们还经常负责掩护B-25和B-24轰炸机或C-47运输机出任务。我们的作战范围也从湖南扩展到广西及桂林黔边境，支援我方部队，抵抗日军的进攻。

        险象环生 屡立战功

　　记得我第一次出战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十六架P-40攻击衡阳至湘潭公路。

　　十一月二十四日则飞往湘江，在湘潭至湘阴一带扫荡敌人的船只。这天也是出动十六架P-40，在威尔克斯少校（Major J.C.Willcox）率领下飞向目的地，在那里搜索，并未发现任何重大目标，结果改向益阳飞去，猛炸那里的水上交通工具，如木船、驳船、舢板，也算颇有收获。但是，大伙返回芷江时，两架P-40在降落时发生意外，其中一架又俞扬和驾驶，两机破损颇大，可说美中不足。

　　十二月三日奉命出击衡阳机场，十五架P-40在拉姆齐少校（Maj. G. W Ramsey）率领下从芷江飞出，但是拉姆齐起飞时引擎发生故障，结果立刻迫降，未能出战，是役指挥任务改由乔伊纳上尉（Lt. W. H. Joyner）负责。我们一起浩浩荡荡直扑衡阳机场，但是只看到一架飞机，立刻投下燃烧弹，把它报销了。接着连番扫射，摧毁附近几个高射炮阵地，功德圆满，便改往北飞。我们沿着公路展开猛烈扫射，一直到湘潭才停止。沿途不少卡车、军需品和建筑物，一概都在攻击之列。

　　然而，汤马斯中尉（1st Lt. W.C.Thomas）在衡阳附近扫射卡车时，被敌人炮火击中，飞机冒出浓烟，随即向下俯冲，卢誉标中尉发现后，一直紧跟不舍，直至汤马斯跳伞逃生，仍然在空中继续观察，以便确定他落地的确实地点，给予援手。不料飞了一阵子后，竟然不办东西，迷失了放心。后来在一个小镇上空兜圈子，希望引起人们注意，给他一点指示，可惜完全落空了。这时赫然发现汽油即将耗尽，不得已立即紧急迫降。幸亏在武冈附近下地时，他竟然丝毫无损，飞机却报废了。四天后安全返回基地。命运耶？奇迹耶？只有苍天晓得。

　　十二月十日，队部决定轰炸新市、长沙、湘潭等地的交通线，十七和二十七两个中队携手出击，派出十四架P-40，原来指定威尔科克斯少校领导，由于飞机出现故障，赶快折回基地，改由乔伊纳上尉指挥。我们循粤汉铁路沿线北飞，直抵新市，随即飞长沙；稍后转向湘江搜索敌人踪迹，炸射敌军船只。此役非常成功，在铁路沿线击毁、击伤很多卡车。由于主要目标全部命中，炸毁火车十多节、毁坏木船五十余艘，获颁彤弓奖章，并发给奖金三千元。不过，那时法币贬值很快，奖金发下来时只够买一条香烟而已。

        湘西会战

　　另一方面，一九四五年初是最动人心弦的时节，因为抗战进入了高潮，带来一举击败敌人、和平在望的憧憬。这时日军进攻芷江已如箭在弦，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到了三四月间，我们天天出动，重拳攻击敌人在宝庆、衡阳和长沙三角地带所有水陆交通枢纽、铁路桥梁和机场。例如三月八日我们炸射岳阳的火车站，三月二十八日，轰炸汉口、武昌和白螺矶的机场。三月三十日则轰炸南雄和南安的公路。

　　四月九日，日军果然开始在宝庆（今名邵阳）轰动，第二天我们就在空中发现敌军在资水架设军用浮桥，准备渡江了。这是暴风雨来临前夕，然而，我们早有预感，并不觉得突然，反而期待快点爆发，痛快地一举击溃敌人。日军从益阳、宝庆和新宁分三路向西迈进，企图夺取芷江空军基地。三路日军沿宝庆至洞口公路的中线为主轴，战事最为猛烈。在湘西会战爆发后的两个月里，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在惊涛骇浪之中。②

　　四月十二日，我奉命掩护十四航空大队部三〇八轰炸大队九架B-24重轰炸机前往攻击武昌机场。接着敌人终于在十四日强渡资水，我们翌日立刻出战，十七中队在这天先派出五个编队攻击入侵之敌。四月十五日清早我跟随六架P-51出击宝庆，以公路桥梁为主要目标，全力抗击日军的进攻，结果不负所望，投下两枚子弹，命中一座桥梁，还摧毁了附近几栋建筑物，火光熊熊、浓烟冲天，叫人鼓掌称庆。中午再次出动，轰炸宝庆靠近资水的仓库。稍后再派出三个编队，同样以敌军仓库为目标，以期切断敌人的战略物资供应链。

　　第二天（四月十六日），敌人向西推进，我们恢复轰炸交通要道，尤其是公路桥梁。这天中午派出四架P-51，由麦肯齐中尉（1st Lt. Mckenzie）率领，飞往炸射新化和永丰至宝庆的公路，阻绝敌军的进攻。我们在距离新化约十四英里处看见我陆军兄弟放置的白色“T”标志，还有一方红旗，指示我们向标志所指的方向飞去，轰炸树林里的敌人。我们急忙低空投弹，并连番扫射。但见敌人四处逃跑、嚎啕大叫，丑态毕露。此外，还有另一个标志指向几栋建筑物，我们连忙向那个方向投弹，结果火舌熊熊、浓烟冲天，可见最近陆空两军建立联络制度后，我们与地面的兄弟紧密合作，按照他们的指示，立马可以执行精准轰炸，其效果真有出人意表之妙，此刻我们的P-51立刻从驱逐机变成轰炸机了。稍后再次出动，奉派轰炸宝庆和衡阳之间的演陂桥，也一举把它摧毁了。感谢美国派来的联络/通讯官韦斯特上尉（Capt. West）为我们带来了新创的联络/通讯办法，他亲自建立了九个无线电通讯小队，派往我陆军的最前线，告诉我们攻击的确实位置，从而可以执行精准轰炸，效果极佳，大家非常高兴。美国朋友用的是洋法，需要昂贵的无线电设备，我国一穷二白，自然办不到，可是我陆军使用土法，效果也不错，土、洋结合，天衣无缝，真是各显神通了。

　　四月十七日，我们飞往宝庆至洞口公路展开扫荡，发现陆军放置了指向树林的布条标志，立刻朝那里投弹，并且连番扫射。四月十九日，再次奉命前往该地进行侦查和扫荡。到了岩口铺才看见指示标志，发现六十至八十名日军急忙躲起来，立刻投下汽油燃烧弹。四月二十日，我随一个四架P-51的编队飞到岩口铺进行侦查，在附近一个树林里看到指示标志，随即急忙投弹，还摧毁了几栋建筑物。在岩口铺的东北有一间庙宇，看来是敌人的哨所，二话不说，立刻把它炸毁。到了四月底，日军渐渐不支，战事稍为松弛了一点。

        全面改採攻势

　　但是，五月初形势大变，我军改变初期采取防御策略，于五月八日改採攻势，开始全线反攻。但是，空军得风气之先，早几天就改变方针，采取攻势了。不过这时空军化整为零，很少派出大编队，多数派出由两三架飞机组成小编队，否则，人力不胜负荷嘛。这种新措施，使我们能够发挥最大效用，令敌人疲于奔命。由于日军没有空军保护，彻底暴露在我空军的火网下，遭遇我军攻击时，无地可逃，大部分躲在树林里。因此，我们经常使用汽油燃烧弹，一下子把鬼子烧成焦炭，非常管用。进入反攻阶段后，作战参谋下达的目标都改为“攻击侦查”，强调与前线陆军协调，合力攻击敌人，一切改期摧毁交通线的防守策略。

　　五月五日我随两架P-51飞往回龙桥地区，是役目标正是“攻击侦查”。到达后看到陆军放置的标志指向树林，离开代号为“Scurvey”的无线电联络小队仅四百码左右，为了避免误伤战友，投弹时必须特别小心，幸亏全部命中，第二天大家忙得不可开交，十七中队这天派出六个编队，到处追杀敌人。这天我参与汤马斯中尉率领的编队，与两家P-51和一架F-6战机一起飞往洞口，立刻与“Scurvey”通话，只好飞去联系“Scalding”小队。按照他们的指示，就在那里投弹，摧毁了一个机关枪阵地和一些散兵坑，使用了汽油燃烧弹，着地后火焰迅速向四周蔓延，在极大面积猛烈燃烧，鬼子纷纷狼狈逃命，我们趁机扫射，杀伤鬼子不少。

　　五月八日指挥部正式下达全线反攻命令，大家知道好戏马上来临了。从这天起至五月十五日战事进入高峰，我们每天都有任务，而且可能一天出战四五次。这时战斗十分激烈，基本上以扫荡宝庆至洞口公路上的中路日军为主，其中尤以洞口和放洞两地爆发的战斗最为激烈，鬼哭神号，杀声震天。放洞当时只是个小村庄，有几百户人家，与洞口相距约14英里，在五月里成为混合团天天光顾之地。洞口地势较开朗，附近水田不少，还有些村庄，村民都跑光了，成为日军藏身之所。附近有些小山头，经过不断轰炸，变化一片焦黑。山坡下很多树林，常有敌军在那里躲藏。我们每天飞去轰炸据禑顽抗的敌军，有时同一天在一百架次以上，全力歼灭日军。

　　洞口一带的战线犬牙交错，敌我难分，一不小心就会误打友军。因此，大家战战兢兢，只有得到通讯小队指示时，才敢投弹。五月八日下午，我跟随汤马斯中尉领导的编队，三架P-51一同飞去洞口，作战参谋明确指示，这是空军配合陆军发动攻击的协同行动，到达那里后必须立刻联系“Scurvey”小队，由他们指示攻击低点。按照通讯小队的讯息，我们马上轰炸附近日军据守的山坡，弹落点十分准确，圆满达成任务。第二天我和彭西尔中尉（Lt. Pensyl）一道，向山门飞去，协助新化附近的陆军兄弟攻击敌人。日军据点离开“Safety”小队所在地只有一英里半。我们完成轰炸任务后，立刻飞往白马山，在该处的“Lockjaw”小队请求我们多派飞机。科室，我们无法与“Scalding”小队联络上，只得飞回芷江。

　　经过我们与陆军的不断努力，五月十五日终于把敌军驱逐出放洞，接触了芷江之围，但是，有些地点仍继续战斗，要到六月七日湘西会战才算全面结束。不久，由于第五大队在湘西会战中发挥重大作用，表现优异，获得混合团司令部表扬。

　　抗战八年，可歌可泣的事太多了，使人难忘的要算不幸中弹和跳伞逃生的动人故事。记得一九四五年四月许志俭在湘阴被敌人炮火击中，紧急跳伞，幸而得到游击队救助，一个月后才回基地。陈海泉同样被地面炮火击中，也跳伞逃生。吴国梁的飞机被击中起火，幸而跳伞时在我方阵地降落，有惊无险。此外，俞扬和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在同一天里两次出事，但是竟然死里逃生，丝毫无损，简直像个神话故事。他在上午出击时，飞机中十七弹，在芷江紧急降落，当天下午又开另一架P-40出战，不幸再次被敌人炮火击中，飞机被毁，马上跳伞，一点没有受伤，步行返回芷江基地，真可说是奇迹。

　　此外，一九四五年初，我在一次出击时差点铸成大错。本来出任务前已经说明，配备的二百五十磅炸弹使用瞬发引信，要特别小心。普通引信，一般延迟七秒才爆炸，炸弹钻进底下，穿透进去后才会爆炸，因此，投弹后较易脱离危险区。但是，瞬发引信就千万要小心，必须离地四千五百英尺以上才能投弹，并且投弹后应，马上脱离三千五百尺外，方为安全。但是，那天出发后，我花了十来分钟，仍无法找到预定目标，相当苦恼。后来终于找到目标，欢喜若狂，什么都忘记了，在低空投弹。炸弹下去后，才想起这是瞬发引信，知道犯了大错，立刻把油门加满，拼命往前冲，一声轰然巨响，飞机为之震动，摇摇欲坠，幸亏安然脱离，有惊无险，按时返航；但是，当时实在是捏了一把冷汗。返回基地后一看，发现飞机的尾巴有十几个大洞。过几天，一个刚到队报道的美国飞行员轰炸桥梁时，逃避不及，结果机毁人亡，非常可惜。事故之多，真是罄笔难书。

        抗战胜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了。混合团的任务大功告成，九月便正式撤销。美国同袍欣然回国，两年多的战友功成身退，大家依依惜别。混合团的中国飞行员马上恢复了中国空军的编制，原属混合团第五大队的人员仍然编入五大队，番号完全不变。

　　战事结束后，我调到杭州笕桥航校当教官，任教三年后再调往南京总部。一九四九年大陆易手，从南京把教练机开到台湾。在部队呆了一段时候，一九六四年退役。

　　一九八五年离开台湾，到了美国，在休士顿安度余年；但是，每当翻开发黄的旧照片，回想抗战时期在祖国长空追杀日寇的情景，还是激动不已。

注释：

①陈怀民。浙江慈溪县人，空军四大队二十三中队飞行员，在“四二九”武汉空战中，仅五分钟便击落一架敌机，接着被五架96式日机围攻，他的伊-152战斗机中弹，情势极端危急，便奋不顾身，把座机撞向敌人的96式战机，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一岁。参见陈应明、廖新华编著：《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二〇〇六，页八二。

②一九四五年初就盛传日军企图夺取芷江，将发动湘西会战。我方早有准备，并指示何应钦上将在溆浦设立指挥部，以便就近筹划，统一指挥，同时制定应战计划，坚决抵抗。我军计划以第四方面军为主，第三方面军为辅，由王耀武将军负责指挥。我方九个军二十六个师，二十多万大军在湘西枕戈待旦，其中尤以第七十四军和七十三军为主力，稍后并且从缅甸空运新六军前来助阵，保卫芷江空军基地。敌军在四月九日开始蠢动，计划分三路进攻湘西。在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五大队和第一大队的配合下，日以继夜奋力轰炸，日军伤亡惨重，至四月底渐渐不支。我军在五月八日全面反攻，至五月中日军基本上撤回宝庆，六月七日湘西会战全面结束，成为抗战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此后日军已无力发动任何重大战役了。湘西会战的胜利，五大队居功至伟，也是中美空军混合团最漂亮的一役。参看中国第二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湘西会战篇，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页一三四〇—一三八七；杨克林、曹红编：《中国抗日战争图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二，下编，页九四八—九六一；《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页三八八—三八九；又参看梁道明：《击溃了犯湘西 敌军——五大队队保卫湘西之战》，《中国的空军》第八十五期，一九四五，页一一七—一一九，又《湘西会战中的五大队》，第八十七期，一九四五，页五—八；Carl Molesworth, Wing to Wing：Air Combat in China, 1943-45, New York：Orion Books, 1990, PP. 156-162。